發展中國家需要更多的女科學家。Jeanne Therese H. Andres探究了其中的障礙以及克服它們的方法。
全世界的大多數窮人——超過10億人——是女性和兒童。而女性構成了所有國家人力資源的一個很大的組成部分,是有才華的科學家和創新家的豐富的潛在來源。[1]
科學在改善生活質量方面的作用如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顯著。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數據,女性積極參與科學是各國減貧舉措的關鍵。[1]鼓勵女性參與科學可以讓各國的寶貴的人力資本最大化,為女性賦權,並改善國家的經濟前景。
但是在世界的許多地方,很少有女性在科學領域工作——而且那些在獲得高等教育學位之後仍然積極從事科學工作的女科研人員仍然未被充分代表。[2]
UNESCO的統計研究所(UIS)估計,全世界全部科研人員中只有27%的女性。[3]
在非洲,幾內亞的女科研人員比例最低(5.8%),而且在該研究涉及的118個國家中的比例最低(55.7%)(見圖2)。只有兩個非洲國家——賴索托(55.7%)和佛得角(52.3%)實現了科研人員的性別平等。[2]
在亞太地區, 緬甸的女科研人員比例比世界任何地方都高(85.5%)(見圖2)。但是該地區只有5個國家——格魯吉亞(52.7%)、阿塞拜疆(52%)、菲律賓 (52%)、哈薩克斯坦(51.3%)和泰國(50.3%)——實現了性別平等。女科學家在日本(13%)、孟加拉國(14%)、印度(14.8%)、韓 國(14.9%)和尼泊爾(15%)的代表狀況最差。[2,3]
衡量性別鴻溝
彙編關於科學中的女性的統計數字從而進行國別比較是費力而困難的。儘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研究所(UIS)有86個國家的可比較數據,全世界一半國家的數字仍然缺失,包括主要的科研樞紐,如澳大利亞、加拿大、中國、英國和美國( 見圖1)。[1,4]儘管存在這些鴻溝,這仍然是能夠得到的這類數據的最佳來源。
其中一些沒有納入UIS數據庫的國家確實彙編了關於科學中的性別不平等的國家統計數據,而且常常很詳細。但是這些數據是根據「全職等效員工」(FTEs)而不是「人數」(HC)計算的,因此它們計量的是工作的小時而不是工作者本身。這讓它們與UIS以及其他全球機構收集的數據無法兼容。
這不是缺乏性別數據的唯一原因。發展中國家常常缺乏關於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人員的國家性別統計數據。[4]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一個國家正在拚命應對諸如貧窮或衛生危機等迫切的擔憂,肯定無法指望它把收集性別數據作為優先任務。
但是國家層面上的科學的性別數據可用性參差不齊的情況確實指向了一個更深層次的潛在因素:決策者根本沒有意識到科學技術的性別鴻溝的潛在意義。 而這種意識的缺乏隨著性別政策的優先級別一直很低而成為了一個反饋環,優先級別低反過來意味著沒有收集統計數據,這助長了意識的缺乏。[1]
幫助各國收集、分析和傳播關於科學技術與性別的統計數據將破除這種惡性循環,並且將科學中的性別問題置於決策者的議程之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經呼籲國際社會幫助各國收集這些數據並且採取策略增加女性參與科學技術。可靠的證據能夠通過幫助決策者發現需要採取專門干預措施的領域,從而為政策提供訊息。[1]
一張看不見的網
在世界各地,各國政府正在開始更多地意識到需要在高等教育層面上支持女性從事科學研究——包括職業和技術訓練、本科教育以及研究生教育。[1]
那麼,為什麼發展中國家有那麼多女性參與科學的程度仍然較低?
發現女性很少參與科學的根源是非常不容易的。正如任何複雜問題都沒有一個明確的致命弱點,沒有一個潛在的原因能夠解釋它。相反,人們把這些障礙與一張隱性的網聯繫了起來,這張網是用相互纏繞的代表文化、社會、個人、制度、政治和經濟障礙的線織成的。[5]
然而女性在科學領域未被充分代表可以強烈地歸結於她們較少參與高等教育,特別是較少參與最高學位級別的教育。[3]
在大多數國家,男性在高等教育全部層次的科學與工程以及科研職位方面佔據支配地位(見圖3)。如果不僅著眼於科學,在所有的研究領域中,這個趨勢就不一樣,大多數國家僅僅是男性佔據著博士及以上級別的支配地位,而且很大一部分國家實現了性別平等。[3,1]
這些障礙肯定是在早期出現的。在發展中國家,貧窮是獲取中學教育的不平等的最主要原因。這反過來又限制了年輕女孩獲得大學學位。
在總體上,女性和女孩在獲取基礎教育特別是學習科學方面仍然落後於男性和男孩。[1,6]在所有成年文盲當中,2/3是女性。[6]獲取持續的長期教育——特別是科學教育——仍然是許多女孩面臨的難題。[1,6]儘管毫無疑問中學教育為女性賦權而且幫助他們的家庭脫貧,與富裕的女孩相比,沒有接 受中學教育的最貧窮的女孩數量多達前者的2倍。[7]這讓這個循環一直存在下去。
也有文化障礙。長久以來各個社會施加了無益的性別刻板印象,區別對待所謂屬於男孩和女孩的東西。男孩獲得教育和訓練,因為預計他們將為家庭提供收入和未來的經濟穩定性。另一方面,女孩被撫養成優秀的妻子、母親和管家。
直至今日,在一些文化中,關於女孩的科學能力的誤解仍然大量存在。幸運到能夠進入小學和中學學習的女孩常常不能從事技術或基於數學的領域,好心的父母和指導教師讓他們從事非科學領域的工作。
這些對女性在社會中的角色的傳統定義以及所謂女孩本質上不適合科學的荒唐說法出現並且流傳了一代又一代,儘管很容易科學地駁斥它們,卻無法容易而迅速地它們從已經確立的文化態度中清除出去。
然而,教育也可以實現影響力。教育女孩——即便是在小學層次上——也可以把她轉變為一個經濟貢獻者。[6]而且不難想像通過讓女孩獲得更高層次的科學教育從而讓她們最終參與科研育創新而能夠得到的龐大的社會經濟潛力。
職業障礙
一旦一位女科學家確實努力跨越了這些障礙並且成功獲得了她的本科或更高的學位,新的障礙又出現了。
由於在科學家職業的這個階段常常正趕上女性的育齡階段,這就帶來了一個困難的兩難境地,即究竟是順應工作前景從而謀求職業發展(例如競爭獲取固定教職的職位),還是把重點放在長期人際關係和家庭責任上。
另一個潛在的障礙是科學職業和就業個方面的性別歧視,諸如工作面試、論文發表的同行評議過程、授予資助和資助選擇、競爭學術獎金和晉陞。近年來,關於這類歧視是否存在以及程度有多大,這一直是一個激烈辯論的話題——主要是在西方國家。[5, 8, 9, 10]
但是沒有被質疑的問題在於從事科學職業的女性因為同樣的工作而比她們的具有同樣資格的男同事獲得的報酬較少。由於她們得到晉陞的機會也較少,女性常常見於科學職業梯隊的較低層次上。[1]
職業評議過程傾向於忽視與性別有關的生產力或論文發表模式。例如,研究表明,女性通常比她們的男性同事撰寫的論文更全面而簡潔——這導致了數量更少但是引用率更高的論文。[1]
資深研究職位上的女性數量較低可以用一大批因素加以解釋,包括努力維持健康的工作-生活平衡、衡量成績和晉陞的有性別偏向的標準,以及科研機構的不靈活的政策。[1]
很明顯,如果一個學術機構的職業發展體系更適合男性——包括更長的工作時間、工作之外的有限的家庭責任、強調早期成績,以及排斥科學家以外的任何身份——那麼女性肯定不會像她們的男同事進步得那樣快。
制度的作用
即便在富裕的西方社會,女性在科學領域也沒有被充分代表,在西方,貧窮和教育的不平等很少成為障礙。人們正在激烈地爭論這種現象的理由。
2010年由美國大學女性協會(AAUW)發表的一項研究提示,科學中的性別歧視仍然在制度層面上存在,儘管它的形式比以前更加微妙。[13] 批評者認為,與”制度原因”相比,未被充分代表主要應該歸結於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職業選擇,以及與撫養家庭有關的其他因素。[8]
但是制度改革可以產生影響。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最近進行的一項研究回顧了各個工程與科學學院的性別平等,並報告了在工程學院縮小性別鴻溝的顯著進展。[14]
它還表明了絕大多數女教師都對MIT科學學院的性別平等政策持積極態度。[14]MIT是美國走在實現性別更平等的道路前列的機構之一,而且在校園推廣了有利於家庭的改革,諸如建立了教職員工的校園兒童日托機構。[5]這類措施可能成為其他學術機構效仿的一個藍圖。
從學校教育開始
許多資源密集型的解決性別不平等的方案完全不適合發展中國家的科學機構。但是縮小科學中的性別鴻溝的行動呼籲變得越來越強,特別是聯合國在2000年把性別平等作為它提出的8個千年發展目標(MDGs)之一。[7]而且一些發展中國家注意到了這個問題。
為了鼓勵孟加拉國的青年女性接受中學教育,女性中學獎學金項目——一個捐助者資助的政府項目——為那些進入中學學習並借把結婚推遲到18歲以後 的女孩和她們的家庭直接提供學費和贍養費。在實施這個項目的地區,女性的中學入學率從1991年的33%上升到了2005年的56%。[7]
在印度的喀拉拉邦,成功的方案因為女孩完成一學年的學業而給家庭錢。[6]在2001年,總識字率從1951年的僅僅47%激增到了91%(全 印度最高),女孩和男孩的識字率差距只有6.3%。[11]在巴西,貧窮的家庭可以因為讓他們的兒童上學和讓他們接受常規健康檢查而獲得現金。 [6,12]
在高等教育階段,私營項目——諸如Schlumberger基金會的Faculty for the Future項目、歐萊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For Women in Science項目,以及愛思唯爾基金會的新學者項目——積極支持女性進行高級科學研究。
超越基礎教育
在教育之外還有很多可以做也應該做的東西。第一步是詢問發展中國家從事科學職業的女性最需要什麼,以及如何讓干預手段最有效。
UIS提出了3個迫切的需求作為有用的起點。[1]它們是:增加全世界女性參與科學和科研職業、傳播關於科學和性別問題的公共意識,以及收集更多的性別統計數據從而促進徹底的研究。
關鍵不僅僅在於讓更多的女孩上學,而且還在於好好地教給她們科學,鼓勵她們從事科學職業,以及幫助她們堅持下去。
南非的教育者最近引入了基於探究的科學教育,希望動手操作的、觀察性和實驗性科學可以吸引更多的女孩。[15]這意味著在小學調整教授科學的方式,並認識到傳授知識的方式應該同樣適合男孩和女孩的學習方式。
教學也應該重視關於科學的常見誤解,例如科學是男孩學的,以及女孩沒有領會科學的腦力。
輔導和指導有追求的科研人員是另一種激勵女性堅持從事科學職業的強有力的方法。女性有時候可能會因為自我懷疑或避免與沒有面臨同樣障礙的男同事競爭而想放棄。榜樣和導師可以提供客觀的建議,並且幫助青年女科學家做出職業選擇。
建設網絡和支持體系也可以幫助女科學家找到並維持一種健康而多產的工作-生活的平衡。它們可以幫助她們發現其他人如何應對挑戰、或許還提供了她們從未考慮過的選項和解決方案。
提供更好的經濟激勵——通過縮小或消除技能相同的男性和女性科學家之間的工資差距——也可能吸引更多的女性從事科學,或者說服更多的女性留下來。工資和晉陞政策應該考慮有性別的生產力模式,避免最適合男性的傳統工作評估方式。
讓更多的女科學家進入學術界、政府和產業界的頂級決策層,如果這些資深女性推動促進性別平等的政策,這就可能對青年女科學家產生很大的影響。她們還可以成為有追求的科研人員的積極榜樣。
質疑謬論,收集統計數據
為了滿足第二個需求——傳播公共意識——一場社會文化變革必須從家庭層次上啟動,一直延伸到社會網絡。它必須改變性別刻板印象,說服人們放棄限制女孩和女性充分參與科學的謬論和誤解。
這是一個令人畏縮的前景,只有通過持續一年又一年的喚醒意識的運動才能實現。但是如果每一個受過教育的女孩和女性質疑這些謬論和錯誤並且不讓它們傳給下一代,這種文化變革就更有可能實現。
最後,我們需要更好的性別統計數據和研究。努力收集自身數據的各國應該與UIS等政府間機構聯絡,後者可能有能力提供幫助和建議。
如果要這些干預手段中的任何一種起作用,主要的制度參與者必須全都參與進來——如第三世界婦女科學組織(OWSDW)、聯合國機構、科學政策的決策者、資助機構以及政府。
然而,我們必須記住,在根本上,變革的最重要的貢獻者是家庭、社會、學校教師、學術管理者,以及女科學家的導師——以及女科學家本身。
由於在全球和國家層面上的關於貧窮、經濟發展和全面社會進步上的意義,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忽視科學中的性別不平等。
忽視科學中的性別不平等將浪費一種強有力而未被利用的資源——一大批女科學家,如果他們有了合適的資源並且得到賦權,她們就能把才能和創新用於本國的發展。
本文作者Jeanne Therese H. Andres是英國劍橋大學化學工程與生物技術系的菲律賓籍博士生。她自從2008年起成為了Schlumberger基金會的Faculty for the Future項目會員。
本文是關於克服科學中的性別障礙的專題聚焦的一部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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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Women in Science: UIS fact sheet number 6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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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Website of the Government of Kerala,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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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AUW Why So Few? Women in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2010)
[14] MIT A Report on the Status of Women Faculty in the Schools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t MIT [1.55MB] (2011)
[15] ASSAf Inquiry-Based Science Education: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 of Girls in Science in sub-Saharan Africa [1.69MB] (2011)
本文原發表於SciDev.net[2011-0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