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何反日？
中國「反日」的歷史解釋與深層結構大揭開！
◎中國人的愛國，為何一定會變成反日？
◎從五四運動到近十年的反日遊行，真的只是因為民族主義的操作嗎？
◎為什麼中國人那麼容易相信政府的說法？
「中國人將『愛國』和『反日』畫上等號的心情和想法，日本人既無法理解也感到不悅。」——岡本隆司
就近年的中國「反日」運動來看，其原因形形色色，而這些事件不僅使中日對立加劇，就連東亞局勢也受到極大影響。但是，中國究竟為何「反日」？為了探究中國「反日」的深層結構，《中國為何反日？》一書記述了十六至二十世紀的中國與日本包括「社會體系」、「經濟運作」與「對外態度」在內的整個歷史，並通過中日比較進行細膩的脈絡分析。
【社會體系】：就日本江戶幕府的統治而言，由於權利統治須尋求與社會體的合作，因此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緊密。而在清中國，由於社會體聽憑「家族」、「鄉團」等中間團體的規範，因此國家與社會之間處於游離狀態。
【經濟運作】：由於日本江戶幕府限制與海外貿易，因此對自然資源進行徹底迴圈再利用的經營方式，得到了持續不斷的自我發展，政經之間極為緊密。而在商業化發展的清中國，由於政府不願介入民間經濟，但中間團體所發揮的作用愈來愈大，導致政經互相背離。
【對外態度】：日本江戶幕府因「鎖國」政策與外國的接觸較少，但官民均熱衷於收集外國資訊，相比之下，與外國人事物接觸機會眾多的清中國，卻因實用主義致使外國資訊無法廣及整個社會。再者，進入十九世紀後，雖然清中國和日本都與西方諸國締結了條約，但清朝並無意接受主權國家之間對等的國際關係。而日本卻結合西方的意圖解讀條約，將消除不平等因素的能量轉化為推動明治維新的原動力。
就這樣，由於政治與社會游離所形成的「軟結構」中國，在吸納「開港」的「衝擊」之後，並未呈現巨大變化。而因凝聚力強所形成的「硬結構」日本，卻因受到「開國」的「衝擊」，開始謀求結構上的徹底變革。而這種對「西方衝擊」的「反應」差別即為中日對立的根源。
那麼，於十九世紀後，「開港」後的「軟結構」中國與「開國」後的「硬結構」日本，又是如何具體走向對立的呢？
日本自明治維新後欲以西方「條約體制」重建對外關係。而中國則沿襲了明代以來的「抗倭」觀念，加深了對西化日本的戒心。從一八七一年的《日清修好條規》到一八八五年的《朝鮮撤兵條約》，中日兩國為避免直接衝突而多次談判，但最終還是沒能防止一八九四年日清戰爭的爆發。之後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的戰勝國日本意欲接管俄國在中國東北的特權，但遭到中國人民的抵制。這就是「反日」局勢的最早出現，並歷經一九一五年的「五九國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抗日戰爭」，之後在共黨中國「愛國主義教育」的推動下，中國人從此將「愛國」和「反日」畫上了等號。
綜上而論，本書透過漫長的歷史視野比較中日兩國的體制，並清晰地闡述了中日兩國走向最終對立的過程。
作者簡介
岡本隆司
日本京都府立大學文學部教授。專研中國近代史、東亞國際關係史。著有《近代中國與海關》、《在屬國與自主之間——近代清韓關係與東亞之命運》、《馬建忠的中國近代》、《李鴻章——東亞的近代》、《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與強人》、《朝鮮的困境——在日清之間追求獨立自主的歷史》等。
譯者簡介
陳心慧
青山學院大學國際傳播學系碩士。現任專業中日筆譯、口譯人員。譯有《代表的日本人》、《世界史的誕生》、《日本史的誕生》、《從蒙古到大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