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 的疫情，從 2020 年初開始已折騰了全球將近一年半的時間，無論是高度或低度開發地區，所有國家無一倖免，世界各地的人們在這段一年多的期間飽嚐了生離死別。
而台灣的確診數，在政府對外實施嚴厲的邊境管制，對內及早要求國民在特定區域（如：車站、捷運及大賣場等等）戴上口罩的政策下，即便有零星的本土確診點火，終究無法造成燎原之勢。
上天似乎嫉妒這樣的歲月靜好，因華航機師檢疫隔離期間和機場防疫旅宿員工確診事件，自今年 4 月 23 日開始打破了我國 121 天沒有本土病例的佳績，本土確診持續延燒到 5 月 14 日，當天指揮中心已經透露防疫警戒升往「三級」的風聲，除了敏感的股票市場根本招架不住的崩跌（將近 1500 點的史上最大跌點）之外，也讓早已習慣安逸生活的國人陷入無盡恐慌。
次日，本土確診個案單日暴增 180 例，雙北市進入三級警戒，其他各縣市也宣布著手準備三級警戒的相關事務，之後本土確診個案便不停出現。
而台灣自 COVID-19 於世界上爆發開始以來，到了現階段才開始面臨本土疫情的劇增，大量疑似病例之篩檢及通報需求，令衛福部在一開始時承認，基於檢驗量能與通報作業的問題，會發生遲延公告確診數的情形。
從而，指揮中心自 5 月 22 日起，在公佈本土確診案例數時，會將前幾天因尚未檢驗、尚未通報而沒有加入該日的確診數目延遲幾天公佈，例如：5 月 16 日公布 206 例確診個案，在隔了幾天才將漏未加入的 74 例補足，因此 5 月 16 日實際上有 280 例本土確診。
指揮中心也將此種補足的行為，稱為「校正回歸」。
台灣是個民主國家，而民主的價值展現在國家所有的施政行為，都要受到人民的監督，以及擁有民意的立法者授意。原則上，立法委員會將一切行政權可以做出的行為，透過立法的方式，讓行政機關有法律得以遵循，來滿足依法行政的要求。
依法行政原則是法治國家最重要的原則，其中最重要的觀念，就是「法律保留原則」。
至於什麼是法律保留原則呢？簡單來說，就是「行政機關的所作所為，在一定條件下，都要有法律的依據。」換句話說，在某些情況下，法律只要沒有允許國家從事某一行為，國家都「不可以」在沒有規範的前提下去完成。
因此法律保留原則，便是限制「國家機器」運作的一種規範模式。（這剛好跟人民相反，法律只要不禁止人民從事某一行為，人民都可放心大膽去做。）
然而，行政機關每天要面對的事千頭萬緒，如果所有施政要完成的行為，都要由立法委員立法後才可以去做，會造成立法院須要沒日沒夜的立法、行政機關天天在等待法案產出的窘境。
因此，大法官在司法院釋字第 443 號解釋，將法律保留原則細緻分為不同層級，稱之「層級化法律保留」；而大法官的想法，簡單講就是「越重要的東西，越該有充分對應的條文」。
也就是說，如果某一國家機器所做成的行為，「對人民來說越重要」的話，就越要經過立法者充分的授權，否則就會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的要求；換言之，如果某個行政機關的行為「不太重要」，就不太需要法律依據，甚至就算沒有經過立法者授權，也可以讓行政機關依照自身專業頒布「行政命令」，作為行政機關將來發動職權的依據（註一）。
回到指揮中心採取校正回歸的情形，在保障人民「知的權益」的重要前提下，指揮中心有如實告知人民確診數量的責任，於是在採檢量能不足時，透過校正回歸的手段，盡力在有限時間內呈現完整的確診個數。
換句話說，採取校正回歸的政策，是在確保人民「知的權益」，滿足了人民
在想要充分掌握疫情、管理資訊的需求。這樣的舉動確實可能需要有法律依據才能完成。
對此，就有人質疑，指揮中心是在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前提下，採行「校正回歸」的方式，違反了法律保留原則的要求。
但筆者認為實際上並非如此，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等（註二）相關規定，指揮中心本來就應透過新聞媒體適時發布疫情相關警示；而利用媒體發表疫情訊息時，若有調整內容的必要，更有立即更正的義務（即校正回歸等方式）。
透過前述法規的說明，應該可以了解所謂的校正回歸，其實是依照相關規定所作的措施，不會有違反依法行政，甚至法律保留原則的問題。
落筆至此早已夜深人靜，疫情盡頭的曙光仍舊熹微；而民主時代，大家對於指揮中心的作為是好是壞，都能有自己的意見，也讓評論如雪花般飛來，甚至可說是烽火漫天。
從筆者的法律背景出發，自然會仔細觀察政府政策與執行走向是否合乎程序及相關規定；像是未來各家疫苗的緊急授權，藥事法對此的規範密度似乎有所不足，這都很值得我們進一步關心與改善（註三）。
反之，若面臨相關討論超出了自身領域，也會嘗試先去理解該領域的「專業」究竟如何論述，再慢慢累積感想進而抒發己見，期許你我不要掉入漫無邊際的質疑，畢竟疫情風暴要雨過天青，只靠謾罵是不夠的，還有待大家齊心協力呀！
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