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讚嘆的是，這現象放諸四海皆準。

並非只有藝術界的大師，才能在大腦飽受退化摧殘時還持續創作。接下來，讓我們看看政治領域吧。而這也正是道德懷疑論者最愛爭論的領域。偉大的藝術家往往因為他們的公開形象相當正面，而被世人銘記，但重要的民意代表或政客，則可能是英雄也可能是梟雄，甚至兩面兼具。我們來列舉一些即使認知功能下降、甚至早期失智，但在政治圈依然極具影響力的例子。

失智面前，人人平等

柏拉圖在《理想國》﹙Republic﹚中說到：「放眼望去，最重要的美德，便是智慧。」是啊！我們總覺得有錢有勢的人擁有先天優勢，不管是物質方面還是生物優勢方面；事實上，可能連有錢有勢的人自己都這麼想——說好聽點這叫做有自信，說難聽則叫做驕傲自大。

然而，無論這是不是大自然的真理，失智的生理機制並不會因為患者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具備特定的道德標準就有所改變。我們才剛開始瞭解失智的病因與病程、瞭解失智如何剝奪人類心智，讓偉大的智慧被掏空，徒留一副困惑與不協調的軀殼。失智有許多不同型態，有些會讓大腦逐漸萎縮，有些則會造成多次小中風。更糟的是，他們往往會同時發生。

不管你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不是個仗義執言的好人，失智都會用各種可怕的方式， 逐漸侵蝕我們的心靈。接下來，你會非常訝異於過去甚至現在，居然有那麼多歷史上的重大決策，是由許多已進入失智病程的人，在大眾尚未察覺的情況下所做的。

這個想法，萌芽於多年前我協助雷根總統進行診斷之時。身為一個來自前蘇聯的難民，我在我那群紐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朋友中，一直是個異類。我相當仰慕雷根總統，而他還「解放」了我前半輩子所逃離的那個「邪惡帝國」。

因此，當我發現雷根總統可能罹患失智時，這可不是開玩笑，我真的有點難過。當時一般民眾還不知道，甚至連懷疑都沒懷疑過雷根總統竟會罹患阿茲海默症。事實上，當時雷根甚至還坐在白宮裡辦公。

雷根總統在第二任任期時，有時候會被記者問到比特堡的敬獻花圈事件。那是 1985 年，雷根總統無視於幕僚的建議，前往一個充滿納粹禁衛軍的墓地致意。那看起來就像是美國總統被當時的西德總理海爾穆．柯爾操控了；柯爾需要這樣的一個畫面，好安然結束他的政治生涯。當我看到雷根在電視專訪中回答記者問題時，左右搖動且不太協調的模樣，我打了通電話給我的神經外科醫師朋友吉姆．休斯（他同時也熱衷於外交事務），我說：「雷根得了阿茲海默症！」吉姆笑了，他不相信我是認真的、我不是在開開玩笑而已。

失智症前期的警訊

聽起來雖然是很草率的診斷，甚至沒什麼必要性，但我認為我的判斷絕對比一般人更準確。擔任神經心理學家近二十年，我擅長臨床鑑別診斷，研讀、判斷、治療各種影響心智的神經疾病，對我來說如家常便飯。我也做了許多臨床研究，出版科學論文，也撰寫許多與大腦跟心智有關的書籍，在其中介紹了千百種大腦異常的狀況。這讓我那顆診斷腦，在所有人都還沒察覺到雷根總統的症狀前（甚至他本人也沒察覺），就能因他那不和諧的反應而響起警鈴。

我對於雷根總統的預感不久之後果然應驗了。那是他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天，我在電視上看著喬治．布希總統的就職典禮。雷根從侍衛前面走過，靠近為他準備的華麗皮椅，接下來他幾乎是跌進椅子裡的，而且馬上就陷入睡意，他的頭不斷在胸前點著。

「已經影響到腦幹啦……」

我對自己說。這暗示了掌控清醒機制、好讓我們足夠清醒的腦幹區域已受到影響。此刻我更加確認雷根總統的第二任任期，很可能是在失智症前期的狀態下度過的。

我對雷根總統罹患阿茲海默症的判斷，在他離開白宮後第一次在官方活動出現相關徵兆前便已確定。有一次，我看到雷根討論伊朗門事件的專訪，我對他的反應感到印象深刻與震驚。他坦誠地表示，他對於該事件沒有任何記憶，而對於專訪者丟給他的事件與相關人物名稱，他臉上充滿著困惑與不解。我和多數名嘴的想法相反，我真的認為雷根總統並不是在卸責，也非想要掩飾任何事實。做為一個有經驗的臨床學者，我相信他真的是不記得了。羅納德．雷根總統當時正經歷失智症前期。

不久之後，我單憑電視節目做出的診斷，於一九九四年在梅約診所獲得正式確認，並揭露他的遺傳危險因子（他母親和哥哥也同時罹患了失智症）。這位前總統勇敢公開他的心智狀況，讓我和許多人由衷感到敬佩。而我之前對雷根總統的觀察，是否他當時真的處於失智症發病狀態，或是他還處在「神經退化」或「輕微認知退化」的灰色地帶，只是失智症即將到來的前兆呢？

答案也許只是定義問題，畢竟我們在討論的本來就是大腦逐漸的分崩離析的狀態，而非突然的轉變。雷根的失智症在二○○四年告終，此時大約是在官方確診後十年。然而，我想實際病程應該比十年還要長得多。

失憶不等於完全失去記憶？

失去記憶，用專有名詞表達就是「失憶症」，一直都是神經心理學的關注焦點。毫不意外地， 記憶這麼複雜的機制可以有許多種瓦解方式。人很少會出現完全的失憶。所謂失憶，幾乎都是失去不同部分的記憶，而形成各種不同的失憶症。

在神經心理學領域，「順行性失憶症」和「逆行性失憶症」最大的不同在於：

順行性失憶症是在腦傷後因為難以學習新事物，而無法形成新的記憶。而逆行性失憶症，則是難以回憶起腦傷前所發生的事情。

如果一個人因為去年的車禍使腦部受到傷害，而回憶不起昨天在報紙上讀了什麼，那麼這人很有可能得到順行性失憶症。而如果這人不能想起在車禍前已經工作五年的公司名稱，那麼他很可能得到逆行性失憶症。腦傷後同時得到兩種型態的失憶症不算少見，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位可憐的仁兄將無法回想起他最近所學的事物，也無法回憶起車禍前所發生的事。

以我們現在對順行性失憶症與逆行性失憶症的瞭解，並不一定能夠釐清失憶是發生在車禍後的哪個時間點。如果車禍傷者之前相對健康，於車禍中受到了創傷性腦傷，那麼失憶發生的時間點就很容易釐清。但若患者已罹患失智，那就幾乎不可能釐清失憶的時間點了。畢竟失智的病程本來就相當緩慢，需要好幾年的時間。他或她很可能在很久之前就已經生病了，通常在幾年之前，而很難用月來衡量。

即便失憶症的診斷相當複雜，容易陷入泥沼，但多年來，順行性失憶症和逆行性失憶症的概念，對於神經心理學家與神經學家來說，還是相當有用。這兩種失憶症常常會同時出現，但基於莫名其妙而非有邏輯的理由，順行性失憶症比較受到關注，並且常被認為比逆行性失憶症更常見也更嚴重。

我自己的臨床經歷並不認同這個相當普遍的假設。我認為，我們已看到常見的邏輯謬誤造成的效果，原本缺乏實證的事物，最後卻好像被證明了（因為研究者對於逆行性失憶症，不像對順行性失憶症付出一樣的心力，因此案例較少）。我自己總是對於逆行性失憶症感到好奇，我認為逆行性失憶症提供一道特別的窗口，讓我們能藉此瞭解資訊如何在腦中被整理與儲存。

失憶會從最近的事物開始遺忘

除此之外，逆行性失憶症也能告訴我們更多關於形成長期記憶的時間進程。當腦傷影響到過去的記憶時，並非所有的記憶都受到相同程度的損傷。幾乎無一例外的是，比起較久遠的記憶，近期形成的記憶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大。我們稱這個現象為具時間梯度的逆行性失憶症。

有些人在車禍中受到較嚴重的頭部傷害，可能會對近一兩個月的事情毫無記憶，嚴重者甚至對車禍前一兩年的事情都想不起來，但十幾二十年前的事情卻很難因此忘記。這樣的狀況和失智症患者的症狀相同。這就是為什麼，當有人只因為自己還記得中小學時代老師的名字就主張自己的記憶沒有變得太差時，這一點說服力也沒有。

一個阿茲海默症患者即便罹病多年，也可能對於很久遠的記憶相當清楚，然而近期發生的事卻在發病初期就已全然遺忘。

具時間梯度的現象，看似相當違逆直覺。多年以前，我對各種不同背景的朋友做了一項調查，要他們猜猜哪些記憶在罹患腦疾後最容易受到影響，是近期記憶還是遠期記憶？我讓他們憑著未受腦科學或神經心理學專業訓練影響前的常識猜猜看，結果他們無一人猜對，全都以為遠端記憶會先受到影響。逆行性失憶症這種違反常識的特性，臨床上對於鑑別腦傷引起的失憶、心理因素引起的失憶（如轉化症）或是純然的裝病，相當重要。

這樣的特性雖然讓毫無準備的一般大眾感到困惑，但同時也讓我們瞭解到長期記憶究竟是花多久時間形成的。如果說只仰賴大腦的迴響作用形成的記憶相當脆弱的話，那麼具有時間梯度的記憶就讓我們有機會去預估形成長期記憶所需要的時間歷程究竟有多長。結果發現，逆行性失憶症能影響到好幾年前，甚至十多年前的記憶。

回收？回縮？被找回來的記憶

目前得知海馬迴電燒術可能會導致逆行性失憶症，使得患者失去近十五年的記憶。這意味著，如果要形成更永久、相對不易破壞且能永久改變大腦結構的長期記憶，可能需要十五年以上的時間。這個過程極緩慢且需要時間逐步疊加，不會一夕之間就形成長期記憶。

長期記憶需要時間緩慢形成，這是其具有時間梯度性的另一個特色――回縮。

現已知道，才剛在災難中受到腦部傷害的患者，常常會突然失去近幾年甚至近十年的記憶。但隨著時間過去，有些記憶會逐漸恢復，而且這些恢復的記憶都會回到原來該有的時間點上。

記憶失去的期間會漸漸回縮（這個用法過於隨興且不優雅，是過去科學家研究記憶時使用的專有名詞，有些科學家隨手寫著「回縮中的逆向性失憶症」或是「回縮中的時間梯度」）。正如逆向性失憶症有違直覺一般，失憶的「回縮」通常也有違大眾的直覺。亦即當記憶回復的時候，遠期記憶會比近期記憶更先回復。但回復的記憶很可能並不完整，有些近期記憶甚至永遠不會回復。

患者失去記憶的嚴重程度和腦受傷程度有關，每一個人都不太一樣。永遠喪失記憶是非常棘手且麻煩的。目前還沒有任何假說或真相藥水，能夠回復已經完全失去的記憶。任何試圖回復記憶的嘗試，都不過是對於神經心理學缺乏理解的表現。

十五年的「記憶」養成計劃

由「收縮中的逆向性失憶症」陸續回復的記憶能讓我們瞭解到，長期記憶的形成需要非常長的時間。

一個記憶形成的時間越久，會回復得越快。那些在腦傷前才剛形成的記憶，則往往脆弱到無法回復，恐怕將永遠消失。

因此，在形成記憶的過程中，最關鍵的阻礙就是時間。要在大腦中形成長期記憶，需要花上數年甚至數十年的時間。既然在物理世界中不存在永動機這種東西，大腦裡的生物電迴路迴響作用可能也持續不了多久，很快就會自行消失。事實上，它們的確在形成後不久就逐漸消失。大多數的迴路迴響作用，在記憶印痕於腦部結構形成之前就已消失不見。大自然看來相當保護永久記憶庫，要改變大腦結構並不容易。那麼又有哪些記憶能夠取得特權，通過神經網絡的艱難挑戰呢？靜待下章分解。

本文摘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2018年11月，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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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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