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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科技甜頭蒙蔽的雙眼,第一批原子彈製造的起源(下)——《科學怪人(MIT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特別註解版」)》

PanSci
・2020/10/31 ・3025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 文/海瑟.道格拉斯

在戰爭結束之前製造出可以終結戰爭的武器,成了至高無上的驅動力,一部分是因為洛斯阿拉莫斯的許多科學家,已經轉而以「終結一切戰爭」為開發核武找到了正當性。

許多人認為,唯有使用核武結束眼前這場戰爭,人類才能體會這類武器的真正殺傷力,因而產生永久終止戰爭的動力。

當時許多人認為,人類體會核能武器的殺傷力才能永久終止戰爭。圖/Pexels

我們一開始振奮無比,然後發現自己累了,然後就開始憂慮

維克多.魏斯科普夫 (Victor Weisskoph)

一九四五年二月到該年夏天之間,洛斯阿拉莫斯的工作焦點在於鈽原子彈的測試。由於使用鈽製造武器,所需的機制複雜得多,科學家們沒有太大把握這項武器是否可行。唯有以真正的鈽進行試驗才能充分測試這項機制。

這就是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六日進行的三位一體 (Trinity) 核試驗──人類首次在地球上引爆原子彈。

科學家用堪稱狂熱的態度準備這項測試。不論取得一切技術細節、校準度量儀器,或制定應變計畫,凡此種種都需要耗費龐大心力。有可能出現三種結果:

  1. 受測的武器可能中看不中用,不比尋常的爆炸更有威力
  2. 它可能具有龐大的殺傷力,當場造成重大傷亡,導致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3. 它可能符合科學家的期待,威力驚人但不失控 (Szasz 1984, 79) 。

結果證明第三種可能性是對的,科學家們如釋重負。這意味他們的研究成功了,已製造出可使用的武器。他們在戰爭期間付出的努力並未白費,而且他們全都安然度過挑戰。

對於這項成功,科學家們的反應不一。引爆炸彈後,歐本海默的第一反應是狂喜地歡呼「成功了」!從科學家對爆炸威力下的賭注來看,他們大多預期爆炸規模會小得多 (Szasz 1984, 65-66) 。歐本海默賭的是三百噸黃色炸藥的爆炸當量;絕大多數科學家認為爆炸威力會遠遠小於一萬噸黃色炸藥。

世界上首次的「三位一體」核試爆。圖/Wikimedia common

事實上,這項武器產生了將近兩萬噸黃色炸藥的爆炸威力。除了因技術上的成功而感到寬慰與興奮,這次爆炸對視覺及內心的衝擊力量,讓許多目擊者嘆為觀止。歐本海默後來回憶,他的腦海閃過《薄伽梵歌》裡的這句話:「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毀滅者」 (引自Szasz 1984, 89) 。

伊西多.拉比 (I. I. Rabi) 一開始熱血沸騰,但是後來,他領悟到自己和其他科學家的研究具有怎樣的涵義,沉重得招架不住 (Szasz 1984, 90) 。正如維克多.魏斯科普夫 (Victor Weisskoph) 寫下的:「我們一開始振奮無比,然後發現自己累了,然後就開始憂慮」 (引自Szasz 1984, 91) 。

甜頭後的苦澀餘味

這項計畫的技術甜頭結束了,科學家們如今得面對他們的成功在錯綜複雜的世界裡象徵的意義。試驗主任肯尼斯.班布里奇 (Kenneth Bainbridge) 挖苦地說,「我們如今成了一群王八蛋」 (引自Bird and Sherwin 2005, 309) 。

某些科學家經過一段時間的消化,才完全理解他們的所作所為背負怎樣的道德重量。在向廣島和長崎投擲原子彈、促使戰爭戛然而止後,洛斯阿洛莫斯的許多軍方人員歡天喜地,但科學家們卻為自己協助達到的成果震驚得不知所措,心情有些沉重,甚至出現身體不適的狀況 (Bird and Sherwin 2005, 317) 。

原子彈爆炸後產生的蕈狀雲,地點廣島(左)和長崎(右)。圖/Wikimedia common

一九四五年十月底,當菲利普.莫里斯 (Phil Morrison) 和羅伯特.瑟伯爾 (Bob Serber) 從日本返回洛斯阿拉莫斯,帶回了有關原子彈衝擊力道的第一手報導 (Bird and Sherwin 2005, 321) ,曾參與這項計畫的科學家們,終於看清他們的成功代表著怎樣殘酷的現實,紛紛決心竭盡所能確保他們的研究用於為人類造福。

不同科學家以不同方式為他們的創造物負起責任。有些科學家致力於確保原子能受到文官機構的掌控,他們的努力促成了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的成立。有些科學家倡議將原子技術交由國際機構管理,以防美蘇之間展開武器競賽。有些人努力讓世人得知原子彈的強大殺傷力,希望藉此遏止未來的一切戰爭。

有些人轉而研究甚至更有威力的武器,決心牽制蘇聯的極權主義。還有些人倡議原子的和平應用。

Harry S. Truman總統於 1946 年 8 月 1 日簽署《原子能法》圖/Wikimedia common

沒有人推卸他們對自己的研究成果應盡的責任。

我們可以在洛斯阿拉莫斯科學家們的故事弧線中,看到維克多.法蘭肯斯坦的故事影子。當年就有人注意到兩者的雷同之處──從激情地投入研究,到乍然領悟成功的負面影響,最後設法揚長補短。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美國戰爭部長亨利.史汀生 (Henry Stimson) 在籲請臨時委員會(一個有關核武的高層政策委員會)召開會議的信函中寫道, 原子彈「有可能毀滅或完善國際間的文明發展,有可能變成科學怪人,或變成世界和平的工具」(引自Rhodes 1986, 642)。

然而在原子彈研製完成以前,參與這項計畫的科學家始終沒有看清原子彈的科學怪人本質。

與成功如影隨形的道德議題

瑪麗.雪萊的《科學怪人》是一篇具有先見之明的寓言故事,書中闡述人類追求科學與技術時,伴隨成功而來的恐怖後果,讀來扣人心弦,堪稱非神學版的歌德《浮士德》。

即便科學已壯盛發展,即便科學研究的集體特性已昭然若揭,而大科學 (big science) 也已占據科學界的核心地位,孤獨科學家維克多遵循的弧線依然切合時代。二十一世紀的科學家不論單打獨鬥或通力合作,在他們勉力為自己的研究成果負起責任時,仍會持續受到科技甜頭的誘惑,被它蒙蔽了雙眼。

《科學怪人》給世人的啟示,至今仍然可以通用。圖/Pexels

當研究工作突然發出危險信號(例如那些被標註為「可能具有雙重用途的研究」),科學家經常迴避法規限制,不顧要求他們深刻反思的聲浪。科技甜頭以及持續在專業領域追求成功的誘惑,使得科學家很難看清、更難認真衡量其研究工作的負面影響。

儘管人們正快馬加鞭地建立制度,希望幫助科學家解決他們在追求新的科學與技術能力時可能遭遇的棘手問題,科技甜頭仍然可能阻礙他們反思其研究工作的涵義和行動的急迫性,並且在完成工作之前,及時修正成功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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