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超高齡社會」大魔王，台灣長照體系如何應戰？——陽明交通大學衛福所李玉春專訪

本文與 PAMO車禍線上律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走在台灣的街頭，你是否發現馬路變得越來越「急躁」？滿街穿梭的外送員、分秒必爭的多元計程車，為了拚單量與獎金，每個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與此同時，拜經濟發展所賜，路上的豪車也變多了 。

這場關於速度與金錢的博弈，讓車禍不再只是一場意外，更是一場複雜的經濟算計。PAMO 車禍線上律師施尚宏律師在接受《思想實驗室 video podcast》訪談時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交通生態的轉折點，當「把車當生財工具」的職業駕駛，撞上了「將車視為珍貴資產」的豪車車主，傳統的理賠邏輯往往會失靈 。

在「停工即停薪」（有跑才有錢，沒跑就沒收入）的零工經濟時代，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又該如何在保險無法覆蓋的灰色地帶中全身而退？

薪資證明的難題：零工經濟者的「隱形損失」

過去處理車禍理賠，邏輯相對單純：拿出公司的薪資單或扣繳憑單，計算這幾個月的平均薪資，就能算出因傷停工的「薪資損失」。

但在零工經濟時代，這套邏輯卡關了！施尚宏律師指出，許多外送員、自由接案者或是工地打工者，他們的收入往往是領現金，或者分散在多個不同的 App 平台中 。更麻煩的是，零工經濟的特性是「高度變動」，上個月可能拚了 7 萬，這個月休息可能只有 0 元，導致「平均收入」難以定義 。

這時候，律師的角色就不只是法條的背誦者，更像是一名「翻譯」。

施律師解釋「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這包括將不同平台（如 Uber、台灣大車隊）的流水帳整合，或是找出過往的接單紀錄來證明當事人的「勞動能力」。即使當下沒有收入（例如學生開學期間），只要能證明過往的接單能力與紀錄，在談判桌上就有籌碼要求合理的「勞動力減損賠償 」。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你的直覺，正在害死你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交通違規的第一名常年是「違規停車」，一年可以開出約 300 萬張罰單 。這龐大的數字背後，藏著兩個台灣駕駛人最容易誤判的「直覺陷阱」。

陷阱 A：我在紅線違停，人還在車上，沒撞到也要負責？ 許多人認為：「我人就在車上，車子也沒動，甚至是熄火狀態。結果一台機車為了閃避我，自己操作不當摔倒了，這關我什麼事？」

施律師警告，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人在車上」或「車子沒動」在法律上並不是免死金牌 。法律看重的是「因果關係」。只要你的違停行為阻礙了視線或壓縮了車道，導致後方車輛必須閃避而發生事故，你就可能必須背負民事賠償責任，甚至揹上「過失傷害」的刑責 。 

數據會說話： 台灣每年約有 700 件車禍是直接因違規停車導致的 。這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心態，其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人命。

陷阱 B：變換車道沒擦撞，對方自己嚇到摔車也算我的？ 另一個常年霸榜的肇事原因是「變換車道不當」 。如果你切換車道時，後方騎士因為嚇到而摔車，但你感覺車身「沒震動、沒碰撞」，能不能直接開走？

答案是：絕對不行。

施律師強調，車禍不以「碰撞」為前提 。只要你的駕駛行為與對方的事故有因果關係，你若直接離開現場，在法律上就構成了「肇事逃逸」。這是一條公訴罪，後果遠比你想像的嚴重。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保險不夠賠？豪車時代的「超額算計」

另一個現代駕駛的惡夢，是撞到豪車。這不僅是因為修車費貴，更因為衍生出的「代步費用」驚人。

施律師舉例，過去撞到車，只要把車修好就沒事。但現在如果撞到一台 BMW 320，車主可能會主張修車的 8 天期間，他需要租一台同等級的 BMW 320 來代步 。以一天租金 4000 元計算，光是代步費就多了 3 萬多塊 。這時候，一般人會發現「全險」竟然不夠用。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承擔的是「合理的賠償責任」，他們有內部的數據庫，只願意賠償一般行情的修車費或代步費 。但對方車主可能不這麼想，為了拿到這筆額外的錢，對方可能會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提告過失傷害，利用刑事訴訟的壓力（背上前科的恐懼），迫使你自掏腰包補足保險公司不願賠償的差額 。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險之外，駕駛人仍需要懂得談判策略，或考慮尋求律師協助，在保險公司與對方的漫天喊價之間，找到一個停損點 。

談判桌的最佳姿態：「溫柔而堅定」最有效？

除了有單據的財損，車禍中最難談判的往往是「精神慰撫金」。施律師直言，這在法律上沒有公式，甚至有點像「開獎」，高度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

雖然保險公司內部有一套簡單的算法（例如醫療費用的 2 到 5 倍），但到了法院，法官會考量雙方的社會地位、傷勢嚴重程度 。在缺乏標準公式的情況下，正確的「態度」能幫您起到加分效果。

施律師建議，在談判桌上最好的姿態是「溫柔而堅定」。有些人會試圖「扮窮」或「裝兇」，這通常會有反效果。特別是面對看過無數案件的保險理賠員，裝兇只會讓對方心裡想著：「進了法院我保證你一毛都拿不到，準備看你笑話」。

相反地，如果你能客氣地溝通，但手中握有完整的接單紀錄、醫療單據，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與權益，這種「堅定」反而能讓談判對手買單，甚至在證明不足的情況下（如外送員的開學期間收入），更願意採信你的主張 。

車禍不只是一場意外，它是認知、情緒、金錢與法律邏輯的總和 。

在這個交通環境日益複雜的時代，無論你是為了生計奔波的職業駕駛，還是天天上路的通勤族，光靠保險或許已經不夠。大部分的車禍其實都是小案子，可能只是賠償 2000 元的輕微擦撞，或是責任不明的糾紛。為了這點錢，要花幾萬塊請律師打官司絕對「不划算」。但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資訊落差，恐懼於「會不會被告肇逃？」、「會不會留案底？」、「賠償多少才合理？」而整夜睡不著覺 。

PAMO看準了這個「焦慮商機」， 推出了一種顛覆傳統的解決方案——「年費 1200 元的訂閱制法律服務 」。

這就像是「法律界的 Netflix」或「汽車強制險」的概念。PAMO 的核心邏輯不是「代打」，而是「賦能」。不同於傳統律師收費高昂，PAMO 提倡的是「大腦武裝」，當車禍發生時，線上律師團提供策略，教你怎麼做筆錄、怎麼蒐證、怎麼判斷對方開價合不合理等。

施律師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客戶在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背後有個軍師，能安心地睡個好覺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從違停的陷阱到訂閱制的解方，我們正處於交通與法律的轉型期。未來，挑戰將更加嚴峻。

當 AI 與自駕車（Level 4/5）真正上路，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將從「駕駛人」轉向「車廠」或「演算法系統」 。屆時，誰該負責？怎麼舉證？

但在那天來臨之前，面對馬路上的豪車、零工騎士與法律陷阱，你選擇相信運氣，還是相信策略？ 先「武裝好自己的大腦」，或許才是現代駕駛人最明智的保險。

PAMO車禍線上律師官網：https://pse.is/8juv6k 

需求、弱勢與自主的微妙平衡

有個理由讓人們比較容易幫助弱勢受害者，那就是他們似乎更有可能接受並感激幫助時。真正無助的受害者不可能在沒有干預的情況下解決問題，然而倘若在公共場所有個陌生人並非明顯處於弱勢狀態，向他伸援就是種冒犯，這會貶損他的獨立性或自主權。弱勢屬性與年輕之間的自然關聯性也意味著，接受幫助的人，有可能會認為他們被視為脆弱的或有需求的，而這就讓他們感到受幫助者擺佈，或者被當成比較幼小、低下或權勢較弱的人。

判定人們是否真的需要幫助並希望你伸援是件困難得令人驚訝的事情。例如，一個酗酒或吸毒的人有可能需要幫助，卻不想接受；這個人甚至會因為你說要幫忙就對你惡意攻擊。想像一下，倘若前例中那個慢性成癮男孩是你的姪子。他有可能會向你討二十美元來購買日常用品。即便對你來講這不是什麼大錢，即便你因為愛他、希望他茁壯成長，也願意支付更大額資金來幫他住院復健，但眼前這二十塊錢，你仍有可能拒絕援助。

即便如此，你的姪子有可能並不想去復健；他只是想要有足夠的現金來度過一天。這些都是很複雜的情況。就這類事例，子代需求有許多屬性都可能促使人們湧現反應衝動（例如：弱勢、需求、年輕、愛），但如果成癮者不希望你伸援，或者不想要你偏好提供的那種協助，他就可能成為你精神上和財務上的負擔。

這些情況發生在灰色地帶，有些人寧願讓姪子自己解決問題或者落入「谷底」，另有些人則因為看他受苦太令人難過了，而支付他索求的任何金額。若是成癮者不再年輕，沒有表現改變的跡象，或者用那筆錢來進一步危害他的健康，人們就會傾向於默不作聲。因此，即便脆弱性和需求都清晰可見，倘若受害者不想接受幫助，而其他線索與反應相衝突，援助就可能不會隨之而來。

肢體殘障人士有可能在開門時遇上困難，即便他或她能夠完成這項工作，也寧願自己獨力完成。二十世紀時，美國男性被教導要為女性開門，視之為一種殷勤的表現。有些女性覺得接受這種幫助是受男性擺佈，因為這種援助似乎暗示女性是較弱、較無能或不如男性，即便援助的初衷是善意。

最近我面臨一個狀況，我看到一位坐輪椅的女性準備進入研討會會場時，考慮是否要為她開門，但這位女性似乎能夠應付，也習慣這種歷程，即便對她來講可能比較困難，而且要花更長的時間。幫助可能會奪去人們藉由自理事務所湧現的獨立自豪感受，讓他們感到受侵犯或「不如」他人。由於與我擦身而過的那位女性似乎並不是真正無助，我擔心我的援助有可能會惹怒她，於是我決定不介入。

我永遠不會知道那次援助會不會受到感恩，不過舉這個例子是為了顯示，人們會有一種衝動，想要幫助在我們看來正面臨困境又很脆弱的人。然而，在明顯需要和明確能力之間存有一處很大的灰色區域。我們對這些線索非常敏感，但當它們相互衝突之時，不確定性就會促使我們袖手旁觀。無論如何，當真正無助的個體需要緊急幫助時──就像那位癲癇發作後跌落地鐵軌道的年輕人──湧現幫助的衝動。

疲憊與忽視如何削弱援助衝動

慢性需求也可能在不同情況下削弱幫助衝動，好比當照護人員對他們看顧對象的需求習以為常，或者當他們感到心力交瘁，好比老人的配偶或體弱的親族，或者在機構工作的照護者。舉例來說，當有人患了像是阿茲海默氏症、帕金森氏症、多發性硬化症、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rterial” lateral sclerosis，這裡原文誤植，正確稱法為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腦性麻痺或癱瘓等疾病時，他們的弱勢屬性和協助需求就相當明確，但如果照護人員對這種需求習以為常，也不覺得很迫切，例如更換衣物或寢具、協助上廁所或洗澡等，這些需求仍然有可能被忽視。這類舉動對於健康的生活是必要的，不過嚴格而言倒不像把人拖離逼近的列車那般必須立即執行。因此，這些不那麼急迫的需求並不會觸發相同的反應衝動。

我父親晚年患上了帕金森氏症，一切事務都需要幫忙。由於他對東西的擺放位置和使用都碰上困難，好比找不到眼鏡、電視遙控器，或者需要把他的平板電腦重新連上網際網路，我們每天都得幫他處理許多日常事項。對他來說，這些問題都很重要，因為涉及他所能從事的僅存活動，好比看電視或在平板上閱讀新聞。

即便如此，這些事項的延續性和日常屬性，有時會讓我們感到不耐煩或延緩反應速度。提出這些幫助要求時，父親自己有時也會變得相當不耐煩，儘管我們理解他的殘疾、失控狀況，並需要這般頻繁的援助，仍然會使我們惱怒。儘管他很脆弱，而且我們非常愛他，但由於疲憊和缺乏急迫感，我們的幫助衝動受了抑制。

慢性需求會減弱幫助衝動，特別令人遺憾的是將親人安置在護理之家時所發生的事例，在那裡老年人虐待很常見，若非持續監督，要想根除是很困難的。就算生性關懷他人的人，對於他們所看護對象的例行（但真實的）需求仍會習以為常或感到嫌惡。照護者有可能在不斷被要求幫助下精疲力竭，特別是對於並不迫切或醒目的事項──肯定不像在圍觀群眾面前跳到地鐵列車前方那麼搶眼。

有些長期的援助確實非常引人不快。而且也幾乎沒有獎項或典禮來表彰那群無私更換尿盆、清洗骯髒床單或清潔浴廁的人。這些問題有可能對利他衝動造成限制，但如果我們理解並應用這個理論，則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例如，在長期照護機構中，我們必須定期點出病人看事情的觀點，他們感到無助，遭貶抑、遺棄──而且有一天你也會像他們那樣。

讓愛取代衝動成為行動的理由

我們應該將援助牢牢地與一個時間表綁定，例如在特定時間提供藥物、餐點、沐浴和社交參與，從而完全避開對幫助動機的依賴。我們也可以對這樣的工作提供私下和公開的認可，無論那是多麼日常。當然了，對於這些必要卻極不愉快，而且至親家人無法在自家完成的工作，我們也有正當理由給付更高的薪酬。

有時照護者甚至還可以跟患者協商共同決定，例如照護者願意做或者能夠做什麼，以及應該花多長的時間。例如，現在我就能完全理解，為什麼我父親對於這些小問題會感到那麼沮喪，畢竟這些對他的生活品質至關重要。倘若我們當初就商量好，對這些要求的回應時間（好比十分鐘），而不是每次都回嘴，「好啦！我一下子就來！」或許我們就省下一些麻煩。我父親大可以參與有關他的照護的這類討論，不過當他真的想要某件事物時，他就很難克制自己（而多巴胺藥物治療還讓他變得更加衝動）。

拙劣的克制能力，實際上是另一種弱點，病人幾乎無法自我控制，這就是我們表現同理心和耐心的理由。但是在照護、悲傷和困惑的亂象當中，人們很難置身事外，理性判斷。根據利他反應模型，我們可以理解，這些情況如何與人類演化出的幫助衝動兩相衝突，於是就能更專注在我們對那個人的愛，並規劃一種反應，讓我們就算在沒有衝動的情況下，也能提供希望付出的慈悲照護。

——本文摘自《利他衝動：驅策我們幫助他人的力量》，2024 年 11 月，知田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