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終會勝利。Science will win.
人工蛋白質疫苗是疫苗科學的第四個里程碑。上世紀的八零年代，臺灣的政治家和科學家合作，讓小孩子們遠離了癌症，B 型肝炎疫苗的開發，不僅是疫苗科學的重大里程碑，更挽救了世世代代台灣人的健康。當年一群台灣科學家、政治家的堅持，讓 1986 年後出生的台灣囝仔，遠離肝癌。
自 18 世紀起，牛痘、狂犬病、小兒麻痺病毒等，各種病毒一個個地被做成疫苗。然而，這些疫苗的抗原，都必須「養出整顆病毒」。對於難以培養，或僅在人體內存活的病毒，要開發疫苗，仍無法可解。
而科學家也從卡特事件的悲劇了解到，面對高毒性的病毒，若使用整顆病毒做為抗原，仍有相當的風險。然而，抗體並非辨認整顆病毒，而是辨認其表面蛋白質的部分結構。換言之，若能找到可激發抗體的蛋白質，就可做為疫苗抗原，進而避免使用整顆病毒；而這項突破，發生在上世紀 80 年代的 B 型肝炎疫苗。
讓我們把時間拉回到 1965 年，那時美國科學家巴魯克·布隆伯格（Baruch Blumberg）發現有種蛋白質十分獨特，僅在肝炎患者體內被發現，而不存在健康人體內 [1]。之後它被證實為 B 型肝炎病毒的表面蛋白，也就是 B 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
B 型肝炎病毒感染細胞後，被劫持的細胞不只產生病毒顆粒（直徑約 42 nm）外，也會產出僅由 B 型肝炎表面抗原組成、直徑約 22 nm 的蛋白質顆粒。而 B 型肝炎表面抗原不僅在分佈在病毒表面，更是病毒結合、入侵肝細胞的關鍵蛋白 [2]。換言之，若能用 B 型肝炎表面抗原作為疫苗，訓練白血球產生辨認抗原的抗體；不僅能咬住病毒，更能黏在抗原身上，阻止病毒侵入細胞；因此 B 型肝炎表面抗原可能是肝炎疫苗的最佳設計。
1968 年，布隆伯格和歐文·米爾曼（Irving Millman）為了開發 B 型肝炎疫苗，開始著手研究生產純化 HBsAg 的方法 [1]，並於七零年代逐步進入臨床試驗。然而，當時生產 HBsAg 的方式，是收集 B 肝患者的血清，經過分離、加熱、化學藥劑消毒後再製成疫苗。而在耗費大量財力、人力的臨床試驗階段，大型藥廠開始接手；法國巴斯德、美國默克藥廠分別在 1975 和 1978 年，針對成人進行臨床試驗。此時飽受 B 肝病毒摧殘的台灣，也正在關注著藥廠的試驗。
試驗的隔年，兩藥廠的疫苗都誘發出驚人的保護力（超過 80%）[3, 4]，並在 1981 年，巴斯德和默克藥廠皆獲得母國發出銷售許可，B 型肝炎疫苗成為人類史上第一支蛋白質類型疫苗 [5]。但可惜的是，儘管該技術的 B 肝疫苗在 1981 年上市，但高昂的成本（原料為病患血液，採集、純化、消毒等需大量成本，且血液來源不穩定），加上同時間爆發的愛滋病引起大眾對血液製品的恐慌，已注定此疫苗無法有良好的商業模式。
有鑑於此，構思一種全新技術，讓細胞生產出純粹、乾淨的人工蛋白，是突破的必要手段。此時，逐漸興起的重組 DNA 技術成了希望。
1973 年，人類開始學會組合兩種生物的 DNA、塞進細胞，叫它做出人工蛋白。1979 年，威廉·拉特（William Rutter）等成功地將 HBsAg 的雙股 DNA 基因，轉殖塞進大腸桿菌。三年後的 1982 年，同個團隊將 HBsAg 剪輯入酵母菌的質體，並成功地讓酵母菌分泌 HBsAg（選擇酵母菌的原因，可能是酵母菌的生產效率較大腸桿菌高，也可能是酵母菌更接近人體細胞，可進行更複雜的蛋白質修飾）。酵母菌可高產能地分泌出 HBsAg，更重要的是，從電子顯微鏡底下觀察到 HBsAg 自然地形成直徑 22 nm 的蛋白質顆粒，可誘發人體高效的免疫反應 [2]。1986 年是人類疫苗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基因工程製造的 B 型肝炎疫苗正式上市。此類不含 DNA 或 RNA 的蛋白質類型疫苗，是疫苗發展的巨大突破。它幫助人類征服無法培養出病毒的疾病，並且不含 DNA 或 RNA 的特性，更減輕了民眾的接種疑慮。酵母菌製程的 B 型肝炎疫苗可工業化生產的特性，保護了無數的人類，讓他們免於肝炎、肝硬化，甚至肝癌的命運。
上個世紀，B 型肝炎在台灣狂妄地肆虐，幾乎所有人都曾被病毒感染、約 20% 終身帶有病毒。台灣的 B 肝傳染有家族群聚性，父母極易傳染給子女 [6]，一代傳給一代，B 肝→肝硬化→肝癌的詛咒纏繞家族、仿彿永無止境。
B 型肝炎是獨特的傳染病，僅在東亞、非洲諸國擁有高盛行率，主要是由帶病毒的父母傳染給嬰兒；因此若要募集高風險的嬰幼兒，進行 B 型肝炎疫苗的臨床試驗，不可能在低盛行率的歐美地區執行，僅能在台灣等國尋找願意合作的家庭。
因此當藥廠尚在進行成人的臨床試驗時（1980年），在台研究 B 型肝炎的畢思理博士（R. Palmer Beasley）團隊和默克藥廠接觸，準備在台灣進行嬰幼兒的 B 肝疫苗試驗。然而，卻遭到輿論和媒體莫大的阻礙。
當年台灣的醫藥法規不成熟，並沒有訂立臨床試驗法規，因此畢思理團隊只能在幼稚園向父母諮詢，尋求同意後對兒童施打。未料消息曝光後，媒體開始指責研究團隊拿台灣小孩當天竺鼠、為何讓洋人在台灣做試驗等，甚至衛生署也扛不住輿論、擋下了試驗用的疫苗，畢思理團隊只得暫停了計畫 [5]。
當時畢思理博士在台深耕已久、對台灣 B 肝有卓越貢獻（陳建仁、涂醒哲博士皆曾加入其團隊）。透過牽線，他向當時李國鼎政務委員介紹 B 肝疫苗；李國鼎認定此疫苗對台灣未來極為重要，即安排團隊再向最高決策者－孫運璿行政院院長說明。簡報之後，孫運璿大受震撼，認同對台灣之重要性。
而李國鼎亦將當時仍在 WHO（世界衛生組織）任職的許子秋挖角回來，在 1981 年接任衛生署長。許子秋熟稔疫苗政策，早在 1965 年就透過私人情誼，從日本募得 50 萬份的小兒麻痺疫苗捐贈給台灣民眾（另一趣聞：傳聞許子秋聽到女兒正在彈《給愛麗絲》與《少女的祈禱》，因此用此兩曲做為垃圾車的音樂）。就此，B 肝疫苗在台灣政治面的障礙漸被移除 [5]。1983 年，台灣的嬰兒 B 肝疫苗臨床結果發佈在頂級醫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疫苗保護效果超過九成，而無疫苗的嬰兒，幾乎全都被病毒感染 [5]。有了本土兒童的臨床結果，全面接種的政策價值更漸鮮明。
在李國鼎支持下，衛生署長許子秋等官員策劃、推動全國性新生兒的保護計畫。時任防疫處科長的許須美，和地方衛生局的科長、承辦員合作，解決在地的問題（如：發現最前線的冰箱內儲存多種藥品。為避免多次開啟、影響冷藏溫度，直接購置 B 肝疫苗專用冰箱），完成徹底的衛教和施行 [5]。時任中研院研究員周成功、榮總內科蘇益仁醫師等，透過本土科學雜誌－《科學月刊》撰寫科普文章，正反並陳、簡潔地說明 B 肝疫苗的利弊、國際標準等 [7]。鑽研肝炎多年的學者－宋瑞樓、陳定信醫師，也走出研究室，上遍臺灣大小廣播、電視節目，甚至用台語介紹 B 肝疫苗，透過淺顯易懂的語言，告訴廣大民眾為什麼新生兒要施打 B 型肝炎疫苗 [8]。
1984 年，計畫先向高風險孕婦的新生兒接種，在 1986 年，新生兒全面施打；1990 年起，國小一年級以前的兒童，都可以免費施打 B 型肝炎疫苗 [5, 6]。台灣兒童們逐年、計畫地接種 B 肝疫苗，冀望此世代的孩子們長大、成年後，肝癌不再威脅他們。
這場肝炎聖戰，立基於本土學者扎實的研究、歐美科學家的牽線、政治家的遠見、前線官員的落地執行力，再加上無數人的宣導，B 肝疫苗的抗癌威力，終於在十多年後的這群台灣小孩們身上，被證實了。
1997 年，推動新生兒公費接種政策後第 13 年，至高學術地位的《新英格蘭醫學期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向全球公開了台灣 B 肝疫苗的卓越成效 [9]。如下圖，歸功於宣導和第一線公衛醫療的徹底執行，1986 年的全面施打後，幾乎所有的新生兒都接種疫苗；而 1990 年後開始讓國小一年級以下幼兒免費施打的政策，也讓六歲兒童的疫苗覆蓋率快速拉高到九成以上。而 1990 年以後的六歲兒童（1984 年首批接種疫苗嬰兒，長到六歲）病毒帶原比例，也巨幅地下降。
徹底執行疫苗政策、幾近完美的覆蓋率，所帶來的首項成果，是讓台灣兒童遠離了兒童肝癌。如下圖，在 1984 年後出生的小孩，兒童肝癌幾乎被消除殆盡，因幼兒肝癌而心碎的台灣家庭也逐漸不再 [9]。
政策推動的二十多年後，成人族群也逐漸看到成效。肝癌發生率在近年開始看到下降的趨勢，而慢性肝炎、肝硬化，也漸漸地退出國人十大死因 [10]（註：各項數據下降之因，包含新療法、健康意識提升等，無法完全歸因於單一策略）。
到了今天，當年站在 B 肝疫苗風口的台灣學者、政治家們，已陸續離世。他們著眼於台灣未來，即使早知道不可能活著看見堅持的成果，依然秉持著科學和對台灣未來的熱愛，推動 B 肝疫苗。因為他們對科學的堅持，纏繞台灣家庭的 B 肝詛咒已經解開；在可見的未來裡，肝癌也許真的會因為他們的貢獻、變成罕見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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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才覺得，所以如果同時感染了不同都會感染呼吸道的病毒，其實可能會在接近的區域，出現好幾種不同的非人體蛋白之類的?
#1
有可能。但個人還沒看過多重感染的研究，若您有看到，可以分享給大家喔，謝謝
各國慢性B型肝炎的盛行率，圖中英文字為病毒的亞型
這句的附圖錯誤，圖中是個男人而已
#3
圖片已修正，感謝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