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等著霍金研究室的門打開時，我想到很多需要他和我一起討論的材料，以及我們相處的時光是如何地悄悄流逝掉，例如等著霍金的話語慢慢從機器流出來。這個溝通上的瓶頸是你必須去適應的：坐在那裡，等著他挑字、組句把話說出來。
在他被確診之後的頭二十年，霍金逐漸喪失了他的口語能力。到最後，只有少數人可以聽得懂他說的話，他們是：珍、索恩、羅伯特，還有他的幾位博士班學生。他們就像他的翻譯一樣，只要他們不在場，他便無法和人溝通。
然而，在一九八五年時，霍金感染了一場嚴重的肺炎。那一年他四十三歲。他有好幾個星期都必須仰賴呼吸器才能呼吸，每次當醫生試圖把呼吸器移開時，他便會窒息。醫生告訴珍，氣管造口術是唯一能讓霍金活下來的方法。他們解釋，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手術，也就是說他將永遠沒辦法再開口說話。
霍金當時病得很重，根本沒有能力去決定是否要動手術，因此由珍做了決定。她簽了手術同意書。霍金後來康復了，然而在那之後，他唯一的溝通方式就是透過拼字卡。由一個人去指著拼字卡上的字母，霍金則會揚起眉毛，表示那是他想選的字。
霍金雖然活了過來，但感覺卻像是死了一樣。他覺得很難接受這個手術的必要性。他對於珍同意這個手術，感到非常生氣。在他無法和外界溝通的那段時間，是他在確診罹患漸凍人症之後，首次感到沮喪，心情低落，陷入深深的憂鬱裡。
大約在一年之後，他當時的一位助理朱蒂 (Judy Fella) 在 BBC 上看到一則關於電腦程式如何幫助嚴重殘疾人士的報導。她循線找到了這位發明家，不久之後，霍金便被配備了一套通訊設備系統，而這套系統也將在他往後的人生裡，一直伴隨著他。
有了這項新科技之後，對他而言，寫出一個句子就像是在打電動玩具一樣。螢幕上有游標在移動，他可以透過臉頰上的肌肉，控制眼鏡上的感測器來選擇他想要的字母或單字。當他完成一個句子之後，他會點選電腦上的某個圖示，然後他那著名的電腦語音便會讀出他剛剛所寫的句子。
在他順手的時候，他每分鐘可以說出六個字。速度雖然不快，但至少他已經能夠溝通了。而且，他不再需要有一位翻譯隨侍在側。這個意思是，在這麼多年之後，他第一次可以和任何一個他喜歡的人私下交談。
我對這個「每分鐘六個字的等待遊戲」有過一些經驗，最初是在加州理工學院，那時我們正在合作《新時間簡史》，以及稍後在構思《大設計》的寫作計畫時。然而，我還覺得不習慣。這個等待時間有時候是一分鐘，有時則是五分鐘，甚或十分鐘。最初，我會胡思亂想。稍後，我學會了放鬆，讓自己在那幾分鐘裡進入一種半冥想狀態。然而，在寫《新時間簡史》時還好，但到了寫《大設計》時則變得讓人很受不了。我根本就靜不下來。
在寫《大設計》的時候，我學會利用霍金打字的時間來思考手上的一些議題。我也學會像這樣慢速的思想交流或交談，其實是有價值的。它可以讓我想得更深入一些，對某些議題，可以考慮得更周全一些。比起一般正常的談話，很多的話都是脫口而出，根本來不及思考。
有時我會想，每個人都應該以這種方式來交談。另外有些時候，我則是覺得，沒有人應該被迫以這種像是在沼澤裡面走路的方式交談。
隨著我們愈來愈熟，我們的互動方式也跟著有些變化。我學到了霍金最重要的溝通方式，並不是透過電腦所打出來的那些字句。就像盲人會發展出敏銳的聽覺一樣，霍金也逐漸發展出一種強大的非口語溝通能力。他的一些親近朋友都知道如何利用這個特點來和他溝通，例如說一些含有煽動性或引導性的言論，然後再觀察他的反應。
在說話的同時，也注意觀察他的反應，朋友們便能間接地知道他的心意，從而修改發言的內容，這就像物理學家是透過觀察光的散射圖形來研究原子的行為那樣。在必要的時候，霍金會插入一兩個字或句子，然而，他最有威力的溝通方式是透過他的臉部表情，他可以透過眼睛、眉毛與嘴巴等細微的表情變化，把他的感覺傳遞出來。
有些表情，例如他的鬼臉，是很明確的，有些則是細微的表情。有時候，你會覺得你懂他的意思，但是卻不清楚他是怎麼讓你理解的。
這是一個特別的語言，只有當你和他足夠親近時，才能自然學會，就像在他進行氣管造口術之前，只有那幾位親近的人，可以聽得懂他那口齒不清的語言一樣。
對霍金而言，語音只是談話時的調味料，而不是那塊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