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流感死亡人數不到 0.1％，幾乎每個人都得以康復。
在一九一八年的大流行中，大多數人都康復了，但死亡率卻比以往高出二十五倍。在美國許多人死於一九一八年的大流行病，當時人們的平均壽命從原來的五十一歲降至三十九歲。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在流行病中期，一千名公共衛生官員聚集在芝加哥討論疫情，在為時三個月內，瘟疫奪走四十萬人性命。有人已經預言，第二年會爆發更加致命的流感。
與會者之一的喬治．普萊斯（George Price）博士在他的報告中描述了當時的狀況，如今讀來仍令人恐懼。
首先，醫師承認他們不知道流行病的原因。「我們不妨承認我們不認識這個病毒，並稱之為『Ｘ』病毒，」普萊斯寫道，「因為沒有一個更好的名字。」
醫師們在患者的分泌物中發現幾種不同的微生物，但這幾種微生物是致病元兇，還是侵入已飽受疾病折磨身體的趁虛而入劫匪？（事實證明是後者）。
參加此次會議的與會者針對一些事項達成一致意見。傳播疾病的任何病毒均能從喉嚨、鼻子和嘴巴的飛濺物和黏液中發現。借助飛沫，病毒可以經由打噴嚏、咳嗽，以及從手到嘴的接觸進行傳播。因此一位醫師建議減少病毒傳播的唯一方法是，讓「每個病人都穿著潛水夫服裝」。
醫師們也一致認為，如果患者從流感中康復，就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免疫力。許多四十多歲的人都倖免於難。當時的理論和現在一樣，即這些人群——那些在一八九八年經歷過嚴重流感流行的人，已經具備針對一九一八年傳染病的免疫力。
但該如何控制疾病呢？由於與會者普遍沒有信心，會上展開激烈討論。儘管已採取預防措施防治流感，但流感已經蔓延，然後又突然且意外地消失了。當時大量群眾佩戴面罩，但這並不能保證大家一定能夠得到保護。
許多衛生官員認為他們提供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也許這是事實，但無論採取麼安全措施，仍然有一定用途。芝加哥的衛生專員明確表示了這一點。「這是我們的責任，」他說，「要讓人們免於恐懼，憂慮比流行病更具殺傷力。就我的立場而言，如果這樣能幫助人們擺脫恐懼的話，我會樂於建議大家隨身帶個幸運符。」
官員試圖蒐集患者和死者的資料，但許多州仍舊沒有主動報告病例。疾病前線的醫師們忙到無法填寫必要的檔案，很多患者在接受治療之前就已經死亡，因此幾乎無法估計死亡人數，或被感染後康復的人數。
人們還沒來得及計算患者人數，病毒已奪走患者性命。沒有任何實際的數字系統，來描述這場怪異的瘟疫。
在十七世紀瘟疫期間，倫敦許多受疾病折磨的家庭，在前門上畫了一個大十字架，上面寫著「主啊，請保佑這家人。」這個十字架警告著人們，室內潛伏著疾病和死亡風險。
類似事件發生在一九一八年，但以更具規範的方式，把「危險告示」張貼在前門。危險告示是警告健康的人遠離此地，但在許多社區，幾乎每個家庭門上都有此類標記。
在公共衛生方面，人們還做過一些努力，關閉了學校、劇院、商店，以減少公共場所的擁擠和混亂。這是一種迫使人們在休閒時間睡覺、儲存能量並避免感染的方法，但其實並不清楚這些封閉措施是否奏效。
底特律關閉少量公共場所，只有相對小面積的地區遭受流感襲擊；而儘管費城制定更嚴厲的封閉政策，但並未有效阻止這場災難。
紐約衛生局局長羅耶．科普蘭（Royal Copeland）改變了公共汽車和地鐵的時間表，以阻止乘車時人員過度擁擠。他在城市周圍安裝大型標誌提醒公眾不要吐痰，但他沒有關閉學校或劇院。
他認為，由於許多學童住在擁擠的廉租公寓，學童住在學校會更好，在學校他們可以學會如何保持健康。
普萊斯博士對一九一八年芝加哥會議的描述，以號召人們採取行動而結束。
儘管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和絕望情緒，但他仍舊認為，結束流感疫情的最佳方法是借助公共衛生政策。需要更有效地協調各個衛生機構，這些機構應像軍隊一樣置於統一指揮之下。
為了擊敗敵人，私人和社區機構需與各級市、州和聯邦共同努力。普萊斯知道他需要做出很多努力，而病毒不需要。
流感的諸多症狀中，有一種症狀比發燒或呼吸短促更致命。那是一種無力感，這種感覺對密西根大學醫學院院長維克多．沃恩產生終身影響。在目睹這麼多人死亡之後，沃恩決心「再也不要鼓吹醫學院取得巨大成就，要虛心承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無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