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人們總傾向於相信一定有種「生命力」存在，才使得生物與非生物有所區別。不過進入十九世紀之後，隨著科學的進展，越來越多人認為生命其實也是物理與化學作用的結果，就像鐘錶運作一樣，並無特殊之處。「生機論者」與「機械論者」兩派爭論不休，後來主戰場自然轉往生命的起點——胚胎。
德國生物學家盧克斯（Wilhelm Roux）是機械論者，他於 1888 年發表實驗結果，指出青蛙的受精卵一分為二後，若用燒燙的針刺死其中一個細胞，讓剩下另一個細胞繼續分裂下去，最後只會長成半個胚胎。他認為這代表生物就像複雜的機器，早就預備齊全的零件隨著細胞分裂，而散布到應有的位置，長成各種器官。
但盧克斯的師弟德瑞胥（Hans Driesch）在 1892 年所做的實驗卻又大不相同。他在海膽的胚胎細胞分裂成四個時，用力搖晃分開它們（因為沒其它分開細胞的方法）。若按照盧克斯的理論，這四個細胞應該各自發展成四分之一的海膽，但並沒有；它們長成四隻完整的海膽，只是比正常尺寸來得小。因此德瑞胥主張肯定有超乎物理定律的力量，才能讓生命一分為四。
那麼，該如何解釋這兩個看似互相衝突的實驗？結果由同是德國的胚胎學家斯佩曼找出合理的解釋。
1902 年，斯佩曼靈機一動，利用女兒的頭髮將蠑螈的胚胎細胞從中束緊成葫蘆狀，結果有時能長成兩個完整的胚胎，但有時失敗，而失敗的情況都是變成一個近乎完整的胚胎與一個不成形的腹側部，斯佩曼認為這是因為腹側部缺乏「分化物質」。因此他主張分離的胚胎細胞能否長成完整的胚胎，取決於其中是否含有誘導分化的物質；而且分化物質會透過化學訊號影響鄰近的細胞。
後來斯佩曼指導的女博士生曼果得（Hilde Mangold）自 1921 年開始進一步的實驗。她將確定會繼續分化的胚胎細胞植入另一個胚胎，結果不管後者原本能否繼續分化，都會被植入細胞誘導分化成完整的胚胎；這可說是首次成功的動物複製實驗。斯佩曼因此提出組織者（organizer）的概念，用以稱呼這種指導細胞如何分化、組織成完整個體的物質——如今我們知道這其實就是 DNA。
1935 年，斯佩曼因為發現胚胎發展過程中的組織者效應，而獲頒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可惜曼果得於 1924 年發表論文後幾個月，就因廚房瓦斯爆炸引發大火而被燒死，而無緣共享榮耀，只能由斯佩曼在演講時特別提及她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