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 年，正在哈佛大學攻讀物理博士的孔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意外地獲得在大學部授課的機會。哈佛大學校長柯南特（James B. Conant）深覺科學普及的重要，除了打算親自出馬教科學哲學，還想新開一門科學史的課，於是找上了孔恩。沒想到因此改變了孔恩的人生道路，也催生了一個科學哲學的重要學說。
在準備教材時，孔恩才驚覺難以理解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原典。他原本以為科學的發展是循序漸進地由淺而深、由簡而繁，因此以他一個物理學博士生，理應輕鬆掌握幾千年前的原始科學。但亞里斯多德自成一套的世界觀卻令他不得其門而入，猶如原始部落充滿隱喻的神話令人費解。後來他試著拋下現代物理知識，依循亞里斯多德的世界觀與思想脈絡去思考，才豁然開朗，並且悟出「不可共量性」這個重要概念，開始醞釀將要掀起巨浪的科學哲學經典之作。
1948 年，他開始講授科學史，同時繼續準備博士論文，一年後順利取得博士學位，但他的學術路線已從物理學轉向科學史與科學哲學了。1962 年，就在他到柏克萊哲學系與歷史系任教後的第二年，孔恩出版《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在學術圈投下震撼彈，震波同時擴及自然科學與社會人文這兩個不大往來的圈子。
孔恩發現科學史上大部分時期都是他所稱的「常態科學」，也就是某種觀點、理論或價值取得科學社群的共同認同，而成為典範之後，科學社群的新舊成員就都會以此典範為中心，遵循相同的方法、使用共同的語言，有效率地探索新的知識。一旦出現與典範不符的異例，被質疑的通常不是典範有誤，而是研究者的方法或工具有問題。直到更多異例出現，成為不得不正視的危機，才為科學革命提供契機，由截然不同的新理論取代舊典範，成為新的典範，再如此不斷循環。
因此科學的進展並非像積木般慢慢堆疊，逐步累積成高塔。相反地，真正跳躍性的進步往往是打掉重練、另起爐灶；而且用的是與原來積木形狀不同的新型積木。這就是新舊典範之間的不可共量性，兩者的觀點、架構、語言都不相同，所以沒有共同標準可以衡量對錯；從托勒密到哥白尼的行星軌道模型，從牛頓力學到相對論，就都是一個典範取代一個典範的例子。
孔恩的「典範轉移」理論一方面受到社會大眾的熱烈歡迎（包括企業管理等不同領域都拿來套用），一方面卻在學術圈引起正反兩極的評價。支持者讚譽他掌握了科學進展的歷史脈絡，發掘出自然科學較其它社會科學有明顯進步軌跡的原因；批評者則質疑典範模型其實否定了多元化的可能，而且典範取捨只由科學社群決定，代表著獨尊科學的菁英主義。
其實孔恩只是從史實的角度提出科學進展的實然面，至於批評者所提出的科學與科學家的定位等應然面的問題，仍有待科學家與人文社會學家的繼續對話。
本文同時收錄於《科學史上的今天：歷史的瞬間，改變世界的起點》，由究竟出版社出版。
View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