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科技部、經濟部贊助，泛科學策畫執行
今年（2017 年）8 月 15 日，正當夏日炎熱之時，臺灣突然陷入一片漆黑，全臺各地接連發生無預警停電，從北到南，臺北、桃園、新竹、雲林……，因為大規模的突發停電事件，加上前陣子才出現「729 限電危機」事件，使能源與用電問題再次浮上檯面（台灣人的檯面上好擁擠啊…..）。
但討論能源政策，只有全盤綠能、重啟核能這兩種極端選擇？
政府、台電、民間團體、企業公司、網路鄉民各方討論得沸沸揚揚，從廢核能到再生能源議題，似乎都沒有很好的定論，為什麼政府和民間的對話總是有落差？
「洞見發展與機會：能源政策之橋與溝通論壇」邀請到長期研究氣候變遷與政策審議的臺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林子倫、持續針對能源議題發聲的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秘書長，同時也是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委員的洪申翰，與石化業與化石能源議題專家，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副教授謝秉志，分別從全球政治、民間行動者、石化能源產業三方角度來看現在臺灣能源政策遇到的困境：為何這議題那麼難講清楚？。
三管齊下、開啟對話
臺灣大學政治系林子倫副教授認為，在討論政府與民間的溝通問題時，首先要再次思考「風險」的概念。過去政府推出新政策前，會根據理性計算的「風險評估值」來進行判斷與評估，但這樣的方式，在現今卻已無法解決經濟開發所產生的衝突問題了。
最主要原因來自，現代社會具有更多元的價值、認知，以及利益關係，若探討議題時，沒有把在地化、差異化、特殊化等社會脈絡容納進來，便容易出現雙方認知落差。特別是，環境與能源議題具有複雜多變與高度不確定性的特質，當議題的討論變成實質上的執行時，又牽涉到更多層面的考量了。
「大家都同意全球需要更多的綠能開發，但當你家隔壁要建設太陽能電廠時，會馬上答應嗎？」，林教授問道。
此外，隨著資訊時代的發達，政府不再是唯一的資訊來源，民眾可以透過更多管道接觸到各種資源，而民間的專業知識與當地社會脈絡，使得政府的權威受到挑戰，對風險的認知亦出現落差。面對社會型態的改變，林子倫教授建議，對此應該發展出去中心化、更透明、更多元、更多層次的討論，「是不是可以把民眾放到跟決策者一樣的情境中，了解共同困境，重新設定討論的機制呢？」針對開啟能源政策對話的可能性，林子倫教授建議了三種方式：
- 資訊公開透明、建立信任：透過資訊公開透明的方式，建立雙方的信任，當彼此有一定的信任基礎，便會從質疑轉向支持。
- 開放決策參與過程：民眾的不信任大多來自資訊不完整，但若有足夠資訊和了解亦不會被外界的錯誤資訊誤導。同時，讓民眾有足夠地參與同樣能建立彼此的信任。
- 能源在地化：每一個地區都有特殊性，除了政策要與當地進行更在地的溝通外，也可以思考如何將區域和當地做更好的經濟連結來創造雙方的利益。
而延續上方能源在地化討論，林子倫教授提出「社區再生能源」推廣的重要性，他認為「綠能不只是能源的轉型，更是可以幫助傳統產業如漁村、農村轉型的機會。還有很多更有創意的推廣方式值得我們來思考，提供社區不只是經濟上的誘因，而是更多元的誘因機制，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最後，林子倫教授呼應到本次論壇「溝通」的主題上，指出公民討論不應該只出現在大型的政策會議，而是可以透過更小的討論開始，慢慢建立雙方的信任，讓對抗轉向對話。
政府與民間的斷點在哪裡？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秘書長洪申翰則表示，政府一直都很強調與民間的溝通．但過去的「溝通」大多都是政府向政府體外的溝通，然而，能源轉型的問題不僅是能源配比的問題，更多其實來自政府治理的困境。對應本次論壇「橋接」主題，洪申翰提出四項政府在能源政策上遇到的「斷點」問題：
- 中央與地方的斷點
- 社會基礎的斷點
- 既有行政分工的斷點
- 能源資訊與教育的斷點
首先，中央與地方執行出現落差。舉例來說，在節電宣導政策中，服務業者並非屬於中央經濟部的能源局可以管理得來，必須透過地方政府的協助，藉由縣市政府的產發局、經發局甚至是工務局的投入才能擬定出合宜的政策並執行。而當中央政策無法落實到地方政府時，便出現中央與民間的落差。
其次，新政府提出許多能源政策目標，如離岸風電 2025 年要達到 3GW，政府為了努力達到目標，進行不少大規模的建設開發，「但這樣是很脆弱的」洪申翰指出。如果不能讓民眾成為社會轉型的一份子，一旦發生爭議時，民間對政府的不信任、懷疑的反撲力量就會很強烈，如同 815 大停電事件所引發的後續效應。
再者，既有的公部門行政分工上也出現斷點。洪申翰舉例，現在討論能源稅議題時，到底該由財政部，還是能源局主責？在目前的行政體系中，容易造成政策討論找不到主責單位，導致議題被擱置、無法推動。
最後，政府雖擁有專業的智庫團隊，但提供的專業知識和資訊是否能與民間對話？「政府近年來持續推出各種科普知識，但資訊仍然是單向的，依舊是『政府想告訴民眾什麼，而不是民眾需要什麼』」洪申翰點出造成資訊斷點的關鍵。
洪申翰再次強調，應重新思考民間在能源轉型中的角色到底是什麼？推動政策時，不只是政府與民間的溝通問題，更多來自體制性的斷點，要如何重新連接，改變現有的行政僵化問題會是一大考驗。此外，現在有許多民間與民間的交流，但要怎麼轉化成實際可執行的方案？都是必須持續改善的問題。
未來石化能源的出路
能源議題，除了政府與民間的溝通問題外，根本還是回到能源資源的狀態本身。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謝秉志副教授指出，在 2016 年全球使用的能源中 85.5％ 來自化石燃料能（石油 33.3％、天然氣 24.1％、煤 28.1％）其次為水力及再生能源，佔了 10.0％，核能則佔了 4.5％。在可見的未來，全世界仍會相當依賴化石燃料能，天然氣的角色會更加重。
實際上，過往我們被告知需要擔心的石油蘊藏量，隨著科技進步，除了開發出新的油田外，更使過去沒辦法利用的資源獲得重新再開發，像是美國的頁岩氣、加拿大的油砂，使未來油氣資源不只足夠，更是能源供應的主要來源。
回看臺灣現況，根據臺灣 2016 年能源供給資料，自產能源僅佔 2.05%，97.95% 仰賴進口能源。其中，石油占比更是高達 48.93%，簡言之，臺灣不僅非常仰賴進口能源，還非常依賴石油。
然而，臺灣有近 50% 的能源被用於發電，即是導致台灣的「能源問題」常被看成是「發電問題」，「要討論能源政策時，要先搞清楚是要討論能源政策裡的石油問題，還是能源裡的發電問題？」謝秉志教授說道。
釐清了能源分配和資源後，再探討到電力問題。根據台灣 2016 年電力資料，火力發電提供 81.99 % 的電力，其次為核能發電 11.99 %，再生能源則是 6.02 %，其中火力發電，主要使用煤炭，再來為液化天然氣。
然而，在這樣的電力配比下，目前政府提出的 2025 非核家園政策，儘管停用核能發電，提升再生能源發電，但因為媒與燃油的使用仍佔大宗，導致二氧化碳排放問題依舊無法被解決。而根據「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臺灣 2050 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要降為 2005 年的 50% 以下，代表臺灣未來 35 年需要進行實質的減碳工作並不容易。
在這樣雙重的壓力下，謝秉志教授提出「20-30-50」的改善建議，即 20％ 再生能源、30％ 媒、50％ 天然氣的能源使用分配，以天然氣取代煤炭使用，來同時達到降低碳排放量與新能源政策的目標。
不過目前臺灣天然氣已達最大供氣能力，若要擴大天然氣使用，必須從上到下做出完整的規劃，包含上游要穩定購買天然氣合約，同時尋求低價天然氣、增加自產天然氣；中游則必須興建運輸管線、擴增儲氣設備、興建接收站、提早與居民溝通；下游則要興建或擴增天然氣發電廠，以及最重要的：提早與居民溝通。在管理上必須注意維持供氣順暢、維護運輸管線、維護發電設備、主動對民眾公開資訊等。
謝秉志最後回應林子倫教授與洪申翰的建議，再次強調政府應提供民眾信任感及安心感，不管是雙方的溝通、在地的了解、政策的規劃都必須與民眾有更直接的接觸，不僅讓是在政策上的推動更順暢，同時也是發現新機會和可能性的重要關鍵。
聽完三位的意見，你認為台灣政府在溝通能源議題與政策上頭還有哪些不足、且值得改進之處嗎？歡迎來泛答跟我們分享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