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爆效應：為何傷這麼大，還要繼續罵？

八仙塵爆發生至今，網路上開始出現一些討論，其中有一部分是責難傷者，像是「如果是我，才不會去參加這種活動，根本玩命！」、「主辦單位沒腦、參加的人更沒腦！」等等，另一部分則是家屬質疑醫療、責怪救人不力。雖然，大多數這類的留言下面就會有其他人回應，希望留言者能將心比心，畢竟已經傷這麼大，我們需要的不是罵，而是互相同理(同理不等於同情，也不等於認同，你可以試著了解對方的感受，但不一定要認同他們的行為)。

只是，為什麼這些塵爆酸民要責難傷者？為什麼家屬明明知道警消醫護都很用心、好幾夜沒闔眼了，還要怪他們第一時間處置不當？真的只是他們沒有同理心嗎？還是他們可以從責難中獲得什麼？

責怪受害者效應

或許有很多理由，但如果從內外團體（in-group / out-group）的角度來看，我們經常會覺得自己的團體（學校、朋友群、性別、年齡群）比較好，其他團體比較糟，這就是「外團體貶損效應」（Outgroup derogation）[1]。例如，有些人會覺得「怎麼會去參加這種活動！」、「還好我不是Party咖」「像我就一定不會去……」，是因為這樣想能感覺到自己是安全的。

這就是典型的「責怪受害者」(victim blaming)心態[2]。當事情發生的時候，根據基本歸因偏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3]我們會傾向將事情發生的原因歸因於受害者本身，認為那是他們自己的特質（沒有科學常識、不愛惜生命等等）造成。

這樣想有什麼好處呢？它可以維繫我們心中的「公平世界信念」（Just-world belief）[4-6]。我們大多數人對世界都抱持著一種「好人有好報，壞人有壞報」的想法，可是今天的受害者是跟你一樣的年輕人，這樣一來，我們的信念就受到挑戰了。於是你告訴自己：或許「他們」跟我不同，我才不會去參加這樣的活動！

只要這樣想，你就可以成功地把可能的傷害跟自己區隔開來了，獲得控制感和心理上的安全感。只是，在做這樣區隔的同時，你也一併區隔了人們最珍貴的兩種情感，同理和愛。

家屬責怪醫護，可能只是一種悲傷反應

此外，基本歸因偏誤同樣也發生在傷者家屬上，他們會傾向怪罪第一線的醫師、送診的病院以及急救人員，因為把病患的傷勢與不治歸咎於「鮮明而具體」的個人疏失（儘管可能根本沒有疏失），比起歸咎於抽象而飄渺的「政府放任醫療體系的崩壞」、「護理人力的流失」、「燒燙傷公式」更為容易。再加上家屬們都在走過嚴峻的悲傷與等待轉院的焦急過程，各種情緒、複雜與失落，更難讓他們好好靜下來理性地去想，或為第一線奮戰的醫療人員著想。

這些攻擊性的語言如「要不是當初送錯醫院」、「都是你們害我的孩子……」，很可能只是Kuber Ross指出的悲傷心理反應：「討價還價」或「憤怒」[9]。

如同諮商心理師葉北辰所說：「些說法並不是針對我們（醫護人員），而是來自於家屬的內在世界，他們的悲傷反應，他們的焦慮、憤怒、無語問蒼天！我們不用認同他們的負向言語，只需要看到這些對我們很有傷害性的語言，其實來自於家屬自己的受傷。」（引自：家屬的「送錯醫院說」也可能是一種悲傷反應）

媒體渲染與後見之明

這事件也反應了其它的心理現象，例如為什麼有些人總是事後才諸葛？在心理學上稱為「後見之明的偏誤」（hindsight bias）[7]，人們習慣總是在事後才說「我早就知道了！」

最後，部分媒體也用煽動的手法滿足我們滑臉書的三大需求[8]：

• 「情緒宣洩」：這就是為什麼有人在新聞下留言互罵、或罵媒體，有些只是藉機宣洩平常生活中對於其他事件的不滿與壓力（當然也有些的確是就事論事）。
• 「尋求刺激」：這也是為什麼媒體習慣貼爆炸、重傷的畫面賺點擊率，因為這真的會讓想尋求刺激的人想點下去看。
• 「扮演英雄」：當媒體渲染「傷者責怪醫療」時，很多人會跳出來叫不公平、或替辛苦的醫療人員說話（不過，這些問題的確需要被討論、被正視）。

姑且不論這些閱聽人、留言者行為背後的動機或對錯，媒體很精密的利用了人的心理需求，賺到點擊與討論數──但這些，卻可能是踩在傷者的疼痛上，並激起更多的憤怒。

綠豆薏仁的溫暖

想著想著，不知不覺變得更難過了起來。索性起身去巷口買綠豆薏仁冰。老闆娘一邊看著新聞轉播一邊問我：「你會去這種活動嗎？」

她一問完，我心想，老闆娘的問題根本早就預設好了答案，我只要說出「我才不會去」，她就會接「聰明！他們年輕人終究是年輕人，太衝動了！」或是「對阿，這種活動不去比較好」之類的。

但我真的仔細的想了一下，選擇這樣回答：「不一定耶，看有沒有人約吧。如果朋友邀、我腹肌又練好的話，可能還是會去吧。」這是我悶心自問最真誠的回答（畢竟我事前真的不知道塵爆的相關資訊，我相信一些人也是透過這次事件才更清楚的。），我心想等等可能要承受老闆娘的奚落「你怎麼一點常識都沒有阿」之類的，沒想到老闆娘說了一句讓十億人都驚呆的話！

老闆娘：「也是，很多事都很難說。」

回去的路上，我心裡升起一股小小的感動，因為她能同理我的同理。

我突然想起來，從前上社會心理學的時候，也是絕望地認為心理學只負責解釋，不負責解決的時候，當時的系主任跟我說了一段話：「其實還是有解的。減少外團體貶損、基本歸因謬誤的重要方法，就是把對方，也劃進『我們』的團體裡。我們都是人，挑戰這些偏誤不容易，但並不表示不可能。」

醫療、傷者、家屬、甚至承租場地的八仙經理與彩色趴的活動主辦人，都是島上的一份子，我們都可能犯錯，也都不希望這樣的悲劇發生。

在這次的事件中我也印證了她的話：劃進「我們」，不容易，不代表不可能。在這個人稱「集體失憶」的鬼島上，其實很多事情逐漸在悄悄地轉變中。從去年到今年發生這麼多重大傷害事件，媒體無止盡的煽動報導依舊[8]，儘管還是有些人在責備傷者、醫療人員、救災人員、政府政策，但還是有很大一群人，在提醒不要分享血腥畫面、在幫忙集氣、提供協助，還是有很多人跳出來，請大家停止責備。

在這麼重的傷害之後，我們還是能看到很多的愛，很多的希望。

或許，在這個時間點我們能做的有限，但是只要我們能用更多的柔軟和關懷，不去責難醫療、不去責怪傷者、甚至也同理家屬被情緒所覆蓋，這些難以承受的沈重就能漸漸被紓緩下來。

雖然，這可能是一條很長，很長的路。

我一直記得一個燒傷的孩子跟我說的一句話：「以前，我一直以為我是一個人。在傷害發生之後，我覺得全世界都背棄了我，很想乾脆去死一死。可是，你的出現是一種很奇妙的感覺，雖然很多事情已經不能改變，很多傷痕已經在那邊，但我發現，我不是一個人。光是這樣，就讓我更有勇氣，繼續咬著牙撐著，走下去。」*

延伸閱讀

1. Brewer, M.B., The Psychology of Prejudice: Ingroup Love and Outgroup Hat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99. 55(3): p. 429-444.
2. Janoff-Bulman, R., C. Timko, and L.L. Carli, Cognitive biases in blaming the victi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85. 21(2): p. 161-177.
3. Jones, E.E. and V.A. Harris, The attribution of attitud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67. 3(1): p. 1-24.
4. Lerner, M.J. and D.T. Miller, Just world research and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Looking back and ahead.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78. 85(5): p. 1030.
5. Hafer, C.L. and L. Begue,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just-world theory: problems,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challeng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5. 131(1): p. 128.
6. Furnham, A., Belief in a just world: Research progress over the past decad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3. 34(5): p. 795-817.
7. Tversky, A. and D. Kahneman, Availability: A heuristic for judging frequency and probability. Cognitive psychology, 1973. 5(2): p. 207-232.
8. 陆时莉, 传媒暴力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及社会控制的心理分析. 青少年犯罪问题, 2006(2006年 04): p. 20-22+8.
9. Kübler-Ross, E., On Death and Dying. 1969, New York: Macmillan.

*基於保密原則，本案例經改寫與模糊，並不反映某一特定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