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理由讓人們比較容易幫助弱勢受害者,那就是他們似乎更有可能接受並感激幫助時。真正無助的受害者不可能在沒有干預的情況下解決問題,然而倘若在公共場所有個陌生人並非明顯處於弱勢狀態,向他伸援就是種冒犯,這會貶損他的獨立性或自主權。弱勢屬性與年輕之間的自然關聯性也意味著,接受幫助的人,有可能會認為他們被視為脆弱的或有需求的,而這就讓他們感到受幫助者擺佈,或者被當成比較幼小、低下或權勢較弱的人。
判定人們是否真的需要幫助並希望你伸援是件困難得令人驚訝的事情。例如,一個酗酒或吸毒的人有可能需要幫助,卻不想接受;這個人甚至會因為你說要幫忙就對你惡意攻擊。想像一下,倘若前例中那個慢性成癮男孩是你的姪子。他有可能會向你討二十美元來購買日常用品。即便對你來講這不是什麼大錢,即便你因為愛他、希望他茁壯成長,也願意支付更大額資金來幫他住院復健,但眼前這二十塊錢,你仍有可能拒絕援助。
即便如此,你的姪子有可能並不想去復健;他只是想要有足夠的現金來度過一天。這些都是很複雜的情況。就這類事例,子代需求有許多屬性都可能促使人們湧現反應衝動(例如:弱勢、需求、年輕、愛),但如果成癮者不希望你伸援,或者不想要你偏好提供的那種協助,他就可能成為你精神上和財務上的負擔。
這些情況發生在灰色地帶,有些人寧願讓姪子自己解決問題或者落入「谷底」,另有些人則因為看他受苦太令人難過了,而支付他索求的任何金額。若是成癮者不再年輕,沒有表現改變的跡象,或者用那筆錢來進一步危害他的健康,人們就會傾向於默不作聲。因此,即便脆弱性和需求都清晰可見,倘若受害者不想接受幫助,而其他線索與反應相衝突,援助就可能不會隨之而來。
肢體殘障人士有可能在開門時遇上困難,即便他或她能夠完成這項工作,也寧願自己獨力完成。二十世紀時,美國男性被教導要為女性開門,視之為一種殷勤的表現。有些女性覺得接受這種幫助是受男性擺佈,因為這種援助似乎暗示女性是較弱、較無能或不如男性,即便援助的初衷是善意。
最近我面臨一個狀況,我看到一位坐輪椅的女性準備進入研討會會場時,考慮是否要為她開門,但這位女性似乎能夠應付,也習慣這種歷程,即便對她來講可能比較困難,而且要花更長的時間。幫助可能會奪去人們藉由自理事務所湧現的獨立自豪感受,讓他們感到受侵犯或「不如」他人。由於與我擦身而過的那位女性似乎並不是真正無助,我擔心我的援助有可能會惹怒她,於是我決定不介入。
我永遠不會知道那次援助會不會受到感恩,不過舉這個例子是為了顯示,人們會有一種衝動,想要幫助在我們看來正面臨困境又很脆弱的人。然而,在明顯需要和明確能力之間存有一處很大的灰色區域。我們對這些線索非常敏感,但當它們相互衝突之時,不確定性就會促使我們袖手旁觀。無論如何,當真正無助的個體需要緊急幫助時──就像那位癲癇發作後跌落地鐵軌道的年輕人──湧現幫助的衝動。
慢性需求也可能在不同情況下削弱幫助衝動,好比當照護人員對他們看顧對象的需求習以為常,或者當他們感到心力交瘁,好比老人的配偶或體弱的親族,或者在機構工作的照護者。舉例來說,當有人患了像是阿茲海默氏症、帕金森氏症、多發性硬化症、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rterial” lateral sclerosis,這裡原文誤植,正確稱法為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腦性麻痺或癱瘓等疾病時,他們的弱勢屬性和協助需求就相當明確,但如果照護人員對這種需求習以為常,也不覺得很迫切,例如更換衣物或寢具、協助上廁所或洗澡等,這些需求仍然有可能被忽視。這類舉動對於健康的生活是必要的,不過嚴格而言倒不像把人拖離逼近的列車那般必須立即執行。因此,這些不那麼急迫的需求並不會觸發相同的反應衝動。
我父親晚年患上了帕金森氏症,一切事務都需要幫忙。由於他對東西的擺放位置和使用都碰上困難,好比找不到眼鏡、電視遙控器,或者需要把他的平板電腦重新連上網際網路,我們每天都得幫他處理許多日常事項。對他來說,這些問題都很重要,因為涉及他所能從事的僅存活動,好比看電視或在平板上閱讀新聞。
即便如此,這些事項的延續性和日常屬性,有時會讓我們感到不耐煩或延緩反應速度。提出這些幫助要求時,父親自己有時也會變得相當不耐煩,儘管我們理解他的殘疾、失控狀況,並需要這般頻繁的援助,仍然會使我們惱怒。儘管他很脆弱,而且我們非常愛他,但由於疲憊和缺乏急迫感,我們的幫助衝動受了抑制。
慢性需求會減弱幫助衝動,特別令人遺憾的是將親人安置在護理之家時所發生的事例,在那裡老年人虐待很常見,若非持續監督,要想根除是很困難的。就算生性關懷他人的人,對於他們所看護對象的例行(但真實的)需求仍會習以為常或感到嫌惡。照護者有可能在不斷被要求幫助下精疲力竭,特別是對於並不迫切或醒目的事項──肯定不像在圍觀群眾面前跳到地鐵列車前方那麼搶眼。
有些長期的援助確實非常引人不快。而且也幾乎沒有獎項或典禮來表彰那群無私更換尿盆、清洗骯髒床單或清潔浴廁的人。這些問題有可能對利他衝動造成限制,但如果我們理解並應用這個理論,則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例如,在長期照護機構中,我們必須定期點出病人看事情的觀點,他們感到無助,遭貶抑、遺棄──而且有一天你也會像他們那樣。
我們應該將援助牢牢地與一個時間表綁定,例如在特定時間提供藥物、餐點、沐浴和社交參與,從而完全避開對幫助動機的依賴。我們也可以對這樣的工作提供私下和公開的認可,無論那是多麼日常。當然了,對於這些必要卻極不愉快,而且至親家人無法在自家完成的工作,我們也有正當理由給付更高的薪酬。
有時照護者甚至還可以跟患者協商共同決定,例如照護者願意做或者能夠做什麼,以及應該花多長的時間。例如,現在我就能完全理解,為什麼我父親對於這些小問題會感到那麼沮喪,畢竟這些對他的生活品質至關重要。倘若我們當初就商量好,對這些要求的回應時間(好比十分鐘),而不是每次都回嘴,「好啦!我一下子就來!」或許我們就省下一些麻煩。我父親大可以參與有關他的照護的這類討論,不過當他真的想要某件事物時,他就很難克制自己(而多巴胺藥物治療還讓他變得更加衝動)。
拙劣的克制能力,實際上是另一種弱點,病人幾乎無法自我控制,這就是我們表現同理心和耐心的理由。但是在照護、悲傷和困惑的亂象當中,人們很難置身事外,理性判斷。根據利他反應模型,我們可以理解,這些情況如何與人類演化出的幫助衝動兩相衝突,於是就能更專注在我們對那個人的愛,並規劃一種反應,讓我們就算在沒有衝動的情況下,也能提供希望付出的慈悲照護。
——本文摘自《利他衝動:驅策我們幫助他人的力量》,2024 年 11 月,知田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