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懷抱滿腔熱血報導戰區生死的一小群報社特約記者與獨立記者而言，遭流彈擊中、被戴著巴拉克拉瓦頭套大吼大叫的人綁架，或是被炸得血肉模糊的風險，都是工作的一部分。至於那些致力於揭露（或掩埋）權勢者骯髒祕密的記者、直搗犯罪組織黑暗核心的記者，或是傳播意圖挑釁、擾亂和冒犯之觀點的記者，也都接受他們的工作可能使自己受到傷害。
但對多數人而言，新聞業應該是個安全的職業。舉例來說，記者不會預期在報導交通壅塞、金融市場起伏的過程中殉職，也不覺得評論最新技術裝置和時尚趨勢，或者記錄形塑市府微觀政治的沉悶鬥爭，會對自己造成生命威脅。
不幸的是，發生在日本公共媒體 NHK 的記者佐戶未和身上的事和期待不符。佐戶負責地方政府線的新聞，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在報導東京都選舉的工作中死亡。她的遺體被人發現時，手裡還握著手機。
醫生很快確定佐戶的死因為心臟衰竭。但經過日本厚生勞動省的調查後，官方將她的死因改為「過勞死」。在去世的前一個月，佐戶在正式紀錄中的加班時數為一百五十九小時。這令人筋疲力盡的工時，相當於連續四個星期的每個工作日都上了兩輪完整的八小時班。可想而知，非正式的加班時數大概還要更多。在佐戶去世後的幾週內，痛失愛女的父親查閱她的手機與電腦紀錄，計算她在去世前的一個月至少加班了二百零九小時。
在佐戶未和猝死的那年，還有許多類似的死亡通報。日本厚生勞動省正式承認，有兩種類型的死亡為工作過度的直接後果。「過勞死」是指由於疲勞、睡眠不足、營養不良和缺乏運動引起的心臟疾病導致的，佐戶的情況就屬於這類。另一方面，「過勞自殺」是指員工因工作過度導致的精神壓力，選擇走上自殺一途。
同年年底，厚生勞動省證實，二〇一三年有一百九十人死於過勞死或過勞自殺，前者與後者的比例為二比一，這與前十年的年均數字大致相符。然而，日本厚生勞動省向來只在特殊情況下宣布某人的死因為過勞死或過勞自殺，也就是只在能夠毫無疑問地證明死者的加班時數已遠遠超過了合理限度，同時也沒有其他值得一提的致死因素（如嚴重高血壓），才會這麼做。
因此有些人認為，政府不願意承認問題的實際規模，譬如日本眾多反過勞死組織之一「過勞死辯護團全國連絡會議」的祕書長川人博就持此立場。他認為，過勞死的實際數字比政府願意承認的高出十倍。不意外的是，日本因過度工作導致嚴重精神失調或健康失調的人數，也被認為比官方實際承認的高出好幾十倍，而且因工作當下過於疲累造成職場意外事故的數字亦然。
一九六九年，日本某大報貨運部有一名二十九歲職員，在令人聞之心痛地超時加班後，於辦公桌前倒地身亡，成為官方承認的第一例過勞死。隨著越來越多的死亡案例被直接歸咎於過度工作，「過勞死」這個詞很快進到大眾詞彙，進而逐漸成為日本國內的重要話題。
在日本，與工作相關的疾病的詞彙越來越多。在這越來越豐富的詞彙庫裡，最引人注目的一個是「經理病」，它被用來描述中階主管在面對職場升遷、辜負團隊期待、讓自己和家人蒙羞，乃至更糟糕的讓老闆失望、拖累公司等情況時，所感受到的巨大壓力。但經理病的問題只會影響白領階級，反觀過勞死則是無差別攻擊的殺手，無論是藍領勞工，還是經理、教師、醫療工作者、企業執行長，都同樣可能遭殃。
在東亞，過勞絕非僅見於日本一國的現象。在其他東亞國家，也有許多壓力過大的員工一邊在工作崗位匆忙吃午飯，一邊思忖過勞的潛在致命後果。每年平均比英國人或澳洲人多工作四百小時的南韓人，也採用日文單詞「過勞死」的韓文說法來描述同一個現象。
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自一九七九年戒慎恐懼地擁抱「國家資本主義」以來，中國的經濟以驚人速度增長，大約每八年成長一倍。儘管科技發揮了重要作用，紀律嚴明且價格低廉的勞動力吸引全球企業的製造業務進駐中國，一直是中國經濟成長背後的動力，也將中國變成世上最大製造業生產國和出口國。但經濟成長帶來出人意料的後果，包括因工作過度而死亡的人數激增。二〇一六年，通常只在分享好消息時灌水的國家官媒中央電視臺宣布，每年有超過五十萬的中國公民死於過勞。
——本文摘自《為工作而活》/ 詹姆斯．舒茲曼，2021 年 11 月，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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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生父過勞死，毫無疑問他們的家庭會崩潰，但估計我自己的生活變化不大，最多就是再一次無家可歸，之後繼續每天翻找垃圾堆填飽肚子。至於歇腳的地方，居民區的爛尾樓不怎麼難找。我睡過公交車站旁行人等車的長椅，睡過人行天橋底下，睡過公園，睡過醫院24小時急診室，睡過肯德基麥當勞，睡過24小時營業的便利店、書店，睡過網咖，睡過購物中心的洗手間、樓道，睡過洗浴會所，睡過KTV門口的沙發......自從我12歲時被接去和母親一家同住，就變得喜歡逃家，有床也不睡，晚上去老家的公園流浪，去網咖流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