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毛巾的小猴、會哭的蛇，直擊「野生動物急救站」救援前線

你能接受移除外來種嗎？

但要是今天移除的是狗狗好朋友跟貓貓主子呢？

泛糰們知道嗎？5 月 11 日晚間 6 點，有一隻失親的小石虎被發現，發現的民眾還傳送了小石虎健康的萌照給縣府人員。但就在 2 個小時後，卻被送到特生中心的野生動物急救站，確定小石虎已經死了，死因是遭到遊蕩貓的攻擊，頸部大量出血而死。

這是台灣僅剩下約 400-600 隻的野生石虎族群的生活日常。

不僅如此，進入急救站的保育類穿山甲，也有高達五成是因為被遊蕩犬咬傷了尾巴。而且可別以為遊蕩犬只會欺負小動物，前陣子陽明山有遊客拍到遊蕩犬群起圍攻水鹿的畫面。壽山附近的山羌，更因牠們而出現區域性的滅絕危機。

這死傷越來越慘重的尾巴衝突，你說怎麼辦？

台灣土狗不是原生種嗎？

小等一下 (Sió-tán–tsi̍t-ē)！為什麼講的好像狗不是台灣原生動物一樣？我們不是有台灣土狗這個品種嗎？

其實啊，這只是名字衍生的誤會，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的「狗」是原生種。因為早在兩三萬年前，人類就已經從灰狼馴化出「狗」這個物種，無論在哪個生態系，牠都屬於外來種。例如澳洲野犬也是 3000 年前被人類帶到澳洲的，台灣本來就沒有原生犬科動物，因此「烏狗 (oo-káu)」不能鳩佔鵲巢說自己是本土原生種。既然不是原生動物，那麼流浪狗算是怎樣的存在呢？

科學家其實會用「野化動物」來形容這些並非野生動物，也非寵物的動物們。也就是原本馴養的動物，脫離人類飼養環境後，在野外棲息並且繁衍的情況，像是被棄養的狗狗。除此之外，在台灣鄉間常見「放養」的狗兒們，基本上吃飯以外的時間都在野外淺山環境晃蕩，我們統稱叫作「遊蕩犬隻」。這個數量一大，對於野生動物就造成不小的威脅。包括咬死咬傷野生動物、競爭野外棲息地、傳播疾病等等。

根據 2017 年在《Biological Conservation》所發表的研究，遊蕩犬已成為全球至少 188 種瀕臨絕種動物的主要威脅。而在台灣 2022 年農業部的統計數據顯示，全國遊蕩犬估計有 15 萬 9697 隻，牠們的數量超過了台灣任何原生食肉哺乳動物。特生中心的林育秀研究員指出，或許只有台灣鼬獾的數量能與遊蕩犬相提並論。

雖然遊蕩犬滿街跑，但看起來狗狗們都融入生活中，頭好壯壯沒什麼問題嘛！如果你這樣講，那就大錯特錯了。遊蕩犬在野外環境要活下去，就得跟野生生物爭奪資源，並面對很多生存困境。根據清華大學的顏士清助理教授 2016 到 2018 年在陽明山國家公園進行的研究，在那個區域裡的遊蕩犬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血檢異常。大約一到兩成具有斷腳或皮膚病，導致牠們每年的存活率不到一半。而許多跨物種的傳染病如：焦蟲病、犬瘟熱、犬小病毒等，更是同時危害遊蕩犬跟野生動物們，更別提可能有狂犬病。

所以其實我們必須認知一個前提，那就是遊蕩動物在外頭並不是天堂，毛孩子們應該要有個家。

另一方面儘管犬貓在國際上是被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認定的外來入侵種，但我們台灣是一直到去年 2022 年，在中研院的台灣物種名錄上才將犬貓從「外來種」更新為「外來入侵種」，和埃及聖䴉、綠鬣蜥並列。

外來種與外來入侵種

外來種跟外來入侵種有怎樣的差別呢？一般外來種就像是開心農場裡的水豚、實驗室的白老鼠，這些雖然是人類特意引入的物種，但在管理之下對當地生態的影響相對可控，就算是那隻跑出來名揚一時的東非狒狒也不例外。這之中最大的差異是：外來入侵種會捕獵原生動物或瓜分其生存資源，對原生生態造成負面影響。而名列為外來入侵種的遊蕩犬，不僅嚴重影響石虎、水鹿、穿山甲等野生動物的生存，還有可能會增加野外傳播疾病的速率。

顏士清老師 2019 年發表在《Scientific Reports》的研究指出，大台北地區包括陽明山國家公園遊蕩犬的出現，確實導致了野生動物的多樣性下降。穿山甲、麝香貓、山羌、山豬、鼬獾、白鼻心跟野兔等動物為了生存，都必須避免與遊蕩犬接觸。這這這……我們該怎麼處理呢？

早在十多年前，台灣許多動保組織就引入了一種族群控制方式，NT……啊不是，我是說 TNvR。TNvR 是英文 Trap、Neuter、Vaccine、Return 四個字的縮寫，目的是透過降低母狗的生育率來處理遊蕩犬過多的問題。TNvR 的操作手法是先用籠子跟罐頭吸引遊蕩犬進入，以母狗為主，進行輸卵管或卵巢移除手術結紮並且施打疫苗、剪耳標記後再回置原棲地。

先等等，既然目的是減少遊蕩犬，都捕捉了為什麼要放回原地呢？

原來第四步的 Return 是利用犬類強烈的領域性，回置後可以有效阻止其他遊蕩犬進入占地盤，避免「真空效應」的出現——也就是流浪犬貓被移除後，周遭區域的其他流浪動物看中這個地盤，吸引而來填補空缺。

印度齋浦爾市是一個經常被拿來當作 TNvR 成功案例，從 1994 年到 2002 年 長達八年的時間，總計 TNvR 了近兩萬五千隻的遊蕩犬。印度在此計畫中幫 65% 的母狗進行了絕育和疫苗接種手術，雖然最終族群的數量只下降了 28%，但當地人類狂犬病例下降到零，蔚為美談。除此之外，在泰國曼谷、伊朗克爾曼市也都有正面的案例。只可惜，不是每個案例都是成功的。也有不少 TNvR 經過了十多年的施行還是宣告失敗，例如被認定是台灣 TNvR 示範區——台南漁光島。

原本島上有 80 多隻遊蕩犬，2011 年在市府幫助之下開始啟動 TNvR 計畫，經過 4 年時間的努力，到了 2015 年，漁光島的流浪犬族群已經減少到 50 隻以下了，而且剩餘的犬隻大多數都已經經過 TNvR 的處置，不會在當地繼續繁殖。但好景不常，後續這個「狗島」的浪犬回置印象，反而變成了飼主暗地棄養犬的地點。而這個「人犬衝突」最終還是由當地居民承受，造成攻擊家畜、追逐車輛、影響用路人等等問題，居民不勝其擾。

過多的愛是一種負擔？

不過呢，對科學家來說，最關切的就是可再現性。因此非得問的問題是：「為什麼台灣施行 TNvR 的場域都沒有成功，遊蕩犬問題到現在越演越烈呢？」人類沒辦法讓遊蕩犬少子化原因不是遊蕩犬不用擔心高房價，其實答案就在地理課本之中。

如果你還有記憶的話，高中地理有教過人口變化的四大要素：出生、死亡、移入、移出。我們把這個模型放到漁光島，發現透過 TNvR 可以降低出生率，因為漁光島是一個沙洲島，除了漁光大橋之外不太受到外界干擾，等同是一個生態學上的「封閉族群」。但若放到台北市、新竹市、台中市這些四通八達的都會， TNvR 的努力成果就很有限。因為難以阻絕外來遊蕩犬跟棄養犬遷入，即使降低出生率也沒用。

換言之，TNvR 不是單一解方，必須同時搭配小族群且封閉的場域才容易有成果。只要一直有新的移入族群，那麼想要利用無生殖力的絕育犬降低遊蕩的數量，就只是緣木求魚，結果來的都是狗。而且這些地方還面對另一個挑戰——人類的愛。被稱為愛爸愛媽的民眾真的很有愛，這些熱心民眾覺得流浪動物很可憐，因此每天定時定量地提供飼料或廚餘。不過我們若是希望流浪動物越少越好，可得好好參考在《美國獸醫學會期刊》發表的這篇研究。

當人類對城市中的流浪貓進行 TNR 並持續供應食物，貓貓的數量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這主要是因為穩定的食物供應使得貓貓覓食的壓力消失了，反而吸引附近周圍的新貓移入。這也意味 TNR 所稱的「真空效應」其實取決於食物多寡，並不是回置動物就可以阻擋周圍流浪動物移入。雖然部分絕育母貓無法生寶寶，但其他未絕育母貓的繁殖競爭壓力反而變小，加上有充足營養來哺育，新生幼貓與成貓的死亡率下降，結果最後就是流浪貓變得更多。

絕育方案花了好大的力氣想要把「出生」這一個新貓入口給堵上，但餵食卻是一次達成「移入提升、移出減少、出生提升、死亡降低」，換言之只要人類餵食，所有努力都將付諸流水。少貓狗化大失敗，最大的問題是：我們對浪浪的愛心，將直接轉變為對野生動物的殘忍；讓牠們更有力氣也更有本錢和野生動物競爭，讓野生動物更容易遭到攻擊。這也是為何野保人士希望能夠禁止餵食的主因。

動保和野保究竟在吵什麼？

在這個複雜的議題戰場中，看似野保和動保兩派一直在互相較勁。野保人士訴諸科學面和野生動物滅絕的急迫，主張 TNvR 無效，回置和餵食遊蕩犬都只會傷害野生動物，因此偏向移除或禁止餵食的路線，甚至認為結紮後回置無助於解決野生動物領域被侵犯的根本問題，不如重新考慮對付外來入侵種的標準 SOP——「撲殺」；而動保人士則主張毛孩是人類的責任，浪浪在外面遊蕩不是牠們願意的，認同繼續強化 TNvR 的範圍和乾淨餵食，也不支持移除或十二夜的安樂死悲劇再次發生，反過來指責野保人士殘忍無情。

但撇開二元對立的框架，兩方其實都是關心動物的人。多年來不同路線的爭論讓情況完全膠著，雙方越來越極端化，背後根本原因是——台灣沒有進行飼主責任教育或寵物管制，導致遊蕩犬貓持續增加。加上這個議題位於野保法和動保法之間的灰色地帶，既有的管理措施執行力也不足，例如：許多風景區禁止餵食野生動物和遊蕩動物的告示牌形同虛設、許多養育寵物的飼主沒有登記也沒有打晶片，最令人為難的是，就算政府想出面，也只能對著無米之炊瞪著眼嘆氣。

最知名的例子就是十年前的電影《十二夜》，上映之後轟動一時，政府順應輿論和動保團體的倡議，從 2017 年開始對遊蕩犬採取了收容零撲殺的立場，廢除掉 12 夜——也就是公告滿 12 天之後未有人領養或是收養，就採取人道處理。由於對於「安樂死」的污名化，使得收容所執行安樂死變得很敏感。儘管面對重病重傷或是嚴重傳染性疾病，很多收容所也不太敢真正執行安樂死，只好任其「自然死亡」。包含台北市動物之家在內，全台有 8 個收容所超額收容。骨牌效應下，就算想移置石虎生態熱區的遊蕩犬，也沒地方放。而因為安樂死這三字背負的原罪實在太重，即使有些動保團體已經意識到這樣可怕的收容環境，恐怕比路殺或是野外移除還要「不人道」，卻也無計可施。

最後我們要來談談政府的角色，自從石虎永哥被遊蕩犬殺死，農業部正準備推動「台灣原生種野生動物受遊蕩犬侵擾改善試辦專案計畫」，預計先在苗栗、台中跟南投針對九大石虎受侵擾的熱區，推動禁止餵養犬貓。苗栗目前已就「禁止餵養遊蕩犬貓自治條例草案」進行公聽會，並展開移除遊蕩犬，也和動保團體溝通，這個移除絕對不是撲殺，而是收容後不回置。也會編列預算改善收容所的設施，並辦理領養活動。即使如此仍然受到雙方立場夾殺，野保人士人士認為：三千萬的經費根本不足以守護九個熱區；動保人士人士要求：至少要有大型開放性安置中心的規劃等等。

農業部有如深陷電車難題啊！可見遊蕩犬的問題早就已經超越科學問題，成了政治問題。政治是妥協，也許我們不該追求最好，而是相對更好的解才走得下去。例如對收容動物適度的安樂死、提升整體收容動物的福祉，更多的人開始呼籲 TNR 的處置手段應該升級為 TNSA，也就是將回置的 R 改為收容 S 以及領養的 A，才能邁向更長遠的源頭控制，重新落實飼主責任。

例如 10/29 剛舉辦完的「為野生動物而走」遊行活動的訴求，就是讓犬貓有人類溫暖的家；野生動物有自然的環境。這樣的台灣，才是以生物多樣性為傲的美麗之島！

一如開頭所說，複雜的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你認為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還有什麼方法是處理遊蕩犬貓的相對好的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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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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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
• https://www.mdpi.com/2076-2615/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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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640284
•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

• 作者：蘇上豪

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下旬的《西雅圖時報》（The Seattle Times），出現了一則相當吸引人的新聞，一位退休的餐廳老闆，以薩克．皮哈（Isaac Piha）在家族聚餐的地點，救活了一位差點被噎死的婦人。

當時是星期天的下午，皮哈一家人正在餐廳包廂內慶祝父親節，忽然鄰近的客人愛德華．伯加徹斯（Edward Bagachus）前來求救，原來他的老婆艾琳（Irene）沒有辦法呼吸，於是皮哈帶著自己的兩個兒子前去幫忙。

皮哈發現艾琳癱軟在餐桌上，臉色鐵青無法呼吸，第一眼瞥見她時，皮哈原本以為是艾琳心臟病發作，但隨後看到桌子上的食物，他立刻了解應該是食物造成她無法呼吸。

於是皮哈依照最近學到的方法，從艾琳的背後環抱，用力在她的腹部擠壓，接著一片雞肉「啵」一聲從她嘴巴彈了出來，沒有多久，艾琳恢復呼吸，從鬼門關內被拉了回來，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利用「哈姆立克（Heimlich Maneuver）急救法」成功救回患者的案例。

以當今的眼光來看，這並不是什麼神奇的事情，因為我們從任何一個民間機構辦理的急救訓練裡，都會學到相同的救人招式，但是對於一九七○年代的皮哈來說，這個急救方法不要說是起步，它還只是報紙專欄中，記者剛剛分享的一則評論。

讀者們聽起來可能會覺得是天方夜譚，但事實的確是如此。記者詢問了皮哈為何對此急救法的報導有興趣，甚至學了起來，他的回答更是關鍵，因為從事餐飲業多年，看過不少顧客因為食物卡在喉嚨而一命歸西，自然看到報紙上「哈姆立克急救法」的介紹有所感悟，沒有想到學起來之後真的派上用場，救活了身邊瀕臨死亡的人。

對於我如此輕鬆介紹風行迄今超過四十年的「哈姆立克急救法」，讀者可能有些困惑，一個如此重要的方法，竟然是由升斗小民搶先完成，但從它發明的背景來看，你就不得不佩服發明人亨利．哈姆立克（Henry Heimlich）的真知灼見，要不是他簡化流程及利用大眾媒體的力量宣傳，讓此急救法能快速被人們接受，不知道它還要拖到什麼時候可以救人。

「壓迫腹部」的急救方法

至於哈姆立克為何會發明此一簡便的急救方式，拯救被食物噎到無法呼吸的病人呢？這又要從他的專業背景以及看到的一則報導談起。

一九四三年畢業於康乃爾大學醫學院的哈姆立克是位胸腔外科醫師，同時也是研究吞嚥問題的專家。一九七二年一篇《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Magazine）的報導，吸引了他的注意，內文談到的是美國人因為進食時被噎死的意外。

根據當時所揭露的資料顯示，光是美國一年被食物噎死的民眾就有三千人之多，此原因還盤踞在意外死亡的第六位，這對一位成天在醫院的白色巨塔裡處理病人吞嚥的醫師而言，實在難以置信。

於是哈姆立克醫師開始蒐集資料，才發現事情的嚴重性超乎他的想像。除了上述報導的真實性無誤外，有不少名人也是被食物噎死的冤魂，例如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的老婆埃賽爾．甘迺迪（Ethel Kennedy），知名樂手湯米．多西（Tommy Dorsey）、卡斯．艾略特（Cass Elliot），甚至羅馬皇帝克迪斯一世（ClaudiusI）等，都是因為同一原因命喪黃泉。

醫師的天性讓哈姆立克想到要好好研究此一問題，於是他開始研究當時的急救法是如何處理這個問題，他發現紅十字會（當時傳播急救方法最重要的民間組織）教的是努力拍打患者的背部，希望他能將噎在喉嚨的食物可以順利吞下；另外有人使出更激烈的手段，如用手去喉嚨硬挖，或是讓病人頭低腳高，只是哈姆立克發現這些方法並沒有科學論述的根據，完全是依照不知哪位醫師的憑空想像，以至於以訛傳訛，不知其所以然沿用著。

想要撥亂反正的哈姆立克開始利用動物實驗找出解決的方案。他在隔年以塞住的氣管內管，放到被麻醉的小獵犬咽喉裡模擬食物噎住的狀況。由於當時體外心臟按摩術正如火如荼應用於急救上，於是他用壓迫胸廓的方法嘗試，看看是否能把塞入的管子從小狗身上彈出，可惜結果徒勞無功，因此他靈機一動，以手壓迫腹部，發現管子很輕易地彈了出來。

在動物實驗得到成果的哈姆立克，把腦筋動到人的身上。於是找了醫院十位同事，每位嘴上含著流量計，然後藉由壓迫腹部來評估氣流的大小，結果發現力量竟然可以達到每分鐘二百零五公升（205 Liters/min），據此哈姆立克已經找到急救食物噎住病人的可靠方法，他認為壓迫腹部將食物彈出是「快速而且便利」。

大眾媒體使急救法迅速普及

哈姆立克為了讓上述方法操作更簡便，將它分成自救，從背後環抱及倒地患者的處置，用十分容易上手的模式，希望讓所有的人可以很快學會，只是在考慮公布它的方式時，他做了不一樣的決定，他不想在主流醫學期刊公布，反而找上了一個半專業的《急診醫學》（Emergency Medicine）雜誌。

除了和主編熟稔之外，哈姆立克想到的是希望可以將此急救方法快速傳播到每個角落，因為專業的醫學期刊限制很多，雖然刊登之後可以累積聲望，但離臨床應用可能拖上一年半載，在《急診醫學》刊出不只專業人士可以接觸，一般普羅大眾也能學習。

另外他也找了幾位認識的記者朋友，從《芝加哥每日新聞》（Chicago DailyNews）、《西雅圖時報》等等，在報紙的專欄裡教導民眾如此簡便的急救方法，而他說服這些記者的理由很簡單，現今的醫療無法解決這樣的急症，試一試新的方也未嘗不可。當然，他也費心提供自己動物與人體實驗的證據，只是這些沒有刊在報紙上。

所以在皮哈第一次利用「哈姆立克急救法」的前一個禮拜，美國幾個主流報紙專欄已經出現了前述的方法，而且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有不少被食物噎住的民眾因此被身邊的人救活。

不到兩個月，在一九七四年八月，《美國醫學會雜誌》（The Journal of AmericanMedical Association，簡稱JAMA）介紹了此方法，並且將它訂名為「哈姆立克急救法」，以表彰哈姆立克費心的推廣以及救人的貢獻！

如同哈姆立克的判斷，美國的衛生部遲至一九八五年才將「哈姆立克急救法」列為官方認可，可以搶救遭食物噎住病患的方式，同時紅十字會及美國心臟協會才跟進，離它第一次問世已經超過十年，它會受到青睞的重要原因，是普羅大眾已經用此方法救活身邊數不清瀕臨噎死的病人。

相信之後的演變並不需要我再多言，有參加過急救訓練的讀者一定體驗過此方法，雖然目前有稍作修正，但仍無損於哈姆立克醫師的貢獻。故事到這邊結束了嗎？其實還沒有，二○一六年十二月逝世的哈姆立克，在同年五月入住辛辛那提的一家老人療養院時，九十六歲的他還親自用此技術救了一位八十七歲老太太。

看到「哈姆立克急救法」流行的推手是大眾媒體，的確讓我感觸很多。在一九七○年代的美國身為媒體的責任是如此被重視，反觀今日的台灣，卻仍是令人汗顏，醫療節目合併在烹飪節目中，不只傳播似是而非的觀念，還讓沒有專業醫療背景的人解釋病症及治療方式，而身為醫師的我卻無能為力，真希望自己像哈姆立克醫師一樣，可以認識更多的主流媒體傳播正確的觀念才是。

——本文摘自《怪奇醫療史：從疫苗發明、疾病歷史、護體神功、縮陽症、按摩槍等，解開最不可思議的醫學古今事》，2022 年 10 月，時報出版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前言：泛科學臉書粉專推廣〈在臺海危機下，淺談戰地醫療〉時，讀者們熱情分享檢傷分類經驗，與急救課程資訊。事後更有國軍弟兄私訊筆者，表示對相關中文資料的迫切需求。有別於先前介紹戰時的醫療制度與創傷急救，本文摘譯知名期刊《The Lancet》（中譯「刺胳針」或「柳葉刀」）的附屬刊物，概述俄烏戰爭中，烏克蘭承受的公衛挑戰；並分享俄裔美國心理學家 Elena Cherepanov 對當地心理健康應變的觀察。同時，再次歡迎大家提供更多專業資訊，討論臺灣應該如何備戰，謝謝。

公衛挑戰

疾病給烏克蘭帶來的負擔，在承平時期並沒有特別沉重。然而，俄烏戰爭不僅重擊當地醫療體系；難民的文化差異和語言隔閡，以及物資與藥品不足等，也造成周邊國家的壓力。戰爭期間，聯合國（UN）、世界衛生組織（WHO）、紅十字會（Red Cross）、明愛（Caritas）等單位，紛紛在當地和鄰國展開救援。學者訪談烏克蘭等多個歐洲國家的政府部門與民間組織，統整出一張俄烏戰爭的公衛挑戰清單：^[1]

• 產科照顧：對孕婦產前、生產和產後，以及新生兒的照顧，都被戰火打斷。^[1]
• 婦幼營養：食物、營養品，還有金錢的流通受阻，以致婦女與孩童營養不良。^[1]
• 長期處方：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以及肺結核和愛滋病等既有的感染，不見得能夠獲得穩定的藥物供給，與即時的專業協助。^[1]
• 冷冽天候和長途跋涉：在嚴寒中逃難，容易造成肺炎、凍瘡、失溫，以及上呼吸道感染。需要庇護所、衣物和毛毯。^[1]
• 身體創傷急救：欠缺醫療器材和物資補給。人力方面，則得訓練社區志工，進行檢傷分類和急救。^[1]
• 精神創傷急救：除了土生土長的當地人，有些敘利亞、伊拉克和阿富汗難民，於俄烏戰爭中受到二次精神傷害。跨文化的精神健康服務，變得格外重要。^[1]
• 疫苗普及：當地COVID-19疫苗與兒童常規疫苗接種率偏低，而逃難的人口中，九成是婦女和兒童。^[1]
• 潔淨水源：缺乏安全的用水，難以防範傳染病的爆發。^[1]
• 性暴力與性販賣：須要保護機制、心理社會支持與女性衛生用品包（dignity kits）；以及生殖健康、安全墮胎和家暴處理等服務。^[1]

心理創傷

戰爭會帶來長期，甚至跨世代的心理傷害。^[2]出生於俄羅斯的心理學家 Elena Cherepanov，長年任教於美國，專攻心理創傷。曾於 2014 年烏克蘭東部戰亂時，透過 Skype 指導 170 名基輔與烏東的心理學家、心理健康工作者、社工人員與心理系學生。^[3]2022 年 2 月 23 日晚間，俄軍入侵烏克蘭。^[4]Cherepanov 博士在 11 月的《公衛前沿》（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期刊上，分享自己對戰爭的觀察。她將烏克蘭民眾在身心反應上的轉變，分為下列幾個時期：^[2]

1. 戰爭初期：基於歷史、文化、宗教和血脈的淵源，烏克蘭民眾難以接受鄰國入侵的事實，覺得慘遭背叛。^[2]性侵女性、綁架兒童，以及系統性安全檢查，蒐集個資，再強迫難民遷徙的過濾營（filtration camps）等，種族滅絕的事件頻傳。經由媒體報導，引來國際的同情與支持。^{[2, 5]}同時，手機和社群媒體即時分享的功能，雖能維繫人與人的連結，卻也帶來資訊真偽難辨的混亂。網路論壇中，起先充斥驚愕、顫抖、無法置信之類的留言。接著，當難民逐漸抵達鄰近友邦，依然持續哭泣、失眠、做惡夢。在高度警戒的狀態下，有些人拒絕使用安眠藥。心理衝擊也可能以生理形式呈現，例如：噁心想吐，多半起因於戰時的緊張情緒，而非食物中毒。^[2]
2. 戰爭滿月：到了 3 月底，烏克蘭民眾開始產生對未來的憂慮。失去親人、家園和戰前的生活，精神與情緒疲乏麻木，有些便拒絕前往庇護所。一邊是無法控制的憤怒和躁動，增加家庭衝突；另一邊，又因為不得不拋下被徵召或羸弱的至親，而遺留心靈創傷。目擊殺掠、性侵和虐待，或是與父母分離的兒童，出現依戀問題和行為退化，表現得比真實年齡還幼小。原本乖巧的孩子，也可能變得黏人、冷漠、挑釁或有攻擊性。^[2]
3. 戰爭近期：烏克蘭群眾開始習慣戰爭的狀態，一些長期或原有的問題，例如：酗酒或家庭失和等，又再度浮現。^[2]

在人道危機中，老年人和身心障礙者等族群，面臨減少的援助與增加的阻礙，更是顯得脆弱。一方面害怕離開熟悉的環境，另方面是為了避免成為家人的負擔，他們有些選擇留下來，因而容易喪命於原本能預防的傷害。^[2]

心理健康資源

烏克蘭的心理健康體系，在開戰初期，被突如其來的龐大需求，搞得措手不及。所幸專業人員兩個月內便上了軌道。除了一般面對面的服務，Cherepanov 博士表示，當地還有下列選擇：^[2]

1. 遠距醫療：COVID-19 疫情期間變得普及的遠距科技，正好於戰時派上用場，提供危險地區心理諮詢。^[2]
2. 網路社群：通訊軟體 Telegram 和社交平臺 Facebook上，支持性團體林立。在俄烏戰爭期間，成為烏克蘭人媒合供需，互通有無的重要管道。緊急心理問題的求助貼文，也會引來早就離鄉背井的相關從業人員，即時回覆。有些團體從世界各地，聘僱幾百名通俄語和烏克蘭語的心理工作者，每天答覆 200 至 300 則訊息。也有在 2020 年白羅斯（Belarus；舊譯「白俄羅斯」）政治危機時，成立的臉書社團，用既有的經驗，協助烏克蘭人度過難關。^[2]
3. 聊天機器人：操烏克蘭語、俄語和白羅斯語的聊天機器人 Faino 和 GotoHelp，效益如何還有待評估。^[2]

心理急救

心理急救（Psychological First Aid）是一套用來給予身陷危機者心理支持，加強其調適能力，並滿足基本需求的對策。有別於精神科的臨床技巧，無論是專業醫療人員或一般民眾，都可以學習並執行。^[6]世界衛生組織的心理急救指南，建議大眾注意重大危機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和受難的對象，以及哪些單位參與救援。^[7]在擁有這些認知的前提下，進行下列心理急救的步驟：

1. 觀察（look）：在行動前先確認安全，以免自己陷入危險環境。接著，觀察受害者身心的基本需求，然後思考有哪些可運用的相關資源或服務。每個人對危機的反應不同，有些呈現在情緒上，例如：易怒或沮喪；有些則沉默或出現頭疼、疲憊等症狀。兒童、青少年、孕婦、老人、身心障礙者和被歧視的族群，特別需要關照。^[7]
2. 傾聽（listen）：簡單地報上自己的名字，以及所屬的組織。情勢允許的話，將人帶到安全且寧靜的地方。用溫和的語氣，鼓勵他專注於緩慢的呼吸。給予陪伴，別讓情緒低落者獨處。以尊重的態度，全神貫注地聆聽對方的憂慮，試圖釐清需求的優先順序。務必維護對方隱私，不要任意轉述。^[7]
3. 連結（link）：協助受害者獲得水、食物、住所和醫療等資源，並提供局勢與計劃的最新動態。動盪時期的資訊混亂，必要盡可能地查證並隨時更新。切勿為了安撫人心，就擅自捏造。針對特定文化背景及宗教信仰，可轉介給相關社群；或是透過社福單位，協尋親屬，兩者皆能帶來心靈慰藉。^[7]

在結束心理急救的階段性任務後，如果就這麼離開，或許會太突然。要讓受助者理解，接手的專業人士會負責以後的事務。然後選擇適當的時機，與他們道別，並奉上誠摯的祝福。^[7]

烏克蘭經驗

Cherepanov 博士指出，在沒有中央統籌的狀況下，烏克蘭等地的心理健康從業人員，冒著生命危險，自發性地付出，並組織社會資源。他們讓世人看到，唯有喚起大眾對心理創傷的重視，才能強化社會韌性，以及減少對求助的汙名化。必要訓練專業人員、醫療工作者、教師和志工，心理急救的能力；並建立社區型的支援體系，共同分擔責任。^[2]

延伸閱讀

1. 高振傑、蘇逸人（2021）《心理急救手冊》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2. 「UCLA早期心理急救模式」（2010）災難與創傷心理資訊網。
3. 《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社會心理急救資源冊》（2018）香港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

參考資料

1. Kumar BN, James R, Hargreaves S, et al. (2022) ‘Meeting the health needs of displaced people fleeing Ukraine: Drawing on existing technical guidance and evidence’. 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Europe.
2. Cherepanov E. (2022) ‘Mental health providers in Ukraine need support but they are not helpless: Professional self-organization and innovative practices’.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10:1009431.
3. Smith, K. (2015) ‘Trauma in Ukraine’. Monitor on Psychology, 46(4).
4. United Nations. (17 JAN 2023) ‘The UN and the war in Ukraine: key information’. Regional Information Center for Western Europe.
5. Ochab EU. (30 OCT 2022) ‘What Are Putin’s ‘Filtration Camps’ And Why Are They Concerning?’. Forbes.
6. Schafer A, Snider L, Sammour R. (2016) ‘A reflective learning report about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mpacts of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PFA) in Gaza’. Disaster Health, 3(1): 1-10.
7. Snider L, van Ommeren M, Schafer A. (02 OCT 2011)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Guide for field worker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