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意識後，被麻醉的我們是否仍在創造記憶？——《麻醉之後》

• 作者／凱特．科爾－亞當斯 （Kate Cole-Adams）；譯者／ 呂奕欣

麻醉醫師的「星期五」實驗

在九〇年代中期，由麻醉醫師迪爾克．施文德（Dierk Schwender）領導的一組團隊，播放錄音帶給四十五名進行心臟手術的病人聽。而這些手術動用的麻醉藥劑共有三種，每個病人用其中一種。

在病人們胸部被鋸開後，以及繞道手術展開之前，研究者播放了一段十分鐘的訊息，給其中三分之二的病人聽，訊息中包括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一六六〇～一七三一）的小說《魯賓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精簡版。故事中有個遭遇船難的人，獨自來到一座荒島，後來學習生存，靠著一位名叫「星期五」的男子協助與陪伴，因而過得還不錯。

「這故事的目的是給病人一則比喻，讓他們能夠處理他們當下的困境，促成術後康復。」研究報告的作者解釋。

麻醉時，大腦仍在處理文字？

在手術後三到五天，他們訪談病人。首先，他們問每個人是否記得手術中的任何事。沒有人記得。之後，他們要病患說出若聽到「星期五」一詞，最先浮上腦海的是什麼。

「每週最後一個工作天。」一人說。「午餐和晚餐要吃魚。」另一人說。

但其他病人卻有不同的聯想。

「當你說星期五，我想到島嶼和魯賓遜。」有一人說，「但我認為這和你的問題無關。」

「當你說星期五，」另一人說，「我想起小時候曾經在我父母家附近小河上的一座小島玩耍，我們稱之為魯賓遜島。」

對照組（也就是沒有播放故事錄音帶給他們聽）的十五名病患，沒有任何一人把「星期五」這個詞聯想到魯賓遜漂流記。其餘三十人中的四分之一，也就是七人，卻聯想到魯賓遜漂流記：其中五人使用一種特殊的麻醉藥劑。

施文德與團隊採用腦電圖，監測從病人的耳朵到負責處理聲音腦區的電衝動傳遞。有些病人的腦電圖在傳遞訊息時，主要聽覺皮質顯示很少或沒有活動，而這些人看不出有內隱記憶的證據。

但是提到魯賓遜的病人，是那些聽覺訊號（亦即「聽覺誘發電位」）仍在持續的人。換言之，他們的大腦仍在處理文字，至少有部分的大腦是如此。

實驗結果如何解釋？眾說紛紜⋯⋯

對關注病人在無意識時能記住多少的人來說，這份魯賓遜漂流的研究就像墨漬測驗一樣。不同研究者在看待這份研究的模糊輪廓時，會以不同方式解讀：

• 施文德認為，這表示麻醉醫師或許可以應用測量工具，不僅可預防手術病人形成意識，還能避免無意識的記憶。
• 有人認為，這研究傳達出的訊息在於，不同麻醉藥對於記憶形成可提供不同程度的保護。
• 有人認為，主要的意義在於在較深沉的麻醉狀態下，不會形成記憶；還有人認為，即使是足夠的麻醉狀態下，病患仍可接收資訊。

情感共鳴才是關鍵？

然而對英國心理學家麥克．黃來說，這故事——一個人獨自在一座島上——這份研究的核心，也是這研究的力量所在。他認為，魯賓遜的困境和病人的自身經驗相互呼應，最能引起共鳴。

他主張，這研究暗示某種比文字連結更深刻的東西。它表示情緒學習會比文字記憶或語言更不受某些藥物的影響：一種無法言明的感覺網絡會在無意識間啟動，也可能轉譯成行動與行為，以我們意想不到的方式影響我們的生活。就像「阿布拉卡達布拉」，念完之後，咒語就會生效。

這是很吸引人的故事。豐富，引起共鳴，又有暗示。

似有若無，實驗回到原點⋯⋯

許多年後，麥克．黃在退休前不久，設法複製男子星期五的研究，這次是以加護病房的病人為對象。結果呢？什麼都沒發現。實驗的背景雖不同（他們等了更長的時間才訪談病患），但連麥克都認為沒有什麼能說明這樣的結果。他承認，這結果令人失望。

於是，我們又再次回到原點。

有時看得見，有時看不見。

記不記得？交由科學實驗說話

她第一次聽聞人在麻醉時可能形成內隱記憶時，她嗤之以鼻。即使在九〇年代中期，她被同事說服進行文獻回顧，她還是對證據無動於衷。她確定形成記憶的問題在於研究的設計或是麻醉技術。

「我是這群人當中最懷疑的。」這並不表示她相信艾格在一九九五年重做萊文森的假危機研究。（「我想，如果複製實驗行得通的話，我會很有興趣⋯⋯但它無法複製，那就沒什麼意思。」）

但最後，她和艾格一樣，認為還是由科學決定。

在一項由她的博士生凱薩琳．狄普羅斯（Catherine Deeprose）領導的初步實驗中，這對師生搭擋和十年前的艾格與班內特一樣，想要解決這爭議。她們以手術病人為對象，對他們施以靜脈注射的麻醉藥異丙酚，輔以笑氣，並採用腦電雙頻指數監測儀展開辛苦的研究，其目的是要確認在深層麻醉下，記憶是否能被喚醒或啟動。

「我深信，」多年後，安德雷德擔任德文郡普利茅斯大學（Plymouth University）教授時說，「如果進行適當的測試，使用良好的麻醉深度測量法，確保病人真的無意識，就不會有記憶。」

但他們確實有記憶。

「而且我們也確實進行適當的測試！」

這影響有多大？不大，事實上很小。對麻醉病人出示文字，可提升他們在日後詞幹填充測驗中提高百分之三十三的答對機率，但這仍算是「相當小」的數字，安德雷德說。在一組七個字的測驗中，病人平均會記得半個字，且他們也不是學到新的資訊，而只是喚醒原有的記憶。

實驗多種限制，結果難以歸因

不過，有個但書。

「雖說成果很小，但我認為可能真的很重要——當然這是推測——原因在於，基於倫理，我們只能以人們已很熟悉的中性字來研究，比如桌子、汽車之類的。」

安德雷德又假設（正如萊文森提到艾格複製他自己的假危機研究時說的話），實驗效果很小，是因為這對病人來說不夠重要，因此不需處理。如果在你或我麻醉的情況下，提供你我在乎的資訊（例如我們的名字，或是我們的疾病名稱、預後），比起不相關的資訊，我們只需要花費較少心力就能處理資訊。

就像在一處擁擠的空間裡，我們仍可在眾人的聊天聲中，聽見有人從房間另一頭喊我們的名字。基本上，我們在一輩子中大量練習辨識那些（非常奇特的）字，因此這些字會靈巧地沿著已使用多次的大腦途徑，輕易來到我們已經過載的神經元。

安德雷德打個麻醉的比方。「即使你的聽覺皮質只剩下極少的活動，這個資訊仍能比其他不重要的資訊更容易通過。」

她認為自己的研究很重要的另一項原因在於，雖然她團隊所做的實驗中，創造的記憶是以病人早已認識的為基礎，但每一個字都可以觸發各種聯想。

比方說，如果你對自己的身材很不滿意，當你聽到別人說「胖」，你就會對號入座。這不光是啟動「胖」這個字，也會啟動你對所有關於體重、外貌等的焦慮。

我選這個例子，是因為麻醉醫師確實會這樣說他們的病人，因為肥胖的病人比較難麻醉，因此他們很可能如此評論病人的體重。這對麻醉醫師來說很重要，這樣他們才能決定要施以多少麻醉藥給他們的病人。

在這個例子中，安德雷德的研究顯示病人在麻醉狀態下，仍可能對那些評論有反應。她同樣推測，這些記憶可能保留。即使研究者可以對無意識的手術患者說些警示或羞辱的話語也不違反倫理，依然很難把病人任何行為的變化，單獨歸因於事件的內隱記憶。

病人在手術之後覺得不對勁或不舒服，理由有千百種：疼痛、失眠、焦慮、身體形象的變化。當然許多人——多數人——離開醫院時似乎會覺得相當愉快。但安德雷德說，這並不表示這問題微不足道。

「因為在執行工作的過程中，外科醫師、麻醉醫師與手術室的醫護人員所說的話，從病人的角度來看，會比我們這些實驗人員說的更有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