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dscape of beech forest in Serra de Catllaras, Catalonia, Spain
小時候，我對野生動物最深刻的印象是來自高雄縣旗山、六龜、甲仙一帶林立的山產店。像是倒掛在鳥籠裡的狐蝠、瑟縮在狗籠裡的白鼻心、炒得香噴噴的山羌肉，還有跟橡皮筋一樣久嚼不爛的飛鼠肉（是的，我嚼過橡皮筋），都帶給我很大的衝擊。
這時期的台灣森林，是一個由消費市場驅動，獵人扮演頂級掠食者的生態系，同時，開墾和伐木，也夾擊著野生動物的生存。後來，在民國 78 年野生動物保育法頒布後，這種色香味俱全的野生動物體驗，逐漸走入歷史。而沒有了野生動物的消費市場，原住民也不再依賴狩獵作為經濟來源，再加上國家公園、保護留區相繼設立，野生動物開始獲得了休養生息的契機。
所以，這些年來野生動物們過得好嗎？問題的答案從來就是個謎。
即便在國家公園裡面也只有零星、短期的動物相調查。
到底台灣的野生動物資源如何變化？保育工作是否有成效？就連生態學者也難以一窺全貌。2013 年，鼬獾狂犬病爆發，我們終於意識到，自己對於野生動物資源缺乏掌握。
原先，我們以為 1961 年後，台灣就已經沒有動物的狂犬病案例，那麼，2013 年的爆發，到底是新的境外移入疫情？還是代表其實這 50 年來，狂犬病在台灣從來沒有消失過？
雖然現在基因定序的技術非常成熟，但是我們沒有 50 年前的病毒基因可供比對，於是鼬獾的族群變化就成了最關鍵的答案。如果台灣的狂犬病從來沒有消失，則鼬獾應該已經適應與病毒共存，成為保毒宿主，族群不會有劇烈的變動；但如果這波爆發是新傳入的疫情，則鼬獾的族群勢必受到衝擊，會有非常明顯的減少。
可惜的是，台灣從來沒有針對任何野生動物做長期的監測，所以林務局與防檢局在狂犬病爆發後開始合作，在苗栗、南投、台東等三個狂犬病最早出現的縣市以自動相機監測鼬獾。之後由林務局逐步擴大規模至全台及蘭嶼、綠島，在林班地架設自動相機監測樣點，拍攝中大型的哺乳動物。
目前為止，台灣以及蘭嶼綠島共有將近 300 個自動相機的監測樣點持續運作中，且監測樣點的數量，也仍在持續增加中。
自動相機是目前野生動物監測方法中效率最高，且最廣泛被使用的調查工具（圖1），操作方法可以標準化、自動化且全年無休。這些相機由巡山員負責操作及回收資料，各林管處承辦人員辨識照片，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以及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負責訓練人員及確認資料正確性，之後進行分析及撰寫報告（參考資料1），而中央研究院的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則負責開發軟體、並建立「臺灣自動相機資訊系統」（圖2），提供照片資料倉儲、搜尋、統計分析等功能。
為了反應動物族群量的變化趨勢，所有照片資料都被轉換成「單位時間拍到的有效照片數」，概念上相當於「單位努力捕獲量」，國際上慣稱為相對豐度指標 (relative abundance index)，國內則慣稱為 OI 值(occurrence index)。
這個指標受到動物族群量和動物活動頻度的影響，兩個因子的變化都會改變指標，所以並無法直接用指標值換算出動物的實際族群量；也因為如此，我們通常將指標值稱為族群豐度或相對豐度，而不是實際族群量或族群密度。
但是根據許多研究，這個指標和實際的族群量呈高度的正相關，也就是動物數量增加的時候，指標也會上升，動物減少的時候指標，會隨之下降，因此很適合用於反應動物族群量的變化趨勢。目前的哺乳動物長期監測網，有將近 300 台相機持續運作當中，跨單位的合作，讓陸域中大型哺乳動物的監測邁向長期化、系統化、標準化、公開化的里程碑。
雖然過去我們曾錯過了數十年，但經過了這些年的監測，我們發現哺乳動物們除了石虎還需要我們再加把勁之外，其他物種其實都過得還不錯，而且無論是不是保育類都是如此（圖3）。山羌、山羊、水鹿豐度不斷上升，狩獵壓力不曾稍減的野豬趨勢持平，鼬獾似乎已經從狂犬病的侵襲中回穩，穿山甲也有穩健的表現。
這樣看來，台灣的森林似乎再度欣欣向榮了？可惜，其實未必。
因為頂級掠食者的減少，目前草食獸正逐漸接手，主宰森林的演替方向。擁有登山經驗的朋友或許會發現，某些中高海拔森林中的芒草牆消失了，森林底層的植被比過去更稀疏甚至消失（圖4，圖5），從前需要砍草鑽行的苦日子不再，造林用的苗木，也因為被草食獸取食而導致造林失敗。
以水鹿為例，許多地區開始出現水鹿啃食樹皮的現象（圖6），像是知本森林遊樂區、塔塔加遊憩區（圖7）、南橫天池及沿線的登山步道等（圖8），連遊客都向國家公園表達關切。水鹿啃樹皮的時候還會挑選樹種，而且偏好啃食小樹。這種選擇性的啃食，正慢慢改變台灣的森林樹種組成，甚至是演替的方向，當然也陸續影響了共同生活在森林中，依賴這些植物的小型哺乳動物、鳥類和昆蟲等。
台灣的森林，正從鐘擺的一端——頂級掠食者主宰的世界，擺向另一端——草食獸決定的樣貌。
事實上，野生動物數量的改變不僅僅影響森林的樣貌，更回過頭來衝擊著人類的文化和對於保育的思考。因為野生動物的增加，獵人不再需要翻山越嶺追尋獵物的蹤影，狩獵範圍逐漸退縮到部落附近，甚至能夠當天來回。狩獵的技能、山林智慧的傳承，以及傳統領域的維護，都因此而面臨危機。
雖然狩獵活動未曾消失，但早已對野生動物不構成威脅，如同墾丁的梅花鹿，因為成功的復育而導致高位珊瑚礁森林及農作物受到危害，迫使墾丁國家公園必須逐步「回收」野放成功的鹿隻。未來，會不會有一天，水鹿將會從人們心目中的「森林吉祥物」，轉變為森林和農作物的害獸？
過去，獵人們會注意動物的數量，而調整自己的狩獵頻度和地點，多的時候多打，少的時候就少打、或者換地方打，讓動物有休養生息的機會。換句話說，獵人其實就是自然資源的經營管理者，而狩獵文化，則是一種永續的資源利用模式。
而從野生動物經營管理的角度來看，野生動物是一種可再生資源，人類可對野生動物做合理的利用，並確保其永續生存。為了維護生物多樣性，物種間不平衡的現象可以由人類適度介入處理。
所以，從現狀來看，我們曾經勾勒的保育的美好願景，是不是遺漏了我們自己？
人類和野生動物都是生態系的一份子，彼此以有形無形的方式聯繫著。目前草食動物族群量上升主要是因為原有的捕食者幾乎消失，但捕食者消失，卻不是一個正常的生態系應有的現象。
草食動物對森林環境的衝擊，會影響到共域的其他物種，例如森林底層的昆蟲、鳥類、其他哺乳動物等，以及森林的發育和演替。如果任其發展，除了森林裡的動植物受衝擊，也會因為跟人類的接觸而引發疾病、交通安全、農損等問題，最後草食動物的族群，也會因為超出環境承載量而快速崩毀。
當我們忘了把自己加入願景的規劃中，就會讓好不容易回歸自然的梅花鹿轉眼變成害獸被回收，或者如獼猴面臨我們的危害防治手段；而當我們只考慮自己的時候，就會造成像流浪犬貓、被放生的外來種等等對環境和動物帶來的危害。食物鏈中雖然有掠食者和獵物之分，但沒有永遠的強弱和輸贏，兩者永遠互相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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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才突然覺得，目前各物種在臺灣島開始繁衍的時間，相關研究是怎樣? 因為，本來是覺得，(假設是8000年前抵達的)原住民族傳統祭儀，用到近千年才到的外來物種感覺很怪! 但是後來才覺得，如果原住民族還優先採集狩獵比其更早到這塊土地的物種，那如果還要求保護其優先於後來群體權益，感覺好像也不太正義? 會變成只有自己可以掠奪更早到的物種的感覺?
的確，山羌、山羊、飛鼠、松鼠、獼猴等大增，不但自然更新的木本、草本小苗被吃得嚴重影響更新，殼斗科的果實也無法成熟就被吃個精光😂
老師可以進一步說明關於 "頂級掠食者/捕食者的消失（造成草食動物族群上升）" 是指哪些嗎？ 因為只看到提及人類狩獵的部份，狩獵減少是主要原因嗎？
同意人類適度介入處理 (如適度的授獵)，但會有增加人獸接觸的疾病傳染可能性嗎?
還有狩獵中獵犬的部份，山上的獵犬是否很常是放養的? 這部份對於中小型野生動物會不會造成傷害？
#3
謝謝您的提問。台灣較近期的頂級掠食者主要是獵人沒錯，尤其以1970, 80年代來說，漢人對山產的消費造成了對野生動物剝削式的利用，同時森林砍伐尚未停止，四通八達的林道也提升了獵人的狩獵效率，狩獵活動大大壓抑了狩獵物種的族群量。更早之前的日據時期，主要的狩獵活動則是在平地的梅花鹿獵捕，每年可以出口數萬張鹿皮。此時中高海拔的頂級掠食者除了獵人，可能還有雲豹、黑熊、黃喉貂等，但何者對於草食獸族群的控制力比較強，就難以估計了。台灣的原住民獵人之所以可被視為生態系中的頂級掠食者，是因為原住民已經在台灣非常久了，早已成為生態系的一份子，我們近代所看到的生態環境都是在獵人存在的情況下產生的。當獵人逐漸消失以及對動物的保護逐漸加強，草食獸很快就因爲生存壓力降低而開始成長，台灣的森林也就開始出現我們不熟悉的樣貌：地被植物消失、樹木更新減緩，最後大型喬木也減少的話，可能就會開始出現草原化的環境，如同郁永河在「裨海紀遊」所描述的17世紀台灣西部平原的景象：「平原一望，罔非茂草，勁者覆頂，弱者蔽肩，車馳其中，如在地底...」。
#3人類和野生動物接觸本來就會有感染人畜共通傳染病的風險，但這部分的風險是可以做一些防護措施來預防的。至於獵犬，通常不會是放養的，而是和獵人一起生活在部落中（當然也有平地人進行犬獵），對於野生動物危害較大的其實是流浪犬，而且流浪犬主要集中在低海拔里山地區，對於低海拔的穿山甲、石虎、小型食肉目等危害相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