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允許自己看著她的雙乳，如此她就不會感到尷尬。我擺出一副什麼都沒有發生過，無所謂的樣子。寧願賣掉我的眼角膜，只求她康復。我對她用情至深，連生命都已經奉獻給她。」[1] 2021 和 2022 年的《 BMC 婦女健康》期刊，各有一篇論文介紹在伊朗的女性罹患乳癌後，她們本人或是丈夫，如何面對性生活等方面的變化。[1, 2] 雷同的研究，也曾出現在臺灣、馬來西亞、丹麥等國家。男女乳癌患者或他們的伴侶，用第一人稱說出身為當事人的真實感受。[3-5]
乳癌好發的族群是 50 歲以上的女性，儘管男性與其他年齡的人，也有可能會得到。[6] 幾篇探討乳癌的質性論文中，[註1]受訪者的年齡層，大約界在 33 到 82 歲之間，並以 40 幾到 60 幾歲為大宗。[1-5] 在穆斯林國家伊朗和馬來西亞，夫妻不太討論兩人的性關係，而在滿足男方的同時，女性的需求時常被忽略。[2, 3]「如果我要求性愛，他會覺得我不知羞恥…我們的婚姻會就此了結…」一名伊朗婦女表示。[2] 然而，這並不妨礙穆斯林向研究人員傾吐心事，所以不能在房間裡溝通的問題，反而在期刊中得以窺伺。[1-3] 另一方面，在相較開放的丹麥社會，男性患者的妻子們其實也會面臨性交貧乏，[5] 畢竟疾病或療程導致的性慾低落是跨文化的生理現象。
至於我國的情形呢？臺灣大學和新竹馬偕醫院的團隊，於 2019 年《國際健康與幸福質性研究期刊》中寫道，儘管化療降低了性慾，乳癌患者一般願意配合伴侶的要求。理由是「多數東南亞婦女的個性較為保守且傳統，她們把丈夫當作『神』來看待。」[4] 不曉得本文讀者是否同意他們的觀點？
身體疼痛、頭髮脫落、下體乾燥、手術疤痕，或是失去乳房這對性愛前戲的小道具，都是乳癌治療的副作用。[2-4] 有時候三八假賢慧[註2] 的臺灣親友，還會唯恐天下不亂，以化療期間做愛會「早死」，或是性愛恐「活化癌細胞」之類的謠言，嚇唬女性患者。[4] 此外，男性病患由於人數較少，在丹麥曾有遭受不當待遇的案例。例如：拿到關於月經變化的衛教資訊，或者被自以為幽默的人問是不是女人。連家屬都會因為他們罹患所謂的「女性疾病」，而備感壓力。[5]
癌症治療通常不是一個人的旅程，任何病患遇到的挑戰，親人也總是首當其衝。[5] 妻子外貌的改變，使某些丈夫不再有慾望；而就算後者還想發生關係，不舒服的妻子也未必做得來。本來幾天一次的性交，變成一年幾次或近乎歸零。[1] 同樣的情形，若性別角色互換，也好不到哪去。某位丹麥太太就抱怨：「首先，他 100% 陽痿了…已經三年沒性愛，一次也沒有…我完全失去慾望，真的。這意味著我們不時產生口角，比從前更常對彼此咆哮。顯而易見地，他也覺得自己不夠男人。」[5]
吵架解決不了問題，相互扶持卻能讓日子不那麼難過。伊朗女子聽到丈夫的真情告白，認為疾病拉近他們兩人的親密關係。[2] 當然，正港的臺灣男子漢也不遑多讓。「他親吻我手術的疤痕，然後對我說他愛我，而非我的乳房。」某位臺灣的受訪女性如是說。[4] 丹麥太太則是以行動支持，代替丈夫向醫師請益，「他自己才不會問，不如我來」。[5]
除了夫妻的共同努力，對有宗教信仰的人來說，神也是苦難中的倚靠。馬來穆斯林女性說：「我總是向神祈求健康，才好力盡對丈夫的義務。…求祂至少賜予我無痛性交的力量。」[3] 體貼的馬來丈夫也會「向神禱告，以降低性慾」，因為這也是給他的考驗。[3] 在臺灣，受訪婦女則提到基督教和佛教，帶給她們心靈的慰藉。[4] 比較特別的是，由於伊斯蘭教允許一夫多妻，[註3] 在伊朗以及馬來西亞，會出現另一種思考的面向。比方說，馬來妻子基於愧疚，主動建議丈夫「娶第二個太太來滿足他的性需求」。[3] 而在伊朗，雖然有的男人覺得跟第三者發生關係合情合理，但也知道在原配生病期間做這檔事，絕對「於社會所不容」。[1]
不過，明著不能幹的事，就會有人背地裡來。一名伊朗男性受訪者承認，他在伴侶接受治療的時候，找別人滿足性需求。無獨有偶，臺灣也有類似的例子。[1] 「丈夫有外遇，導致我陷入憂鬱。」某位臺灣太太說。[4]
經由與乳癌患者或其伴侶的訪談，各國研究團隊羅列他們發現的問題，並舉出可行的應對方案。整體看來最常見的現象，是病患與伴侶事先不清楚癌症治療對性愛的影響。[1-3] 有的當事人感到向醫師提問的困窘；[3, 4] 有的自行摸索不同的性交姿式；[3] 也有人乾脆上網搜尋潤滑液等解方；[1] 不然就是挖掘給男性的乳癌資訊，卻徒勞無功。[5] 這幾篇論文普遍的結論是，假若醫療人員開啟衛教話題，並給予精神支持，乳癌患者與伴侶之間的關係和生活品質，或許就會有所改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