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莊崇暉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自古流傳許多描述「偷竊」的成語，信手拈來就有偷雞摸狗、順手牽羊、樑上君子，這是否說明古代常發生竊盜案呢？細看清代司法類檔案，竊盜案數量的確居於首位，為何竊賊在當時如此猖獗？
中央研究院 111 年胡適院長科普講座邀請院內近代史研究所巫仁恕研究員，以「歷史學與犯罪學的相遇：19 世紀中葉竊盜犯罪的分析」為題開講，應用歷史犯罪學發掘清代竊盜案中令人意想不到的現象！
傳奇俠盜「一枝梅」
翻開明末小說《二刻拍案驚奇》，傳奇俠盜「一枝梅」瞬間抓住眾人目光，只見他出入如鬼神、來去如風雨，不一會功夫便偷來士大夫家的金銀珠寶、竊走公子哥兒的西洋異錦被，甚至戲弄地偷換道士的百柱帽。每次行竊得手後，即在牆上畫一枝梅花，並將錢財送給貧民，「人間第一偷」稱號可說當之無愧！
竊盜案是明清時期常見的犯罪類型，可惜並非每位竊賊都是如同一枝梅的義賊。為何人們會淪為竊賊？哪類東西與對象最常被偷？清朝官府又是如何辦案？
面對重重疑雲，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巫仁恕研究員決心讓歷史學與犯罪學相遇，逐步揭開 19 世紀中葉竊盜犯罪的神秘面紗！
重返竊盜現場
巫仁恕以清代《巴縣檔案》（今四川省重慶市一帶）為研究材料，分析當中的司法類檔案後發現，從乾隆至宣統年間，最常見的犯罪類型就是竊盜案，尤其 19 世紀中葉同治朝的年平均數量最多，13 年間累積 3 千多起竊盜案。
當中最常見的竊盜方式是「入室行竊」，狡猾的竊賊會趁四下無人時鑿穿牆壁，鑽入屋內行竊。其他還有類似現代金光黨的「迷竊」，犯人會用迷煙或迷藥將人迷昏後大肆洗劫。小說中飛簷走壁的「飛竊」並不常見，但偶爾也會發生。
那麼竊賊最常偷的東西又是什麼呢？從《巴縣檔案》記載的失單可窺知竊賊最常下手的目標，也連帶顯示清代百姓生活中的物質消費與品味。
失物排行榜第一名竟不是金銀珠寶，而是人們穿戴的帽子、馬褂、布鞋等，甚至有流行服飾與西洋衣料，因重量輕、有市場、好銷贓，成為竊賊的首選，其次才是金屬器皿。此外，像是硯台、高級墨、書畫等象徵身分品味的文化用品與藝術品也時有所見。
最常被竊賊光顧的也不是家財萬貫的富翁，反而是資產百兩以上卻不足千兩的中產之家。這類人家有時不會去報官，因為大部分只損失一、二兩價值的物品，打官司要花的交通與時間成本比失物的成本還高。
竊賊最常出沒的地點與時機，其實和現代社會頗為類似。疊合清代重慶城市分區功能圖、同治朝巴縣城內各坊竊盜案分布圖後發現，竊盜案多集中在商業和行政中心，行竊的熱門期間常在考試、市場趕集或舉行婚禮節慶時。
竊賊東西到手後最常去當舖、市場銷贓，或賣給收購贓物的小販。特別的是當時有所謂的「窩賊之家」，藉由開設客棧掩人耳目，實為慣竊的幕後黑手與藏匿竊犯的賊窟。
被大環境所逼而犯罪
一般認知的犯罪者多是不務正業或受貧窮所苦的社會邊緣份子，巫仁恕應用犯罪學理論分析《巴縣檔案》中犯人的口供，從不同視角層層剖析犯罪動機。他發現竊嫌中，有一群被稱為「下力活生」的低階勞動階層佔了多數，他們沒有加入同業公會，靠著四處打零工謀生，生活較不穩定。
從理性抉擇論分析，如果這名有犯罪傾向的偷竊者認為，行竊可以讓生活過得更好，就可能選擇鋌而走險，這解釋了為何貧窮者容易傾向偷竊。再者，從社會聚合論來看，很多竊盜案都是集體犯罪，因為人多勢眾好照應的心態強化了犯罪合理性。
然而，巫仁恕又發現，有相當數量的竊賊是有正當工作的，當中不乏工商業主、受雇服務業者，甚至是公務人員或基層精英。上述案例顯示，貧窮不一定是引發偷竊的原因，當中還藏有其他因素。
從日常生活理論來看，只要集結三種要素即可能誘發竊案：有犯罪傾向的偷竊者、有價值的標的物、監督者不在場。此外，從情境預防理論分析，某些偷竊者是在日常情境下擋不住眼前誘惑，突然萌生行竊慾望，例如缺錢的兒子偷爸爸的錢、耕田時偷拔鄰居家的菜，或員工趁老闆不在時偷拿錢財。
事實上，多數人淪為竊賊是被大環境所逼，同治初期的巴縣即發生多起社會動亂，嚴重影響民生經濟，導致治安敗壞。
例如 1850 年爆發的太平天國之亂造成多個省份死傷慘重，同治年間太平軍的殘餘勢力入侵四川，大批巴縣團練（地方民兵）前往隘口守衛家園，許多宵小常趁團練隊員不在家時闖空門。
同治二年則發生重慶反天主教案，一群暴民闖入教區燒殺虜掠，趁亂偷走許多物品。接著，同治三年巴縣一夕間米價徒漲，百姓一時難以負荷，生活陷入困境下不得不偷竊苟活。
嚴厲清律下的破案率
竊盜案如此猖獗，清廷又是怎麼懲治罪犯呢？巫仁恕以「犯罪學嚇阻理論」（deterrence theory）三要素：嚴厲性（seriousness）、迅速性（swiftness）、確定性（certainty）來評估清政府的犯罪防治效果。
細看當時的大清律例具備相當的嚴厲性！母法「律」會根據犯罪主從關係、初犯或累犯、贓物價值高低處以相對的刑責。例如偷 1 兩以下，罰杖刑六十大板；偷 50 兩以上，除杖刑伺候外，還要服勞役徒刑一年；如偷 100 兩以上，杖一百大板、外加發配邊疆兩千里；偷 120 兩以上最重會被判處絞刑。
至於子法「例」則會針對不同狀況做出懲戒，例如偷竊過程中揮刀殺人、暴力行為、特殊身分犯罪，或在皇室、官家等特殊場所犯罪都會加重刑責。其他會一併懲處的還包括：窩藏罪犯者、收人贓物者、官役失職沒抓到犯人等都有相關罰責。
雖然清廷看似有嚴厲的律例懲治竊賊，但一般百姓如果家中遭竊，並不會馬上報官，反而是先通報住家附近的團練或保甲長，由這些地方基層組織的負責人私下調解紛爭。如果調解不成才有可能走上報官一途。
究竟官府如何辦案呢？首先，報官者需稟狀並列出遭竊的物品與其價值清單，由書役調查後撰寫勘單（調查報告）。確定真為竊案後，知縣會下公文給差票，派捕役去逮捕嫌犯。接著撰寫比單（傳喚公文）傳喚受害者等一干證人升堂審訊。最終，竊賊罪證確鑿、抓到共犯後，還需撰寫供狀（口供）與畫押（結狀）。
經過長時間辦案後，最終的破案率又是如何呢？以同治年間巴縣的破案率為例，1064 件都市竊盜案中，捉到竊犯的有 204 件，破案率僅 19%；1917 件鄉村竊盜案中，捉到竊犯的有 629 件，破案率僅 33%。整體的平均破案率只有 28%。
整體來看，官府的破案率低、辦案程序冗長，又常因抓不到共犯而無法結案，空有嚴厲性但迅速性與確定性不足，無怪乎百姓不想報官，也難以起到嚇阻犯罪的作用。
用微觀的視角探索社會百態
這種結合歷史學與犯罪學的跨領域研究稱為「歷史犯罪學」（historical criminology），是新興的研究領域。
巫仁恕表示，歷史學家常聚焦研究戰爭、革命、叛亂等歷史大事件的發展始末，較少關注日常性的犯罪事件，原因之一在於史料的局限。
過去有關竊盜的史料常零星散見於筆記小說、公案小說、判牘檔案等文獻之中，無法全面看清竊盜案件的具體實態。
所幸近 20 年來，中國許多州縣檔案重見天日，當中的司法類檔案記載許多竊盜案，結合犯罪學一起分析後，能從更微觀的角度了解古人的犯罪動機、犯罪心理、犯罪防治等，進而看見不一樣的歷史面貌！
延伸閱讀
- 巫仁恕研究員個人網頁
- 巫仁恕、吳景傑（2021）。犯罪與城市―清代同治朝重慶城市竊盜案件的分析。臺大歷史學報第 67 期，頁 7-53。
- 111 年中研院知識饗宴—胡適院長科普講座「歷史學與犯罪學的相遇：19 世紀中葉竊盜犯罪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