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George Hodan
「醫學是門不確定的科學，同時也是門藝術（Medicine is a science of uncertainty and an art of probability）」──威廉 · 奧斯勒（Sir William Osler），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創始者
一種疾病不一定只有一種治療方法，如何選擇除了透過醫師的專業評估之外、也需要醫病之間有良好的溝通。在2017年的研究發現，當醫師用聽起來「太過專業」的詞彙和患者說明時，竟然會直接影響病患的決定？
在面對病人的時候，臨床溝通有時候可能更像是種藝術。「疑似水泡」、「囊腫」、「疑似腺瘤」、「有可能是癌症」都可能被用來形容在超音波上的一顆圓球般的影像。然而言者無心，聽者卻可能有意。即使疾病同時有「侵入性低（如：藥物或持續觀察）」和「侵入性高（如：外科手術）」可供患者選擇，若醫師使用 「聽起來超難懂（技術性高的詞彙）」的用語和病人溝通，患者就有可能會過於焦慮，進而更容易接受侵入性高、傷害性也高的醫療手段。
2017 年，澳洲雪梨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的研究團隊針對六種疾病，進一步研究醫師敘述病情時所用的專業用詞，對於病人選擇的治療決策的影響 [1]。以女性的內分泌失調的疾病──多囊卵巢綜合症（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為例，對 181 名年輕女性假設被告知了（診斷）某種疾病，研究人員隨機地用了兩種用語，分別是：
結果顯示被告知的用語是「多囊卵巢綜合症」的女性，相較於被告知的用語是「體內激素不平衡」的受試者，不僅自認為病情更嚴重、自尊也較低，同時也更趨向於願意接受進一步的超音波檢查──儘管超音波並非絕對的診斷標準 [2-4] [注 1]。
而在 2013 年，美國波士頓麻省總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聯合研究 [1, 5]中指出，若以三種不同用語來向患者說明乳房癌症 [5, 6]，則患者選擇的治療手段也不盡相同：
結果發現，當患者被告知「非侵襲性癌症」時，有 53% 選擇了非手術性治療；而醫師用語是「乳房病變」時，選擇非手術的患者提高到 66%；而當患者聽到的是「非正常細胞」的時候，非手術性治療的人更增加到 69%。顯示了醫病溝通時，醫護團隊所選擇的詞彙，確實會影響患者的治療決策 [1, 5]。
過度治療指的是患者接受了不必要的檢查或療程，造成身體的痛苦或心理負擔，而在醫病溝通的用詞造成的過度治療，難以怪罪雙方。但「防禦性醫療（Defensive medicine）」所造成的醫療浪費和患者苦痛，卻血淋淋的顯示了現代醫病關係的緊張。
「好賺第一賣冰，第二告醫生」，這是我家鄉流傳的一段諺語，明確地形容了現在醫師訴訟纏身、醫病關係緊張的現況。依據我國衛生福利部說明，台灣醫師每年平均約有 36.7 位醫師因醫療糾紛被刑事起訴，遠高於美國的每年約 1.2 位（0.004／百萬人口）及日本（0.12／百萬人口）的每年平均約 15 位，如換算成訴訟率則為美國的 400 倍，日本的 13 倍 [7]。
醫師容易被告的壓力之下，心理自然地會浮現過度治療的念頭──「如果我沒幫患者開這些檢查，就有可能被告」因此容易開立對病患無效的檢查，甚至是較痛苦或昂貴的醫療手段，徒增病患療程的不適與國家醫療資源的浪費。
根據美國在 2005 年的研究指出，詢問高風險科別的醫師（急診、外科、神經科等），結果發現幾乎所有的醫生（93%）都曾因畏懼訴訟，而給予「防禦性醫療」的診斷，甚至高達 42% 比例的醫師，承認曾給予病人不需要的醫學影像檢查 [8]。另外國內法學研究也指出，國內每一百名醫師裡，每年就有 5-16 名醫師就得要被刑事檢察官調查，甚至上法庭 [9]。也難怪現今的醫師們，寧可給予對患者不必要的藥物或檢查，造成過度治療、浪費醫療資源，也不願意承擔被告的風險了。
在儀器敏銳度提升及醫病緊張的時代，「過度治療」已經成了各國政府急待解決的挑戰。而我國的健保帶有社會福利、排除市場機制性質，造就了台灣政府是醫療支出的單一支付者，進而讓醫療浪費、過度治療成了歷屆健保改革最頭痛的問題。
然而， 2017 年的澳洲研究是針對英語醫療用詞，和西方文化的受試者。台灣似乎還沒有人針對中文醫療用詞對於醫療決策的選擇，進行類似的研究，也許政府或學術單位可以從這個角度切入，了解台灣民眾是否也會跟澳洲人有一樣的感受──「醫生講得好難懂，搞得我好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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