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我們都已知道發現 DNA 構造在人類歷史上是多麼重要的里程碑，從生物到人類學的研究、從基因醫療到基改作物、從追溯過往到改變未來，各種無限可能正是從 1953 年 4 月 25 日這一天，美國分子生物學家華生與英國物理學家克里克共同發表 DNA 的雙螺旋結構開始。不過很多人可能不曉得，發現者之一的華生，他的一生就跟雙螺旋的發現過程一樣，充滿曲折與爭議。
據華生自述，他是在大三時讀了薛丁格的《生命是什麼？》這本書，興趣才從動物學轉往遺傳學。然而無論他在攻讀博士時或到哥本哈根作博士後研究，都未涉及遺傳物質的化學結構問題，直到他在 1951 年偶然在義大利參加了一場 X 光繞射的研討會，聽到來自倫敦國王學院的威爾金斯（Maurice Wilkins, 此人日後將扮演關鍵角色）發表實驗結果，證實 DNA 是有規則的結晶體，才改變他原本以為 DNA 分子太複雜，不可能靠 X 光繞射揭開神秘面紗的認知。於是他轉往英國劍橋大學的卡文迪什實驗室，恰好分配到與有物理背景、又與威爾金斯熟識的克里克同一個研究室，開啟了兩人的發現之旅。
此時對化學鍵瞭若指掌的大師鮑林已經找出蛋白質中氨基酸的 α 螺旋結構，開始往 DNA 進攻。國王學院的威爾金斯與羅莎琳・弗蘭克林（Rosalind Franklin）則在 X 光繞射實驗上遙遙領先。華生與克里克只能參考他人研究資料，擺弄原子模型，在三組團隊中最為落後。
事情的轉折發生在 1953 年 1 月 30 日這一天，華生帶著鮑林最新發表的 DNA 三螺旋模型論文衝到國王學院，告訴威爾金斯與弗蘭克林他發現鮑林犯了一個初級錯誤，但他們必須彼此合作、加緊腳步，才能搶在鮑林發現錯誤之前找出 DNA 的正確結構。與弗蘭克林素來不合的威爾金斯見她不為所動，竟然未經她同意就將她所拍攝的一張清楚的 X 光繞射相片給華生看。於是有了這張著名的《第 51 號相片》，華生與克里克清楚知道如何建構 DNA 的雙螺旋模型，反而成為最先摘得桂冠的發現者。
1962 年，他們與威爾金斯共同獲頒諾貝爾醫學獎；弗蘭克林四年前已因卵巢癌過世，自是無緣獲獎，但華生不但未在致辭時感謝弗蘭克林，甚至在之後的自傳中還給予男性沙文主義式的批評。華生後來仍不改本色批評肥胖者、外貌不佳的女性與愚笨的人。2007 年 10 月更聲稱：「我們的社會政策，根據的事實是，他們（非洲人）的智商跟我們相同，然而種種測試證明，事實並非如此。」
雖然華生已在輿論壓力下隨即辭去於「冷泉港實驗室」任職 40 年的主管職務（不知這是否導致他在 2014 年底必須將諾貝爾獎章拿出來拍賣？），然一個發現 DNA 結構並領導小組繪製人類基因圖譜的科學家都會有此歧視心態了，我們豈能不對於科學家在其專業以外的言論謹慎看待呢？
本文同時收錄於《科學史上的今天：歷史的瞬間，改變世界的起點》，由究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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