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戲劇效果犧牲科學事實，基改科幻電影再引恐慌│科學家與媒體的橋樑（六）

• 本文與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合作，內文經泛科學改寫。
• 完整文章請見：「「混打AZ疫苗與BNT疫苗的免疫特性和效果」專家意見」
• 資料更新至 2021 年 10 月 22 日

2021 年 10 月 21 日，國際期刊《自然》（Nature）公開一篇法國里昂國際傳染病研究中心（Centre International de Recherche en Infectiologie Lyon, CIRI）的研究，探討混合施打 AZ 與 BNT 兩種不同廠牌的新冠疫苗後，產生細胞免疫的特性與效果。研究觀察 13,121 名護理人員的真實世界數據，發現混打 AZ 與 BNT 疫苗，比起施打兩劑 BNT 疫苗，可更好的預防新冠病毒引起的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研究團隊為瞭解混打這兩種疫苗的機制，觀察兩種疫苗不同的施打組合，發現兩種組合都可以引起很強的抗體反應，而混打疫苗的個體，血清中抗體都有更強的中和能力。此增強的效果，與轉化、活化 B 細胞辨認新冠病毒受體結合區域（Receptor Binding Domain, RBD）的頻率上升有關。

比起第一劑的 BNT 疫苗，AZ 疫苗引起的 IgG 反應較弱，但引起 T 細胞的反應更強，作者認為這可解釋兩種疫苗混打後效果較好的原因。研究結論也提到，混打的方式可能特別適合免疫功能較低下的人。

我們對於混打的瞭解有多少？

國家衛生研究院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副研究員級主治醫師齊嘉鈺表示，先前許多針對疫苗混打的研究規模比較小，參與人數大多僅數十人到數百人；研究方向著重在免疫反應的差異，而非真實世界的保護力；實驗方法也有限制，例如，分析中和抗體時所用的是替代指標或是人工假病毒中和試驗，而非活的新冠病毒，因此對預測真實臨床病毒的中和能力仍然會有一些疑慮。

最近有另一篇剛剛發表刊登在 Lancet 的報告，是來自瑞典全國性大規模的疫苗混打研究結果，該研究總計納入超過 10 萬名接受 ChAd（腺病毒載體）/mRNA 疫苗混打者與 43 萬名完成兩劑都是接種 ChAd 疫苗者進行保護力的分析。結果發現，疫苗混打組確實對有症狀感染具有更高的保護效果，但是並未深入剖析相關的免疫機制。

齊嘉鈺指出，本文是來自法國的研究，對象是 1 萬 3 千多名醫護人員，其中 2,500 多名接受混打（ChAd/BNT），另外 1 萬多名兩劑皆施打輝瑞 BNT162b2 疫苗。相較於其它文獻，這一篇研究除了分析對感染的保護力差異外，更清楚探討混打疫苗所誘發的免疫機制。

感染率比較：混打組 0.42％ ＜ 0.71％ 兩劑BNT

台灣兒童感染症醫學會理事長邱南昌指出，研究比較 10,609 名間隔四週施打兩劑 BNT 疫苗，和 2,512 名第一劑施打 AZ 疫苗 12 週後第二劑改用 BNT 疫苗者，發生 COVID-19 感染的情形，以及免疫系統的反應情形。兩劑都打 BNT 疫苗組感染的發生率是混打組的兩倍（0.71% 比 0.42%）。作者還檢驗了多種免疫反應，只打完第一劑後，AZ 疫苗產生的抗體濃度較 BNT 疫苗低；但施打完兩劑後，有些抗體濃度就相似，有些則是混打組較高；在記憶細胞方面，混打組也產生較多。

邱南昌表示，這些免疫反應，可以解釋為何混打的人，能夠降低更多的感染風險。對於變種病毒也是混打組有較好的免疫反應。與過去只是驗抗體濃度，此篇有現實世界的資料，也較之前研究做了更深入的免疫反應檢驗，證實第一劑 AZ 疫苗第二劑 BNT 疫苗，可以得到比兩劑都打 BNT 疫苗更好的效果。

混打後的免疫反應能維持多久？仍未有結論

邱南昌也說，此篇沒混打組的兩劑 BNT 疫苗是間隔四週，但混打組兩劑間是間隔 12 週。之前的資料就顯示第二劑間隔較久才施打，產生的抗體濃度較高。但由此研究檢驗多種免疫反應的結果看來，時間間隔應不是唯一理由，還有其他可顯示有混打對免疫反應增強的理由。此外，不同地區不同的流行狀況，會影響保護力的研究結果，但免疫反應應是差不多。

齊嘉鈺則補充，研究對象都是醫護人員，因此結果要外推到其他一般大眾，包括更廣的年齡層、潛在疾病等，還需要更多的證據；工作性質不一樣的醫護人員之間暴露於病毒的風險也不同，也可能影響兩組疫苗保護力的結果；免疫機制的實驗僅追蹤至施打完第二劑後 4 週，所以，混打後的免疫反應能維持多久、何時會降低、需不需要再追加第三劑，也還沒有結論。

若開放混打，我該衝一波嗎？

本文有幾項重要結論：

1. 兩劑間隔 12 週，有順序的混打（ChAd/BNT）疫苗確實比間隔 4 週施打兩劑 BNT 疫苗對降低感染提供更好的保護力。
2. 兩種組合都刺激了很強的抗棘蛋白抗體反應，但混打可以誘發更強的中和抗體，即使是針對不同的 SARS-CoV-2 變種病毒。這種增強的中和抗體反應與可以辨識受體結合區域（RBD）的記憶 B 細胞持續的成熟及活化有關。
3. 第一劑施打 ChAd 疫苗後比 BNT162b2 疫苗誘發的抗體反應弱，但卻有更強的 T 細胞反應，可以解釋兩種疫苗混打使用時的互補性。

這個結果再一次為混打疫苗的保護力提出更多的科學證據，同時也特別對一些免疫功能低下，如器官移植的患者，提供更好的疫苗接種選擇建議。

COVID-19 有多種疫苗，陸續有研究顯示混打可能誘發不同免疫反應，得到比單一疫苗更好的保護力。但是疫苗種類繁多，混打方式的排列組合更多樣，目前只有少數方式有確切數據可驗證。

我國根據我們各種疫苗的供應量和已經發表的研究資料，有可能會逐漸開放准許混打的種類。但是就本研究的資料看來，即使不混打也仍得到相當不錯的保護力。所以其實也不必執著於是否要混打，有什麼疫苗能打就打什麼，反而是最簡單的選擇。

研究文獻

• Pozzetto, B., Legros, V., Djebali, S. et al. “Immunogenicity and efficacy of heterologous ChadOx1/BNT162b2 vaccination” Nature (2021).

※為了盡快了解研究的重大發現，此為 Nature 期刊提供的未經編輯文章，在最終發布完稿之前，研究者還可能修正文章內容。

• 文／新興科技媒體中心　陳璽尹博士後研究員
• 本文轉載自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英國研究如何成為報紙頭條（六）戲劇與科學事實的距離》

編按：充斥在新聞媒體或社群上的偽科學謠言，或似是而非的「新發現」，通常都以誇張聳動的標題吸引讀者的目光，並讓多數人深信不疑。誰能擔任這個破除迷思的角色，成為科學家與媒體傳播間的橋樑，為閱聽者導正視聽呢？這一系列文章，將介紹英國科學媒體中心（SMC）如何運作，打擊新聞上的偽科學、假訊息。

2002 年，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BBC）製作了科幻類電視電影《金色麥田》（Fields of Gold），分成上下集共播放 3 小時。故事講述兩位記者在研究專題時，發現自己捲入了政府、大公司與生物科技的醜聞中。

這齣劇裡的兩位記者發現一小村莊的醫院有不明死亡案例，並在深入挖掘「真相」的過程中，漸漸發現死者與基因改造作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GMO）有高度關聯，而政府與大公司竟聯手掩蓋真相。這齣戲劇雖沒有獲得太高的評價，卻一連幾個禮拜在媒體上掀起不小的漣漪。

為了戲劇效果，傳遞錯誤資訊沒問題？

事情是這樣的，本劇作者是小說家羅南．貝內特（Ronan Bennett），以及時任《衛報》（The Guardian）編輯、而後帶領《衛報》成功數位轉型的傳奇總編輯艾倫．拉斯布里吉（Alan Rusbridger）。2002 年 6 月 8 日，本劇於 BBC 1 首播。

但在未正式播出之前，媒體上就開始出現不同的聲音，且爭議愈見壯大。首先發難的，就是剛成立不久的英國科學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SMC）。首播前一星期，2002 年 5 月 31 日，英國 SMC 發布了專家意見 ^[1]，當中普遍認為 BBC 未盡媒體職責，因為這部戲劇傳遞了太多錯誤的科學事實；其他科幻作品如經典的《X 檔案》（X-files），劇中的設定完全基於創作與想像，但這部即將上映的戲劇所談述的，是正在發展的科技。BBC 尤其有責任，在嚴肅且複雜的議題上，提供大眾正確的知識。

關於基因改造作物，英國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植物科學學者馬克．泰斯特（Mark Tester）說，「重要的是平衡且知情的辯論，但這卻不是 BBC 最新這部戲劇所鼓勵的，劇中太多荒謬的錯誤，強化了不知情且反對基改作物的歇斯底里。」

英國SMC糾正錯誤劇情，卻被貼上「受財團收買」標籤

在 SMC 的專家回應中，這位學者特別於職稱處介紹，他是本齣戲劇的「前」科學顧問。 2 天後（2002 年 6 月 2 日），《衛報》發出新聞 ^[2]，指稱英國SMC背後有大藥廠與化學公司撐腰，因其收受國際各大生物科技公司的捐款，是基改作物的關說團體，甚至強勢引導了這齣「基改驚悚劇」的評價。

劇作家之一的貝內特更在新聞中說，「他們策劃了一個小團體來抹黑劇作者，而此舉更代表他們證實了大眾一直以來的懷疑，就是這些新科技到底是怎麼被發展出來的。」

再過 5 天（6 月 7 日）、戲劇首播的前一天，《衛報》編輯、劇作者之一的拉斯布里吉，寫了長文回應。他表示，基改作物支持與反對的兩種極端意見，是最具張力的劇作題材，「而且，一直以來某些生物醫學現象的確有些啟人疑竇，例如說抵抗抗生素的基因移植到作物上……又或是抗藥性疾病的存在，難道醫學界社群對於可能出現的超級細菌，不擔心嗎？」

而拉斯布里吉更以本文回應「前科學顧問」泰斯特的專家意見，「科學家難道不同意，基因遺傳物質可能從作物移轉到土壤，再移轉到動物和人類身上嗎？」他表示，就連泰斯特也指出「有些基因會、有些基因不會」。拉斯布里吉認為，這樣的事實，用戲劇化的方式以尋求最多數觀眾的同感，才能引起公眾熱烈的辯論。

同一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的新聞 ^[3] 就討論了戲劇的虛構性與事實之間的拿捏，「因為傳統的紀錄片已經吸引不了觀眾，當電視執行製作要找到既能負些媒體責任、又能吸引觀眾興趣的題目，那麼使用加油添醋的事實來做節目，正好可以緩和電視執行製作的焦慮。」且這篇新聞更直白提問，還有多少電視製作人，可以用「幽默比真相還要真實」這種說詞，來為自己輕忽事實的態度找藉口？

基因改造作物，也許正是一個事實過於複雜，而必須謹慎以對的題目。度過了連續播出上下集的週末，週一上午（6 月 10 日），英國國家農夫工會（Britain’s National Farmers’ Union）的主席班．吉爾（Ben Gill）接受媒體訪問指出 ^[4]，他認為 BBC 不負責任，「在基因改造作物的議題上，有很多嚴肅的問題待討論。這是為什麼此議題的辯論必須平衡且由嚴謹的科學研究充份告知（informed）。」而談到這齣戲劇節目，他說，「《金色麥田》捨棄了客觀性和嚴謹科學，只為了能製作這種聳人聽聞的科幻戲劇。」

英國《獨立報》（The Independent）在 6 月 18 日，刊出了英國科學媒體中心主任費歐娜．福克斯（Fiona Fox）的文章 ^[5]，文中陳述了泰斯特在這部戲劇中扮演的角色。

BBC節目製作人曾請益植物科學者，但最後仍未採納意見

福克斯說，透過《衛報》的介紹，BBC 的節目製作人一開始便詢問了英國科學媒體中心，是否可推薦專家給這部節目，以提供基因改造作物的專業建議；但最後成品卻讓泰斯特認為，為了要符合故事線發展與劇情設定，這齣節目完全忽視了他的建議。福克斯納轉述泰斯特的解釋，「如同所有的好科學家，我不會排除任何理論上的可能性。」但他也多次建議劇作者更改在科學上不符事實的橋段，只是未獲正面回應。福克斯說，中心拿到試播帶時，邀請了科學家一同觀賞並且於映後討論，因為擔憂大眾會誤信劇中非科學事實的內容，認為有必要發布專家意見，積極澄清。

當福克斯回憶這段往事，她於 2013 年接受《自然》（Nature）期刊的訪問說，這積極澄清的舉動無疑是「一坨狗屎扔向了電風扇」^[6]。2002 年，當劇作家一邊以戲劇效果來辯稱，呈現片段事實以致謬誤並無不可，更佐以對科學媒體中心的不實指控，再加上劇中演員多次於媒體專訪中表示，「透過演出，我更了解了基因改造食品。我認為這個節目很勇敢。觀眾可能會認為，因為它是戲劇節目所以聳動，但我認為，它和真正的狀況相距不遠。」

科學家在意的是，若不挑戰這樣的社會輿論，那麼另一波基改謠言又將襲來，很可能犧牲了辯論的空間。更可能的，是公眾不再有餘裕理解原本就複雜的基因改造作物議題，也不再有機會接受正確的資訊。

科學家擔心，兩極化的意見會抹去討論重要議題的空間

英國SMC自此之後，便積極在各項科學爭議上，提供科學訊息、科學家意見，更相信大眾媒體所呈現的「科學事實」，若不及時謹慎處理、釋疑，可能累積成棘手的社會爭議。

在英國科學媒體中心首先對科幻劇《金色麥田》發難的 2002 年 5 月 31 日，正是英國政府宣布將於隔年舉辦基改公開辯論會的日子。科學家無不表示歡迎，也認為這項提議雖然來得晚，不過是時候與大眾溝通現有的知識與資訊，也同時期望理解雙方立場有無可能尋得交集。

2003 年的辯論會結束，科學家於會後的回應也語重心長，擔心兩極化的社會意見，將抹去討論真正重要議題的空間。基因改造作物從技術端到實作端，從實驗室到田間，從創新作物的發明到農人耕作的習慣，無不是遙遠而漫長的距離。更遑論，基因改造作物影響的範圍不僅是食用安全，還有環境與生態的影響，以及基因改造作物、人類行為與環境生態長時間交互作用的各種結果。

這系列的前一篇文章花了許多篇幅解釋吉爾烈—艾希．席哈理倪（Gilles-Eric Séralini）的研究有重大瑕疵，意思是，那份研究無法證實基因改造作物會誘發大鼠癌症。但除此之外，我們還對基因改造作物有哪些印象？目前的科學研究證據又能提供何種建議？

基改作物商業化30年來，已有大量研究供參考

自 1980 年代起，基因改造作物成功商業化、進入美國與國際市場，直至今日，其實已有許多場域可供研究，實際上也累積了驚人的論文量，就基因改造作物的各種面向與尺度，提供不同時期、不同作物、不同環境施作的研究證據。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於 2016 年 5 月發表的重量級整合性評估報告《基因工程作物：經驗與展望》（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Experiences and Prospects）^[7]，整理了這 30 年來的研究成果，也納入了公眾對於基因改造作物的疑慮，其中可藉由現今研究成果釋疑的，以及現今研究還無法得知的，都在其中分門別類逐一報告。

這 30 年來，其中一種廣泛種植的抗除草劑基因改造農作物，因為具有抗除草劑基因，農夫施用的除草劑將不會直接影響作物，而雜草因為不具有抗除草劑基因，可被除草劑消滅。抗除草劑農作物的發明，原是希望能協助農夫的農作流程；農人耕作時一來更為便利，二來也能減少農作物的損耗，增加產量。

但是，科學實驗室裡的發明，即使越過種種風險評估的難關進入田野，仍然可能因為人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產生未預期的結果；例如說，在僅施用同一種除草劑（如嘉磷賽）、種植單一作物且未使用雜草管理策略（weed-management strategies）^[8] 的田地，發現雜草的多樣性提升，且不為除草劑所影響，極難根除。至今，即使已積極發展雜草管理策略，但因為不同區域、地形環境的生態不盡相同，還未能提供有效一致的控制方式 ^[9]。

另一常見的基因改造作物為抗蟲害農作物，在農作物中植入一蘇力菌的蛋白質片段（通常稱為 Bt toxin 或 Cry 基因），而使害蟲吃下作物時受到病原感染而死亡。這一發明，已知正確使用時，農人可減少殺蟲劑使用量，產量也會增加。並且因為減少殺蟲劑施作，田間計算到的生物多樣性，與使用慣行農法的田地相比，有增加的趨勢。這份報告梳理這些研究時，也不斷提醒，每一份研究都有其地理生態環境與研究方法差異，目前已知關於生物多樣性的研究成果，皆未能作為最後結論^[10] 。

這些研究與這份報告，並不能解決所有提問，也不一定能符合各國研究的進程與發展。現階段所理解的安全性與益處，不是沒有挑戰的空間；現階段面臨到的難題，也不是沒有解決的機會。自基因改造作物商業化以來，各國無論同不同意大規模施作基因改造作物，又或是否進口，都累積了 30 年的經驗，這包括了科學研究持續進展、啟動社會溝通機制、推進各類政策制定等等；而利害關係人包括科學家、政府、民眾、農人、消費者與反基改團體，各方從必然的對立，或多或少逐漸找到可能的交集之處。

但也許很多人心中最基礎的問題，是人類為什麼需要基因改造作物？僅是企業能因此獲利？還是，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而大幅影響作物生長的時代，發展基因工程作物，是積極應對未來風險的一種選項？又或是，若有更方便的農耕技術，有可能降低城市與農村的發展差距？

減少速食資訊餵養，充分接收訊息才能好好討論

這些可能性與風險，我們知道多少？而科學家又以何種方式面對社會擔憂？專家領域間、政府部門間的橫向溝通，與政府、專家和民眾的縱向資訊管道，可有能互相理解的機會？當新興科技進入社會，需要政策的協助，讓各方利害關係人都能藉由完善的制度政策而受益。新興科技要進入社會，媒體是民眾理解該科技的重要媒介，如何確保資訊的正確與多元，如何確保資訊是否有效傳遞，如何能充分討論各方疑慮，若說這些是政府在民主社會中，制定政策的必備過程，毋寧也是每位公民意識到自己是否被充分告知，才可能繞過速食資訊的餵養，掌握公民主權的必備能力。

註釋

[1] SMC (2002). “Scientists Comment on BBC GM Drama.”2019/09/30 檢閱。

[2] Robin McKie (2002). “Lobby group ‘led GM thriller critics’.” 2019/09/30 檢閱。

[3] Born, M. and Leonard, T. (2002). “Why you won’t find the facts spoiling a good docu-drama.” 2019/09/30 檢閱。

[4] Breaking New.ie (2002). “Farmers attack ‘irresponsible’ BBC drama.” 2019/09/30 檢閱。

[5] Fiona Fox (2002). “‘Fields of Gold’: Science fiction.” 2019/09/30 檢索。

[6] Ewen Callaway (2013). “Science media: Centre of attention.” 2019/09/30 檢索。

[7]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Committee on 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Board on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National Division on Earth and Life Sciences,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 (2016). 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Experiences and Prospects. 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Experiences and Prospects.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8] 雜草管理策略（weed-management strategies），即使用多樣方式來控制雜草生長，包括使用化學除草劑、生物防治、預防措施等。

[9] 同前引註 [7]。

[10] 同前引註 [7]。

• 本文轉載自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英國研究如何成為報紙頭條（六）戲劇與科學事實的距離》。

• 責任編輯：YP

• 作者／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陳璽尹
• 本文轉載自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英國研究如何成為報紙頭條（終篇）走在科學與新聞交集的路上》

這一系列的文章，介紹了 2002 年橫空出世的英國科學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以下簡稱英國 SMC）和靈魂人物費歐娜．福克斯（Fiona Fox），以及幾場在英國當地發酵的科學爭議事件，像是基因改造作物是否致癌、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是否導致自閉症，以及人類活動是否是造成全球暖化主因等科學爭論。這些爭論的影響力甚至擴散至世界各地，佔據媒體版面。英國科學媒體中心當時成立的要務之一，就是協助媒體以更正確的方式陳述科學、寫出報導；也鼓勵科學家，即時發言要比默不作聲，更能影響媒體解讀科學、使用科學，和大眾理解科學的方式。

科學報導看似需要融合兩種天差地別的學門：科學與新聞，而這兩種訓練的過程與目的，其實粗略看來也不盡相同。所謂科學訓練的過程，是不斷定義問題、尋找解答，用特定的方法來做系統性的研究 ，目的是運用觀察與實驗，來描述世界。而新聞訓練的目的，則是使用清楚的敘事提供讀者需要的資訊，讓他們能夠為生活、為社會，甚至為國家做決定。

坦白說，科學不一定需要報導，而報導也不一定需要科學。擁有科學記者這一門專業的人，似乎是記者路線中為數最少的。然而回顧歷史，科學記者實已存在超過一個世紀。20 世紀初期，科學快速進展，為了要報導日新月異、改變世界的新科技給大眾，科學記者應運而生。那個年代，因為世界大戰而發展的國防科技、第一次核彈試爆，乃至於桃莉複製羊這種顛覆人們對世界認知的科學突破，都在科學記者的報導下，為大眾知曉。那時候，科學開始向前飛躍，記者跟上腳步。除了轉譯科學，科學記者當時的功能，就如喬治．威廉．格雷（George W. Gray）所說，是「推廣科學」給讀者，讓「科學方法成為民眾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它變成公民思考的普及要素」。¹這個時期科學記者的任務，是報導石破天驚的最新科技，除了報導戰爭演進，更是展示科技同時宣揚國力。

然而，這一百年來，科學記者的任務和定位也隨著時間轉變。2013 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發表的全球調查指出²，科學記者大多認為，好的科學記者應該是「訓練良好並報導事實，獨立且中立的」；這份調查在 2009 到 2012 年收集 953 位科學記者的意見，發現科學記者大多受過專業記者訓練，而且，是不是擁有科學背景並非評斷好壞的依據，重要的是他們的報導能不能轉譯複雜的概念給大眾，使大眾理解科學。現在的科學報導，不如戰時為國家服務，也不如電視、電話、清潔劑等新發明出現時為產業服務，甚至不為了宣揚科學如何改變世界，科學新聞不再只是傳遞訊息、建立形象，而是更積極創造不同利害關係人的對話場域。³

若要回顧科學報導目的何時開始質變，很可能是 1962 年《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出版，作者海洋生物學家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描述了因為大量使用殺蟲劑而嚴重失衡的生態環境，啟發了一批新的科學記者；他們專注在環境場域，關心社會進步對環境的破壞，而這之中，回顧科學發明的負面效應必不可免。21 世紀的現在，更能看到這一質變的延續：2013 年那份科學記者調查中發現，處理「科學、科技和環境」議題的科學記者佔了最多數，其次的「農業、能源與氣候變遷」也在相同的脈絡下，發展出來。

科學記者的自我認同隨著不同的時空環境而改變，科學報導不再是科學的代言人，多了更多與社會溝通的角色。但是科學報導的難度卻沒有隨著時間而降低，大環境像是科學分科更細、新聞速度愈快的趨勢，後進者幾乎無跡可尋前者腳步，要成功產出質量俱佳的科學報導是難上加難。而科學報導若只關注科學的負面效應、想挖出科學界的失誤、執著在失衡的平衡報導，卻無法真實捕捉複雜艱深的科學事實，也只會更加深科學與報導的鴻溝。

科學報導可列出四項難題：

• 第一，科學領域廣博，內行知識艱深，若不是長期浸淫在這個領域的人，很難在短時間內摸清楚概況。
• 第二，科學家通常不是好的發言人。科學語言和大眾語言大不相同，長期接受科學訓練的科學家因為深入鑽研特定的領域，容易與大眾語言脫節，不是說科學家不善溝通，更精確來說，是不善在特定領域之外的場域溝通。科學家關心的是行內各種突破、發現與進展，但大眾關心的是，這樣的科學突破對我的生活乃至於對社會，有什麼意義？
• 第三，科學具備不確定性。科學家與記者或大眾所認知的科學不確定性可能不同，前者認為不確定性恆常存在，只要實驗得宜，確認解讀數據的邊界，那就不是大問題；但後者卻可能將科學不確定性理解為科學界沒有共識，認為科學只要具備不確定性，就降低了可信度。以至於，科學家可能更不願意談論科學的不確定性，或也不知道如何談才不致被誤會，使得記者或讀者愈無從理解科學能解釋與不能解釋的範圍。
• 第四，當科學事件的份量滿足了登上報紙頭條的要件，記者要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摸清科學議題，又找到專家回應？

英國科學媒體中心，當初就是希望能解決這些難題而成立。英國 SMC 舉辦的背景說明會（background briefing），邀請科學家簡要卻深入點出科學議題的脈絡，讓記者在著手準備科學報導時，有明確的方向與背景知識。英國 SMC 也為科學家籌備媒體課程、受訪指引手冊，精進科學家與行外人的溝通技術，讓科學家理解媒體的運作與需求，不致讓科學家受訪時花了很多力氣準備的資料，卻根本無法為媒體所用。英國 SMC 希望所有科學家受訪時都能對科學不確定性侃侃而談，所有科學研究都一定有它的限制，包括了單一研究方法的侷限，與研究結果能推論的範圍。「只有當大眾相信科學家會說實話，會承認錯誤，也對科學不確定性保持開放的態度，」福克斯說，「我們才有可能以科學贏得論戰。」⁴當他們認為科學事件可能變成頭條新聞，英國 SMC 便即時召開記者會，第一時間找到首屈一指的科學家發言，望能有效緩解記者面對科學頭條事件的焦慮。

十八年來，英國 SMC 所累積的成果結實纍纍，某個程度來說，在永遠填不滿的網路新聞世界裡，英國 SMC 的存在稍微減少了專業科學記者的工作負荷，讓他們持續產出質量均衡的科學新聞。但是英國 SMC 也因為積極站在科學事件的前沿，被攻擊是跨國大企業的打手（如，基改事件裡的孟山都），被抨擊是危言聳聽的氣候變遷論者（climate alarmists），甚至被認為是科學機構的公關部門。對於這些指控，福克斯在〈麻煩的真相〉（Inconvenient Truths）⁵中說道，「我常常問自己，如果當時那篇直指基改作物會致癌的論文是篇好研究，現在的情況又會是如何呢？」對福克斯來說，英國 SMC 在這些議題上並非立場先擇，只是這些研究的結果剛好都指向了一致的方向，「如果有好的科學研究提出了相反的證據，我們會毫不遲疑發布出去。」

英國 SMC 的積極行動，讓他們樹立的敵人比交到的朋友多。雖然不至於毀譽參半，但在科學與新聞中間，英國 SMC 的確撐起了有效的溝通平台，讓科學家發言，為科學記者釋疑。然而，英國 SMC 的「成功模式」到底能不能為其他國家複製？英國成立 SMC 的時空背景，有英國皇家科學院的背書，和世界頂尖科學家的支持，那時的媒體環境還是紙本報紙為主，留有百年前就存在的科學記者專業，而英國民情對於非政府組織和各種慈善研究機構的捐款，也因為歷史因素而相對流通與開放。⁶這十幾年間，世界已漸漸長成了全然不同的樣貌。網路時代的人們對資訊上癮的程度只增不減，除了網路新聞逐漸取代紙本，各種串流平台興起，假新聞與謠言侵門踏戶成了新時代的日常風景。科學論文的產量爆炸，相較於二戰後科學論文的產量以 2% 至 3% 的速度成長，到 2010 年為止的估算，成長幅度約在 8% 至 9% 之間⁷，這不僅是資訊超載的時代，媒體環境和科學界的變化，在在都顯示了科學記者的生存條件只是愈趨艱困。

英國 SMC 要怎麼應對這些新的挑戰，也許就如同福克斯最新寫完成的文章⁸，文中談的是面對新冠肺炎的心態，但是以此總結英國 SMC 一直以來坦白而無畏的作為，或也饒富詩意。她說，「當我們還有這麼多事情需要學習，我認為最適合為公眾服務的方式，是承認我們所有人（在應對這個病毒時）所面臨到的，是獨特且空前的挑戰，也承認我們需要去了解這個不斷變化的情勢所存在的複雜性。」也唯有這般為未知保留開放與接受的心胸，才能繼續走在科學與新聞交集的路上。

註釋及參考文獻

1. Rensberger, B. (2009). “Science journalism: Too close for comfort.”Nature, 459(7250), 1055-1056.
2. Bauer, Martin W. and Howard, Susan and Romo Ramos, Yulye Jessica and Massarani, Luisa and Amorim, Luis (2013). Global science journalism report: working conditions & practices, professional ethos and future expectations. Our learning series,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Network, London, UK. ISBN 9781909528024.
3. Nisbet, M. C. (2009). “The ethics of framing science.”In Elliott, R. (eds.), Communicating biological sciences: Ethical and metaphorical dimensions, 51-73. London: Routledge.
4. Science Media Centre (2017). “Inconvenient truths.” Retrieval Date:2020/05/27
5. 同註4
6. Science Media Centre (2002).“Funding.”Retrieval Date:2020/05/27 編註：英國 SMC 收取捐款的原則在成立時已建立規範，每年都會更新發布外界捐款的情況。
7. Bornmann, L., & Mutz, R. (2015).“Growth rates of modern science: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nd cited references. ”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6(11), 2215-2222.
8. Fiona Fox. (2020).“Does COVID-19 need a different kind of journalism?”Retrieval Date:2020/05/27

• 文／新興科技媒體中心　陳璽尹博士後研究員
• 本文轉載自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英國研究如何成為報紙頭條（七）氣候懷疑論者的養成手記》

編按：充斥在新聞媒體或社群上的偽科學謠言，或似是而非的「新發現」，通常都以誇張聳動的標題吸引讀者的目光，並讓多數人深信不疑。誰能擔任這個破除迷思的角色，成為科學家與媒體傳播間的橋樑，為閱聽者導正視聽呢？這一系列文章，將介紹英國科學媒體中心（SMC）如何運作，打擊新聞上的偽科學、假訊息。

2009 年 6 月，彼得．西桑斯（Peter Sissons）從英國廣播公司（以下簡稱 BBC）退休，告別他在 BBC 20 多年的新聞生涯。這些年來，西桑斯曾擔任記者、廣播新聞主持人、第四頻道（Chanel 4）的新聞主播，他在播報台上的身影極具時代意義，新聞同仁無不懾服於他臨危不亂、清晰而沉著的播報姿態。唯有一次他遭受輿論批評，是 2002 年英國女皇的母親逝世，他正襟危坐在主播台上向全英國人民宣告與皇室同哀的消息，卻不及換上黑色領帶，那條他繫在前胸的勃根地酒紅色領帶，在全國哀悼的同時，成了批評者不願放過的標的。

英國BBC前主播不相信全球暖化，批新聞台政治正確

2011 年，西桑斯出版回憶錄《當一扇門闔上》（When one Door Closes），^[1] 一改 BBC 當家主播可靠沉穩的姿態，大力抨擊 BBC，以最嚴厲的口吻指稱「BBC 成了氣候變遷狂熱者的宣傳機器」。

他認為在 BBC 新聞台，政治正確與否的重要性，已經高於對新聞最基本的要求。一開始他只是不滿氣候變遷的報導只有單方面的故事，即「全球暖化正在發生」，而環境記者卻忽略氣候系統的複雜多變，只消用典型的 2 分鐘剪輯便完成報導。西桑斯後來更加不滿支持全球暖化的篇幅，遠高過反對者的聲音，在書裡他說「那實際上根本是零」。

他認為不論反對者的聲音多麼邊緣，都應該被聽見、在報導中佔有一席位置。他說：「對我來講，最讓人擔憂的，是全球暖化這題，它政治正確凌駕新聞價值的頻率在過去 10 年不斷增加。」

但科學證據不斷指出，全球暖化確切發生

事實上，全球暖化的科學證據每年都重複驗證這影響全球的現象確切發生，且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持續擴大。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於 1988 年成立，^[2] 這個專門小組每年審視全球的氣候變遷科學研究，並做出當時決議；1990 年，第一份報告書即指出，^[3] 當時的科學模型發現全球溫度逐年增加，只是模型所預測的時間和程度仍不確定，呼籲要跨國合作才能更理解全球暖化並減緩暖化速度；聯合國於 1997 年簽定「京都議定書」，具體訂出全球溫室氣體的減量目標。

1990 年代末，科學證據逐漸累積、茁壯，在在指出全球暖化是不爭的事實。1998 年，剛從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拿到博士學位，正在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擔任博士後研究員的麥可．曼恩（Michael Mann），與同事共同發表一篇期刊論文，^[4] 他們利用樹木年輪資料所建造出的氣候模型，可往回窺探 6 個世紀的氣候改變。

這個模型計算出溫室氣體濃度、太陽輻射、火山氣懸膠體等因素，都促成了前 400 年的氣候變異；但 20 世紀以來，很可能推升全球溫度的主要原因，是疾速上升的溫室氣體濃度。這篇發表於權威科學期刊《自然》（Nature）的論文，很快獲得學界與媒體的注意，文中呈現的氣候變化圖表，也有了全球知名的稱號，為「曲棍球棒曲線」（Hockey stick graph）。

這份研究的成果直指人類排放的溫室氣體，是肇因氣候暖化的元凶，又稱人為氣候變遷論（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在有更多證據支持這個結論之前，這篇論文已掀起學界與媒體的討論。最積極挑戰這一研究結果的，無疑是首當其衝的化石燃料產業。

西桑斯在 BBC 退休前的那 10 多年，正是這篇論文發表後，支持與反對全球暖化的陣營互相拉鋸的關鍵 10 年。西桑斯對全球暖化的懷疑，並非毫無來由。

爆出「氣候門」，科學家遭指捏造「人為氣候變遷」證據

就在西桑斯宣布退休後的幾個月，2009 年年底，聯合國根據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即將召開第 15 屆締約方會議（COP15）。會議前幾週，幾千封電子郵件和檔案資料夾被駭出，複製到多個網路位置。駭客攻擊的單位是東安格里亞大學氣候研究小組（Climate Research Unit,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的伺服器，竊取了跨國氣候科學家的書信往來，也包括他們的實驗資料。

首先揭露這些內容的，是氣候變遷懷疑論者詹姆斯．德林波爾（James Delingpole）。德林波爾是英國的記者、政治評論家與小說家，他在 2009 年 11 月 20 日的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發表文章《氣候門：人為氣候變遷的最後一根棺材釘？》，^[6] 借用最廣為人知的醜聞事件「水門案」（watergate），為這些電子郵件起了易於記誦更易於傳播的名字。

文中，德林波爾「舉證歷歷」，說明氣候科學家如何操弄資料，指稱人為氣候變遷是捏造出來的陰謀。他摘取了電子郵件中的段落，包括曼恩說自己用了點「小伎倆」（trick）來整理資料等。德林波爾捕風捉影排版了這些私人信件的片段，並加以點綴，提到「其實地球正在降溫」，而且「轉換綠能會提高稅額並增加電費」；他認為，人為氣候變遷的科學證據其實是科學家偽造的，目的是獲取龐大的政治利益與金錢報酬。

調查發現科學家並未捏造研究，但民調已出現改變

可以想見，2009 年第 15 屆締約方會議在「氣候門」文章發表後的 10 天召開，在哥本哈根的會議現場，媒體的關注焦點都圍繞著「科學家的陰謀」打轉。原本就仰賴政治折衝合作的氣候變遷議題，這次不只是角力，雙方陣營所牽涉的利益結構，也一次浮上了檯面。2010 年，英國下議院的科學與技術委員會（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調查整起事件，宣布並無捏造與不法；另一由多位科學家聯合組成的獨立調查小組，也沒有發現任何缺失。

但為時已晚，由 BBC 主持的民調結果顯示，2009 年 11 月至 2010 年 2 月，英國民眾同意「氣候變遷大多是人為造成」的比例，從 50% 降至 34%；而這一結果也與美國獨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數據相符：2009 年的下半季，氣候變遷懷疑論者的比例顯著上升了。

自從曼恩發表了曲棍球棒曲線，到氣候門事件爆發，已經過了 10 年。這 10 年來，支持全球暖化的科學證據、期刊文章，重複說著同一個故事：整體而言，地球在增溫，而且沒有停下的趨勢。

但隨著科學證據愈清晰，懷疑論者的聲量也愈響亮。這群「反對全球暖化」的人，其實沒有提出任何一篇挑戰全球暖化的科學研究論文，卻能成功販賣懷疑，動搖大眾認知的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懷疑論者透過出版書籍傳播，而非需要同儕審查的期刊

美國俄克拉荷馬州立大學的環境社會學家萊利．唐萊普（Riley E. Dunlap）和美國中央佛羅里達大學政治學者彼得．雅克（Peter J. Jacques）發現，^[7] 氣候變遷懷疑論者又或稱氣候變遷否定論者（climate change deniers）的論述，主要的傳播渠道是大眾出版書籍。他們繞過了需要同儕審查的科學期刊，用更平易近人的語言來包裝懷疑，利用出版網絡散播出去。

這篇由上述兩位學者於 2013 年發表的研究發現，1982 年有一本以早期氣候科學為基底的書籍，討論二氧化碳可能對大氣的助益；除此之外，一直到 1988 年都無任何挑戰氣候變遷的書籍出版。

但 1988 年聯合國成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後，幾乎每年都有個位數的類似出版物，直到 2007 年，每年有十多本，氣候門事件發生的 2009 年，出版了 21 本。這些書籍作者有的是自然科學背景，有的專攻政治社會學，他們直接對民眾說話，提出的論述皆以「懷疑」為核心，由化石燃料產業資助的保守派智庫為後盾，大量產製科學不確定性，認為現在的科學證據還不足夠、不能驅使政府制定氣候政策。

一味追求平衡報導，易放大證據薄弱的推測

氣候變遷否定論者的論述方式，不是提出可供同儕審查的研究；他們質疑氣候科學的資料和研究方法，攻擊氣候科學家的誠信來強化煽動力道。氣候變遷懷疑論者質疑地球是否真的暖化，質疑人為活動是導致地球暖化的主要原因，也質疑氣候暖化的嚴重性。

從 1990 年代末到 2011 年，西桑斯經年累月懷疑氣候變遷真實性的時間點，正是保守勢力不斷增強影響力的關鍵幾年；在英國SMC主任費歐娜．福克斯（Fiona Fox）的經驗中，西桑斯認為氣候變遷報導沒有涵蓋到氣候變遷懷疑論觀點是無稽之談。

就在西桑斯出版回憶錄的後 2 天，福克斯在 BBC 專欄上直接回應。^[9] 她說，科學媒體中心處理氣候變遷的 8 年來，從來不缺記者基於「平衡報導」的立場，要求訪問懷疑論者。甚至，她也細數了多位 BBC 讀者熟悉的懷疑論專家，他們即時提供記者平衡報導的需要。

福克斯再次提醒，科學報導中無論如何都力求平衡觀點是危險的。她說，「對我而言，過去 10 年裡，科學報導的挫敗就在於當時英國社會有超過 6 成的民眾認為，生醫科學界有一半的學者不同意 MMR 疫苗是安全的；但事實上不是。」

福克斯認為，報導的確需要多元聲音，像是重要的事情如氣候變遷的影響地區與程度、長遠的應對規劃，以及科學界真正的辯論。未經深思的平衡報導容易讓大眾錯認「科學界的共識」，科羅拉多大學波德分校的環境科學副教授馬克斯威爾．博伊可夫（Maxwell T. Boykoff）認為，當大眾媒體錯誤再現了這些科學門外漢的觀點，便是誤導了大眾和政策制定者，使這些社群花費珍貴的力氣辯論虛幻議題，對整體社會毫無益處。^[10]

2012 年，曼恩出版第一本大眾書籍，^[11] 說明氣候變遷的科學證據、研究限制、方法和重要性；也一次回應了氣候門事件的始末，包括氣候科學家如他自己這些年遭受的攻擊甚至死亡威脅。

科學家正面迎戰假消息，確保溝通管道暢通

自從 2009 年氣候門事件以來，氣候科學家學習離開熟悉的學術領域，使用大眾語言溝通科學發現，他們接受媒體專訪、參與紀錄片、發表專欄文章，將大眾誤解氣候科學的危機，轉為重述科學事實的機會。英國SMC 趁著全球媒體都在關注氣候門事件的浪潮上，邀請頂尖的氣候科學家舉辦記者會，正面回應記者的詢問；當媒體錯誤報導，即時發布正確消息；面對科學不確定性也不回避，「不要冒著不誠實和過度宣稱的風險，」福克斯說。一旦科學家與媒體的管道暢通，才有機會真正扭轉偏見與錯誤。

出版曲棍球棒曲線至今已 20 年，將近 9 成以上、數千篇的研究論文都支持人為氣候變遷理論；^[12] 2019 年 5 月，英國衛報的報導指引認為「氣候變遷」已不再適用現實狀態，應該改為「氣候危機」或「氣候緊急情況」（climate crisis or climate emergency）^[13] 才能反映全球面臨的威脅。

時至今日，回望曼恩等人被惡意指控的信譽問題，再回首大眾出版書籍所傳播的懷疑論點，只是再次顯示了科學因為困難，而讓傳播更為艱困，使惡意和錯誤能趁虛而入。報導如何重現真實，科學家如何克服溝通門檻，而讀者又該如何培養自己的識讀能力，將是資訊爆炸的今日，沒有人能輕忽的重要問題。

註釋

[1] Sissons, P. (2011). “The BBC became a propaganda machine for climate change zealots, says Peter Sissons… and I was treated as a lunatic for daring to dissent”. The Daily Mail, 2011/02/09. 2020/01/20 檢閱。

[2] 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介紹。2020/01/20 檢閱。

[3] Houghton, J. T., Jenkins, G. J., & Ephraums, J. J. (1990). “Climate change: the IPCC scientific assessment.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Cambridge Univ. Press.

[4] Mann, M. E., Bradley, R. S., & Hughes, M. K. (1998). “Global-scale temperature patterns and climate forcing over the past six centuries”. Nature, 392(6678), 779-787.

[5] Brumfiel, G. “Academy affirms hockey-stick graph”. Nature 441, 1032–1033 (2006) doi:10.1038/4411032a

[6] Delingpole, J. (2009). “Climategate: the final nail in the coffin of ‘Anthropogenic Global Warming?” The Daily Telegraph, 20. 2020/01/20 檢閱。

[7] Dunlap, Riley & Jacques, Peter. (2013). “Climate Change Denial Books and Conservative Think Tanks”.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7. 699-731. 10.1177/0002764213477096.

[8] 同註 7。

[9] Fox, F. (2011). “Why Peter Sissons is wrong about BBC climate coverage”. The BBC, 2011/02/08. 2020/01/20 檢閱。

[10] Boykoff, M. T. (2013). “Public Enemy No. 1?”.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7(6), 796–817. doi: 10.1177/0002764213476846

[11] Mann, Michael E. (2012). “The Hockey Stick and the Climate Wars: Dispatches from the Front Lin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2] Cook, J., Oreskes, N., Doran, P. T., Anderegg, W. R. L., Verheggen, B., Maibach, E. W., … Rice, K. (2016). “Consensus on consensus: a synthesis of consensus estimates on human-caused global warming”.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11(4), 048002. doi: 10.1088/1748-9326/11/4/048002

[13] Carrington, D. (2019). “Why the Guardian is changing the language it uses about the environment”. The Guardian, 17. 2020/01/20 檢閱。

• 本文轉載自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英國研究如何成為報紙頭條（七）氣候懷疑論者的養成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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