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dit: Patrick Franzis via Flickr
香港跟台灣社會最大的分別，在於香港人不熱衷討論思想與價值問題，然而受益於近年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就道德論題的公開講學，使我在逛書店時或網上討論也碰到人們談起「道德兩難」（Moral Dilemmas）的抉擇，尤其那經典的 — 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1]可是，我們被這道「假」的道德兩難戲弄太久，那暗含的詭辯浪費了許多時間。
事實上，電車難題最終廣為人知，卻是由於哈佛大學的另一位教授，心理學家馬克．豪塞（Marc Hauser）曾對三十萬人重新提出這經典問題[2]：
設想你眼前有列失控的電車，以時速六十英里迎面衝來，你卻看到電車不遠的前方分別有五個鐵路工人，以及一個鐵路工人在兩條軌道上專心工作，將來不及逃離險境。
正好在你的面前是可以令電車轉轍軌道的控桿，如果你不操控轉轍軌道，便即有五位工人被撞死，假如你及時轉轍，便有一個工人被撞死；面對這個緊急情況，你將如何抉擇？
許多對道德議題敏感的人，面對這樣的難題也不知所措，甚至有朋友跟我說，轉轍軌道要自己親手碰上那控桿，即使只有一人撞死，是我親手促成他的死亡，但如果我不碰，那失控的電車撞死五人也不是我的責任﹗
也有些人變相支持了這一觀點，他們最掙扎之處，是決定生命存亡的價值，怎可以單憑數量來衡量哩﹗於是，他們也認為選擇轉軌撞死一人的朋友，根本就是徹頭徹尾的功利主義者﹗但是，實情真是這樣嗎？
首先我們要將問題除去一些旁枝末節，無論你碰不碰那控桿，依然是一個選擇，等於是「選擇去碰」或是「選擇不去碰」的問題，而後果是人人都知道究竟是一人還是五人死亡的直接結果。不錯，那列失控的電車撞死工人的悲劇不是你所促成的，可是你同樣是無法避免地置身其中，並需要進行抉擇，不可能因為你刻意不碰那控桿，就等於取消了承擔選擇的責任，這顯然是一種詭辯。
其二，一些朋友本來接近了難題的核心，卻沒有再思考下去。的確，假如被迫要去選擇人的生死，怎能僅僅以數量來衡量呢？而且，兩條軌道不過合共六人，不過，這正是電車難題最艱難與最淺白的關鍵之處：
你根本無法從這六人的價值作出判斷/抉擇。
電車難題設置過於空洞，基本上取消了「兩難」的困境，涉及如此少量的生命，在你抉擇前，沒有任何更多的內容加以考量。於是令原本可無須以量化作為考慮的問題，被扭曲成只能選擇一人撞死的定局，這也是如此設問底下，「唯一」沒有違反道德的抉擇。
我們看看德國哲學家理察．大衛．普列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如何將這問題發揚光大。他把握機會在德國四處訪問人對電車難題如何抉擇，發現四分之三的德國人都會轉轍軌道，選擇撞死一個人。接著，他相當「鬼馬」地調整設問，問人們如果那站在軌道的一人是你的子女呢？
結果，「沒有任何受訪者」會選擇令電車轉軌，寧願去犧牲那五個工人。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人們回答調整後的難題是否違反道德，而是點出了電車難題最弔詭的地方：只要輕輕把軌道上的幾個人填上生命內容，例如子女、某國總統、殺人犯、情人、某市長候選人等等，選擇的困難便翻天覆地改變。[3]
所以，桑德爾在課堂引用電車的第一重設問，旨在觸發思考，問題並不屬於「道德兩難」。反而，到了第二重設問：如果我們站在天橋上，只要將眼前那位旁觀意外的胖子推下去，觸碰控桿轉軌便能「殺一救五」，你將如何抉擇？兩難的本質立即呈現，因為你選擇令胖子死亡，不同於那逼於無奈身陷險境的鐵路工人，胖子本來就跟你一樣，是事件中的「旁觀者」，而且「身型肥胖」增添了一種意味，好像我們將他當成工具，因為他胖，所以活該被犧牲救人。
可見，涉及生命數量極少的道德抉擇，除了具體的道德情境外，也必須了解生命對象的內容進行道德判斷，假如我們對對象一無所知，不過就是抉擇 「ABCDEF君」的生死，變成了抽象的數字遊戲，毫無「兩難」可言。
然而更有趣的是，回到普列希特作出的回答，他發現只要將電車軌道上的受害者，轉換成自己的親人，便成了理性思考的強烈阻礙。人們必定認為自己的親人比更多的生命來得重要，甚至比任何人都重要，猶如筆者在《從亂倫、凌虐、搭訕看道德直覺》一文提及海特教授（Jonathan Haidt）的「道德直覺」研究。或許，正如演化心理學家艾卡．佛蘭（Eckart Voland）所言：「圈子裡的人和外人的道德是有差別的。它在結構上總是雙重道德的」。
的確，那些研究演化如何影響人類道德直覺的學者們，曾訂立過一張道德模組清單，他們認為人類長年的演化形成了強烈的直覺反射，干預了我們的行為抉擇，而且有普世性，這五大模組包括：互惠行為、苦難、階級、內團體與外團體聯盟、純淨。[4]
其中，所謂「內團體與外團聯盟模組」，簡單來說就是「親疏有別」，原始社會最直接的團體，首要是「親屬」，除了遺傳因素以外，視為親屬的群體長年居住一起，形成互相照顧、聯繫、忠誠的團體，當然，也可以不斷延伸開去，以膚色、打扮、嗜好等分成不同的親疏團體。這類二分思維雖然簡陋，迅速將對象分成「內外、敵我」範圍，但面對遠古的原始競爭，卻非常好用，有利生存，極快決定誰人可以信任和合作，誰人應該攻擊或戒懼，向誰分配有限的資源等等。
筆者並非藉解答思考難題，暗示我們進行道德抉擇時，「只需」考慮演化而來的直覺感受，也並非說「親疏有別」在生活上有何嚴重道德問題，卻是希望帶出一些經典的思考難題背後，涉及許多潛藏的人性規律。如此，人們判斷時往往不是基於純粹理性，也不易化成抽象概念加以推理，幾乎無可避免地混入諸般錯覺、直覺底下作出判斷，假如過於高估自我的理性客觀程度，不但自欺欺人，更無助提升生活上理智的程度。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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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克爾．桑德爾其實並沒有很著重這個問題的"選擇"，拿出來提問，是為了課程中導向一個好方向，引發學生思考，他的倫理學理論沒有這麼二元論，不是像電車難題做選擇題，他希望的是學生能做申論題，只當選擇題，僅注重道德結果，這跟邁克爾．桑德爾本人的學說並不相同，而且當代功利主義也沒有像古典功利主義過於偏重結果，典型的道德辯論，由於大篇幅的文字，會導致人的思考方向不那麼感性，其次道德直覺不能當倫理學答題的唯一解釋，如果只靠道德直覺真的能夠穩定答出正確答案，那倫理學就不會發展了
如上文當事者是否為親人，這其實也在倫理學的判斷範圍，只要你不提出一些很怪異的生命對象(植物、細菌)、有爭議的寵物，一般而言沒有特別提及，那就當陌生人，對象為親人，倫理學上本來就要負額外道德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