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中醫本真性與科學化是衝突的嗎?中西醫交融有哪些可能性?——《非驢非馬》

對於低估中醫的人而言,以不加思索的方式追逐中醫科學化當然不難。如同我在第九章解釋過的,由於西醫師最關心的就是防止這兩種醫學的交流互動,因此在中醫科學化的爭議中,他們只支持一種研究計畫,就是遵循「一二三四五」的程序而進行的國產藥物科學研究計畫。這個研究程序是中西醫之爭的一種政治策略,它建立在一種價值評估與風險的體制之上,又在實踐時重新強化了這種體制。

具體而言,就是認定中藥僅是自然界的原料,因此科學家應該把中藥視為可能造成性命威脅的「新」藥。藉著把常山乃至所有中藥貶低為只不過是自然原料,這種研究程序體現了華威.安德森(Warwick Anderson)所描述的「可能是殖民科學最具殖民色彩的特徵」:也就是「其歷史看起來彷彿純粹只是萃取和挪用,只是把先前毫無價值的物品納入科學體系裡,而抹去在地社會與政治的混亂影響。」(字體強調在原文即有)。

「可能是殖民科學最具殖民色彩的特徵」:也就是「其歷史看起來彷彿純粹只是萃取和挪用,只是把先前毫無價值的物品納入科學體系裡,而抹去在地社會與政治的混亂影響。」
圖/pexels

所幸,常山研究是一個能夠挑戰這種常識性研究程序的「異常案例」,證實常山抗瘧效果的過程不但將其中涉及的知識政治揭露無遺,更證明了任何以「萃取和挪用」方式進行的研究,都絕不是實現中醫潛在價值時,成本效益最高或最有效的研究取徑。

就連陸淵雷這位最激進的改革者,也對中醫科學化的破壞性後果感到疑慮。參與了自己所主張的整理中醫案所引發的激烈辯論之後,陸淵雷卻感到後悔,語重心長地指出:「今世科學程度,尚未能澈底瞭解自然界之對象。國醫固有方法,實驗有效而不得科學上理解者甚多。今之整理,欲醫藥利用科學,非以醫藥供科學之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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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陸淵雷痛心的是,在科學化的名義之下,中醫付出了許多不必要的「犧牲」。是以改革派中醫師努力與中醫科學化方案折衝協商,希望能從這項中醫界正式支持的方案中,拯救出他們所珍惜的中醫。更重要的是,為了回應雙重背叛的指控,他們必須同時協商何謂「科學化」以及什麼是中醫的本真。

以科學與西醫補足傳統中醫限制?新中醫的誕生?

正因此,當中醫師被迫擁抱中醫科學化方案並投入推動時,他們致力於強調科學內部的不統一性以及異質性。他們拒絕將科學本質化為一個同質的實體,雖然那正是「科學化」一詞的預設。相反地,他們極力探索醫療科學內部的異質性,以便創造條件讓中醫與科學能夠進行有正面價值的跨種雜交。

現代醫療科學中,他們特別感興趣的領域包含神經系統、免疫學與抵抗力、淋巴系統,以及荷爾蒙,因為這些領域探討的現象都像「氣化」一樣無形而不可見。
圖/ unsplash

現代醫療科學中,他們特別感興趣的領域包含神經系統、免疫學與抵抗力、淋巴系統,以及荷爾蒙,因為這些領域探討的現象都像「氣化」一樣無形而不可見。本書的一個重要發現,就是許多中醫師都不相信中醫之於科學與現代性,必然是水火不容、全然對立。深切體認到中醫的各種缺陷與限制,他們積極地由科學與西醫中選取若干元素納入中醫,以實現心中的宏大目標──創造新中醫。

這些中醫師不僅拒絕把科學本質化為一種同質的實體,也同時拒絕把中醫保存為一種永恆不變的、同質的傳統。相反地,他們致力於由中醫內部相互競爭的「學派」中找出有價值的次傳統,從而重組出一個現代的中醫。舉例而言,我在第四與第八章曾指出,他們利用經驗的概念而抬高宋朝之前那種比較「經驗性」的醫學傳統,相對地貶抑金元時期的醫學,更把《傷寒論》視為一部以經驗為導向、因此較為重要的經典,從而將其地位提升至《黃帝內經》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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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中醫師都深切體認到,想要讓中醫延續長存,就一定要重新組合、甚至重新發明中醫的傳統。他們把中醫裡一些不合時宜的實作排除在外,但也把一些在近代歷史中遭到邊緣化的實作重新納入其中,例如針灸。如同在本書裡已數度闡述的,日本的學術研究為現代中醫的重組提供了關鍵性的資源與啟發。

許多中醫師都深切體認到,想要讓中醫延續長存,就一定要重新組合、甚至重新發明中醫的傳統。他們把中醫裡一些不合時宜的實作排除在外,但也把一些在近代歷史中遭到邊緣化的實作重新納入其中,例如針灸。
圖/ unsplash

細菌理論納入中醫歷史?發展有效療法重於理解疾病肇因?

選擇性地借用科學以及重組中醫,是兩項交引互動的歷史過程。最明白顯示這一點的,莫過於將細菌理論納入中醫的歷史。如同第八章詳述過的,中醫師雖然認識到細菌理論對於中醫的病因學構成了重大的挑戰,卻還是致力於將其納入中醫,為的就是改進中醫預防以及控制急性傳染病的能力。依據蘭安生的分析,急性傳染病是中國每年比美國多出六百萬死亡人口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為了保存中醫的「治療價值」,他們援引現代免疫學及抵抗力理論,大力主張必須保存「證」的概念與名稱。為了達成雙重的目標──一方面讓中醫納入細菌理論的新知,另一方面又保存中醫有實效的治療與診斷技術──他們發展出「辨證論治」的雛形,而這個雛形在中共建政後被提升為「傳統中醫」(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的決定性特徵。

中醫師不再認為自己是在同時追求本真性與科學化兩種邏輯上相互衝突的目標,而可以新的方式來思考中西醫交融的可能性,從欣賞、轉譯、犧牲,尤其最重要的是價值的角度(包含知識論的價值、臨床的價值,以及社會經濟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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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辨證論治這項公式所強調的,醫學理論的功能在於「介入世界」而不是「再現世界」──在於發展有效的療法,而不是理解疾病的肇因。由於辨證論治超越了再現主義的真實觀,因此它有效地拆解了將中醫與現代性視為水火不容的對立兩極的思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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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驢非馬」醫的挑戰與貢獻

「雜種醫」的批判者斷言這種醫學難以持續成長,他們這麼說是有道理的。首先,創造價值的努力絕對沒有保證一定會成功。此外,中醫裡有價值的元素究竟為何?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免會受到特定的社會政治情境所影響,因此也會隨著時代而持續改變。

即便如此,這些努力還是為中西醫的跨種雜交開啟了一扇大門,使中醫師不再認為自己是在同時追求本真性與科學化兩種邏輯上相互衝突的目標,而可以新的方式來思考中西醫交融的可能性,從欣賞、轉譯、犧牲,尤其最重要的是價值的角度(包含知識論的價值、臨床的價值,以及社會經濟的價值)。

透過協商現代性論述以及重組中醫的具體成果,改革派人士承擔了發展「非驢非馬」醫的歷史性挑戰。雖然他們通常都被視為食古不化的保守派,但這些懷抱改革意識的中醫師卻是積極的行動者,他們致力於實現中醫的現代性,從而探索中國自身的現代性。

——本文摘自《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2024 年 02 月,左岸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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