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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了又改的科技部,又要回復成國科會了!聽聽三位前任首長怎麼說——《科學月刊》

科學月刊_96
・2021/01/08 ・6496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SR值 567 ・九年級

科技部回復成國科會 臺灣科學發展會更好嗎?

  • 廖英凱/非典型的不務正業者、興致使然地從事科普工作、科學教育與科技政策研究。對資訊與真相有詭異的渴望與執著,夢想能做出鋼鐵人或心理史學。

行政院於去(2020)年啟動組織改造,預計將廢除科技部並回復為國家科學委員會。從過去的長科會,一路改制為國科會,再到科技部,接著要再改回國科會。藉由訪談三位過去擔任過國科會與科技部的首長,道出臺灣科研發展與產業未來的走向,找尋帶領國家科技政策的最佳解答。

去年 11 月初,媒體報導行政院將啟動組織改造,預計廢除科技部,回復成過去的國家科學委員會(簡稱國科會),並將部分業務移轉給新設立的「數位發展部」。在人事布局上,國科會主委預計將由負責督導科技業務的科技政委兼任,若組織改造順利完成立法,則 2014 年才成立的科技部將成為歷時最短的部會。

科技部部址:科技大樓。圖/wikipedia

無論是科技部或國科會,以及與科技發展密切相關的行政院科技會報,對我國科學研究、科技發展與產業應用皆影響甚鉅。《科學月刊》本次訪談了陳建仁、張善政與陳良基三位歷任國科會與科技部首長,以了解過去國科會改組成科技部的原因與影響,以及他們對目前科技部再改組回國科會規畫的觀點。

從「長科會」到「科技部」

科學發展是國家長期實力提升的基石,開發完善的國家,無不成立負責科學發展,擬定國家長期科學計畫的專屬行政組織。如美國國會在 1950 年創立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是美國聯邦政府支持與贊助科學、工程及技術等學科基礎研究與教育發展的獨立政府機構。

1958 年,胡適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在吳大猷的協助下,擬定〈國家發展科學培植人才的五年計劃的綱領草案〉,促成行政院在次年成立「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簡稱長科會)」,由中研院院長胡適兼任主任委員,教育部長梅貽琦兼任副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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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攝於1960年)。圖/wikipedia

1967 年初,「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成立,下設「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簡稱科導會,現已廢除)」。科導會建議將長科會的職權擴大,於同年將長科會改制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科會是委員會性質,由行政院遴聘政務委員、中央相關機關首長(如交通部、經濟部與衛福部等)、研究機構首長(如中研院院長)及學者專家組成,具跨部會、跨產官學性質,擁有穩定的經費且專注於學術研究,是臺灣半世紀以來科學發展的基礎。

2006~2008 年間,陳建仁院士擔任國科會主委,彼時行政院開始組織改造的討論,立法委員呂學樟以重視科技發展為由,力主成立「科技部」。經過多年討論與協商,於 2014 年將國科會改制為科技部,由時任科技政委張善政轉任首任科技部部長。

去年 5 月,科技部部長陳良基卸任後,由時任科技政委兼科技會報副召集人吳政忠轉任科技部部長。同年年底,政府宣布預計將科技部改制回國科會,國科會主委由科技政委兼任,具體細節仍規畫中尚未定案。

從基礎研究到商業應用

關於逾半世紀的國科會與科技部兩組織的主要業務目標,三位歷任首長的觀點相似。陳建仁認為,國科會在看待科技預算與科技發展,須從上游的基礎研究、科學發展;中游的科學轉譯、將科學化為技術;下游的技術商品化、產業化,三層面並重且銜接。陳良基也認為無論以何為名,科技主管機關的三大關鍵業務,分別是主導國家長遠的科技發展計畫;協助國家應用新興科技,並妥善分配與審查科技預算;以及管理科學園區。此外,科技的發展從來沒有速成的路徑,應著重以數年為期的長期深耕。張善政也提出國科會的一重大任務,就是要提出國家的科技白皮書,訂定國家長期科技發展策略,絕不能短視近利尋求速成。

陳建仁
最高學歷: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衛博士
部分經歷:中研院院士、世界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臺大公衛學院院長、中研院副院長、副總統、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國科會/科技部任期:第12任國科會主委,2006/01/25~2008/05/19
圖/《科學月刊

然而,科學知識的探索與科技產業的應用是截然不同的施政邏輯。近年來國家的科技預算分配中,最大宗是科技部以數百億的規模,支持科學技術的研發;其次則是經濟部技術處也有數百億的規模,支持產業技術的商業應用。兩種不同施政邏輯與相關組織如何有效合作,成了基礎研究到商業應用是否一氣呵成的關鍵。張善政認為,科技部大部分的司處應聚焦在學術研究的補助與國家科技預算的管理,不宜分神處理跨部會協調、跨部會預算分配和產業開發。對於科研成果的應用,可透過與產業相關的公家法人協助,如由工研院檢視學術研究成果,協助大學申請專利或成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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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更大規模或全新領域的科研發展,陳建仁則強調了「國家型科技計畫」的重要。國家型科技計畫仰賴各部會資源與預算的投入,需要一個跨部會的組織,整合來自學術研究上中下游的多方資源。

陳建仁以「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畫」所支持的臺灣特定疾病臨床試驗合作聯盟(TCTC)為例,TCTC 是一個兼有科學研究、臨床應用與產業開發的聯盟組織,無法單純從學術補助或產業扶植即可完整建立,生技醫藥的發展規畫更須仰賴跨越數年的前瞻眼光。

面向學校的學術補助,和以國家之力推動的國家型科技計畫,意味著兩種科技發展的方向。陳建仁認為基礎研究絕不能少,但也必須同時構思轉化為科技應用的方式。

支持基礎研究的學術補助本質是一種由下而上(bottom-up)的科研方式,目的在持續推動基礎研究,由學術研究者自發設想最前瞻的研究主題,國家更應確保每年有 3~5% 的經費成長,可視為一種探索未知的科學精神實踐。

而國家型科技計畫則是一種由上而下(top-down)的科研方式,如今日的前瞻建設、5G 科技,或是早期的防災科技與肝炎防治等,必須由政府擬定重點研究方向,規畫鉅額專用預算,協調跨部會分工,是一種目標明確志在實踐的政策工具。

然而隨著國科會改制為科技部後,國家型科技計畫即不再提新興計畫,陳建仁認為這間接導致基礎研究的經費減少。科技部也因成為一獨立部會,削弱了跨部會協調的能力,而須仰賴科技政委與科技會報的跨部會協調機制。張善政與陳良基也認為獨立成部後,並不適合干涉或管理其他部會的科技研究,這可能使科技部反而降低了對全國科技發展的掌握程度。

部與委員會的權責差異

全國性科技發展的宏觀規劃,與轉型成科技部後獨立管轄範圍的衝突。揭示了「部」與「委員會」的組織架構上的根本差異。

科技部行政團隊由部次長與轄下司處首長組成,預算由行政院決定,立法院通過,是獨立行政運作的單位。但國科會的委員會形式,委員由與科技相關組織的首長組成。國科會主委定期召開跨部會會議,具有與各部會保持密切關係的正式管道。兩種不同的組織形式,將導致跨部會運作程度的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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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輔助國家科技發展的目的來說,國科會的職責在評估國家值得或有必要發展的科技方向,透過跨部會的委員會,說服其他部會實踐科技趨勢。張善政以自身在國家高速電腦中心擔任主任時,推動臺灣基礎網路建設為例,1992 年經濟部成立 SEEDNet 網路提供工商業界使用,但電信業者未提供連線國外的服務,而電信服務管理的主管機關是交通部,也尚不理解網路基礎建設的重要。當時國科會主委郭南宏即以國科會的委員會機制,邀請時任交通部長劉兆玄與會,聽取張善政簡報網路發展的必要性,而促成民用連外網路與 HiNet 的誕生。

張善政
最高學歷:康乃爾大學土木環工博士
部分經歷:臺大土木系教授、國家高速電腦中心主任、國科會企劃考核處處長、Google亞洲硬體營運總監、科技政委、行政院院長、行政院副院長
國科會/科技部任期:科技政委轉任第一任科技部部長,2014/03/03~2014/12/08
圖/《科學月刊

以同樣的經驗看待預計新設的「數位發展部」,則也有可能會遇到類似困境,陳良基認為數位發展部的重要目的,是督管隨數位科技發展而生的各種數位業務與衍生問題,如協助政府各部會處理影響甚鉅的資安問題。張善政則認為每一個部會都與社會息息相關,不可能將數位業務獨立成部,例如智慧交通與智慧醫療等專業業務,應讓既有交通部及衛福部主責,數位主管機關則應以跨部會,由政委督導的「委員會」編組形式,擬定國家長期數位發展計畫,協助各部會處理數位業務。

從國家科研經費分配的角度來看,國科會或科技部因其具有的科技專業,負有為行政院審查或管理科技預算的重大任務。張善政認為科研經費的分配與管理,取決於科技政委和科技部的分工,科技政委應負責「政策審查」,判斷政策上某一科技方向是否應該投入發展;而科技部則負責「技術審查」,對於政策上已確認執行的科研計畫,評估合理與可負擔的支持經費。陳良基則認為在科技部的架構下,科技部長並不適合審查其他部會的經費運用方式,但若是以代表行政院的角度時,比較適合對各部會科研計畫做整體規畫。這導致雖然科研經費會分配到部分部會,但理應管理經費運用的科技部,不盡然能善盡管理責任。

不是科的科經費

由於國家的科技預算並非全由科技部或國科會所使用,以108年科技預算案為例,科技部約使用 420 億,其次為經濟部使用 280 億科技預算著重於產業開發和技術商轉,中研院使用 110 億,衛福部與農委會也各有 40 多億規模的運算,負責各自業務範圍內,例如疫苗開發、傳染病防治、食品安全與農業育種等的科技研發。

對於大學端的研究者來說,陳良基認為雖近年全國的科技預算有增加,但增加的部分多支持其他部會的研究計畫,導致科技部本身的經費持平,當考量物價成長與立法院統刪預算時,就會使學術研究者的科研經費受到影響。此外,當制度上使科技主管機關無法善盡宏觀的管理之責時,將致使計畫零碎重複而虛耗資源,長期性的科研計畫也難以延續銜接,經費濫用的情形也會隨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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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良基照
最高學歷:成功大學電機博士
部分經歷:臺大電機系講座教授、臺大副校長、世界科學院工程科學獎、工研院電子所所長、國家實驗研究院院長、教育部次長
國科會/科技部任期:第四任科技部部長,2017/02/08~2020/05/19,任期最長科技部長
圖/《科學月刊

從過往公開在網路上的資訊也發現,有數個中央三級機關的機關內科研計畫或科技預算編列,雖名為科技研究,但實則為該機關公關使用、新媒體經營,或是委外設計政令宣導圖文等,且該機關或計畫也不屬科技部管理。雖說政策施行需要必要的政策行銷,與科技有關的政策推動,也會仰賴科學普及與傳播等方式來做政策溝通。然而科技預算是否適用於政策行銷,又能到何種程度?對於非科技部的其他部會,又該如何以科研為前提來審查管理預算?讓科技經費有效運用在合適的地方,是接下來不論是科技部或是國科會,都無法再逃避的問題。

科技發展的雙頭馬車

國家型科技計畫的中止與科技預算的濫用,代表宏觀規畫與管理科技研發的機制失靈。既有組織設計上,僅存科技政委與科技會報能有協調各部會的高度。

科技政委可視為行政院長在科技業務上的代理者,負責督導科技部、經濟部(科技)、教育部(產學研)、國防部(產業)與智慧機械等業務。科技會報則是設置於行政院,由行政院長擔任召集人,科技政委及中央科技主管機關首長(如科技部)兼任副召集人,有中研院院長、相關部會首長與相關產學代表擔任委員,提供國家科技發展決策諮詢及專業建議,並下設「科技會報辦公室」,處理各項幕僚事務。

分析科技部、科技政委、科技會報和科技會報辦公室,則可見此四單位∕職位在制度設計對管理與規畫國家科研發展的缺陷設計:

  • 科技部擁有最充足的人力,且長期專司科研經費分配和管理,但獨立為部後僅能管理所屬研究單位和研究計畫的資源分配。
  • 科技政委擁有協調部會的高度,但僅督導四個部會,並非所有與科技研發有關的部會。
  • 科技會報與其辦公室有協調部會的高度,涉及部會也最多,負責審議國家科技政策與重大科研計畫。但陳建仁認為科技會報的本質為院長的幕僚,其編製規模不足以管理全國科技預算,也缺乏協調的功能。

在制度有所不足的狀況下,艱鉅的國家科研規畫,仰賴科技部(國科會)首長與科技政委的密切合作。若部會首長與科技政委的合作不夠流暢或有施政理念衝突時,很可能因此弱化國家科研實力。陳建仁提及在國科會主委任內,與時任科技政委林逢慶的密切合作;張善政也強調科技部長任內時,與時任科技政委蔣丙煌的交情而促成政務上的良好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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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縱然處理的是探索未知前沿的科技業務,但政通人和仍是科技主管機關的首長不可或缺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從制度上讓科技主責機關,既有謀策科研的前瞻性,亦有協調各部會的高度,還要能輔佐各部會研發應用科技,與管理全國科技預算的能力。

誰來帶領國家科技發展?

過去將國科會改制為科技部的規畫,張善政認為這是一種「大科技部」思維,認為科技太過於重要,因此將科技事務由一獨立部會包辦。然而,所有的部會都需要科技,科技發展也需要所有的部會,獨立成部的組織形式,反而阻礙了科技發展的群策群力,而不利於科技發展。

因應本次科技部改組回國科會的討論,陳建仁、張善政與陳良基三位歷任首長均支持應回復國科會形式的跨部會委員會編制,且由國科會主委兼任科技政委。陳良基認為恢復國科會形式的重要差異,是能把中研院、大學校長等地位超然的卓越學術研究者找進政府的科技決策體制中,短期來看各部會看似會減少科研相關的政績,但長期來看對國家科技發展有利。張善政則主張可以考慮把科技會報併入國科會中,但強調科技首長應充分尊重學術界,且具有跨部會協調的耐心與身段。陳建仁則認為科技首長應具備四項特質:

  1. 掌握科技,理解基礎研究、技術開發與產業製造的關鍵,了解不同科技發展趨勢和需求。
  2. 善於溝通協調,能理解不同部會的需求與原因。
  3. 能在立法院捍衛科技預算,不僅捍衛所屬科技法人、研究單位的預算,還要能捍衛其他部會的科技預算,要能在國會殿堂講道理講到通。
  4. 具有國際觀,開創與領導跨國合作的能力。

作為一個理想領導者的信念,陳建仁也引用教宗方濟各的話:「好的領導者都要像一個好的牧羊人,要沾染羊群的氣息」,科技首長要能照顧到各領域的學術研究者,還要能代表學界與社會溝通,排除科技發展的阻礙,解決科技發展的危害。

回到科技發展核心的基礎研究,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定義,基礎研究的工作,是為了獲得新知識,並無特定的應用目的,是研究者在未知前沿領域的自由探索,不易有短期成效,而仰賴長期穩定的經費投入。無論未來科技主管機關的命名為何,無論國家科技政策的野望如何迭代,期許我國未來的每一任科技首長,洞悉科技發展的進程,克服部會協調的艱難,持守科學的本質,莫忘科學發展的漫長獨行與無用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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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選自《科學月刊》2021 年 1 月號〉
  • 科學月刊/在一個資訊不值錢的時代中,試圖緊握那知識餘溫外,也不忘科學事實和自由價值至上的科普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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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月刊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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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性質的《科學月刊》創刊於1970年,自創刊以來始終致力於科學普及工作;我們相信,提供一份正確而完整的科學知識,就是回饋給讀者最好的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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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還要更快!讓國家級地震警報更好用的「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01/21 ・2584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本文由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 文/陳儀珈

從地震儀感應到地震的震動,到我們的手機響起國家級警報,大約需要多少時間?

臺灣從 1991 年開始大量增建地震測站;1999 年臺灣爆發了 921 大地震,當時的地震速報系統約在震後 102 秒完成地震定位;2014 年正式對公眾推播強震即時警報;到了 2020 年 4 月,隨著技術不斷革新,當時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以下簡稱為地震中心)僅需 10 秒,就可以發出地震預警訊息!

然而,地震中心並未因此而自滿,而是持續擴建地震觀測網,開發新技術。近年來,地震中心執行前瞻基礎建設 2.0「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預計讓臺灣的地震預警系統邁入下一個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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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上網路吧!用建設與技術,換取獲得地震資料的時間

「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起源於「民生公共物聯網數據應用及產業開展計畫」,該計畫致力於跨部會、跨單位合作,由 11 個執行單位共同策畫,致力於優化我國環境與防災治理,並建置資料開放平台。

看到這裡,或許你還沒反應過來地震預警系統跟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有什麼關係,嘿嘿,那可大有關係啦!

當我們將各種實體物品透過網路連結起來,建立彼此與裝置的通訊後,成為了所謂的物聯網。在我國的地震預警系統中,即是透過將地震儀的資料即時傳輸到聯網系統,並進行運算,實現了對地震活動的即時監測和預警。

地震中心在臺灣架設了 700 多個強震監測站,但能夠和地震中心即時連線的,只有其中 500 個,藉由這項計畫,地震中心將致力增加可連線的強震監測站數量,並優化原有強震監測站的聯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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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震中心的評估中,可以連線的強震監測站大約可在 113 年時,從原有的 500 個增加至 600 個,並且更新現有監測站的軟體與硬體設備,藉此提升地震預警系統的效能。

由此可知,倘若地震儀沒有了聯網的功能,我們也形同完全失去了地震預警系統的一切。

把地震儀放到井下後,有什麼好處?

除了加強地震儀的聯網功能外,把地震儀「放到地下」,也是提升地震預警系統效能的關鍵做法。

為什麼要把地震儀放到地底下?用日常生活來比喻的話,就像是買屋子時,要選擇鬧中取靜的社區,才不會讓吵雜的環境影響自己在房間聆聽優美的音樂;看星星時,要選擇光害比較不嚴重的山區,才能看清楚一閃又一閃的美麗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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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有太多、太多的環境雜訊了,因此當地震儀被安裝在地表時,想要從混亂的「噪音」之中找出關鍵的地震波,就像是在搖滾演唱會裡聽電話一樣困難,無論是電腦或研究人員,都需要花費比較多的時間,才能判讀來自地震的波形。

這些環境雜訊都是從哪裡來的?基本上,只要是你想得到的人為震動,對地震儀來說,都有可能是「噪音」!

當地震儀靠近工地或馬路時,一輛輛大卡車框啷、框啷地經過測站,是噪音;大稻埕夏日節放起絢麗的煙火,隨著煙花在天空上一個一個的炸開,也是噪音;台北捷運行經軌道的摩擦與震動,那也是噪音;有好奇的路人經過測站,推了推踢了下測站時,那也是不可忽視的噪音。

因此,井下地震儀(Borehole seismometer)的主要目的,就是盡量讓地震儀「遠離塵囂」,記錄到更清楚、雜訊更少的地震波!​無論是微震、強震,還是來自遠方的地震,井下地震儀都能提供遠比地表地震儀更高品質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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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心於 2008 年展開建置井下地震儀觀測站的行動,根據不同測站底下的地質條件,​將井下地震儀放置在深達 30~500 公尺的乾井深處。​除了地震儀外,站房內也會備有資料收錄器、網路傳輸設備、不斷電設備與電池,讓測站可以儲存、傳送資料。

既然井下地震儀這麼強大,為什麼無法大規模建造測站呢?簡單來說,這一切可以歸咎於技術和成本問題。

安裝井下地震儀需要鑽井,然而鑽井的深度、難度均會提高時間、技術與金錢成本,因此,即使井下地震儀的訊號再好,若非有國家建設計畫的支援,也難以大量建置。

人口聚集,震災好嚴重?建立「客製化」的地震預警系統!

臺灣人口主要聚集於西半部,然而此區的震源深度較淺,再加上密集的人口與建築,容易造成相當重大的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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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都會區的建築老舊且密集,當屋齡超過 50 歲時,它很有可能是在沒有耐震規範的背景下建造而成的的,若是超過 25 年左右的房屋,也有可能不符合最新的耐震規範,並未具備現今標準下足夠的耐震能力。 

延伸閱讀:

在地震界有句名言「地震不會殺人,但建築物會」,因此,若建築物的結構不符合地震規範,地震發生時,在同一面積下越密集的老屋,有可能造成越多的傷亡。

因此,對於發生在都會區的直下型地震,預警時間的要求更高,需求也更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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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心著手於人口密集之都會區開發「客製化」的強震預警系統,目標針對都會區直下型淺層地震,可以在「震後 7 秒內」發布地震警報,將地震預警盲區縮小為 25 公里。

111 年起,地震中心已先後完成大臺北地區、桃園市客製化作業模組,並開始上線測試,當前正致力於臺南市的模組,未來的目標為高雄市與臺中市。

永不停歇的防災宣導行動、地震預警技術研發

地震預警系統僅能在地震來臨時警示民眾避難,無法主動保護民眾的生命安全,若人民沒有搭配正確的防震防災觀念,即使地震警報再快,也無法達到有效的防災效果。

因此除了不斷革新地震預警系統的技術,地震中心也積極投入於地震的宣導活動和教育管道,經營 Facebook 粉絲專頁「報地震 – 中央氣象署」、跨部會舉辦《地震島大冒險》特展、《震守家園 — 民生公共物聯網主題展》,讓民眾了解正確的避難行為與應變作為,充分發揮地震警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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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雖然地震中心預計於 114 年將都會區的預警費時縮減為 7 秒,研發新技術的腳步不會停止;未來,他們將應用 AI 技術,持續強化地震預警系統的效能,降低地震對臺灣人民的威脅程度,保障你我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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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台灣早期山林樣貌的博物學者——鹿野忠雄
PanSci_96
・2023/09/21 ・2891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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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學家如何養成?為什麼要來台灣?

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鹿野忠雄特地到台灣就讀台灣總督府高等學校第一屆高等科,那年他已十九歲,硬是等到台灣有設高等科,才來台就讀。但其實他很早就開始將四處旅行的採集成果發表成文章。自中學開始就嘗試單獨採集旅行,足跡踏遍日本東北地方、北海道、庫頁島,結交當時昆蟲學者,出入他們的研究室,學習昆蟲分類學和閱讀歐美文獻的方法。

鹿野忠雄。圖/wikimedia

他是看到前輩從台灣帶回來的昆蟲標本後,才下定決心要到台灣讀書,以便就近上山採集。高中三年曠課不斷,留級一年,畢業後也沒有馬上回日本本島申請大學,還展開一百五十天的野外調查。這些日子裡他不斷獨自入山,聘僱原住民獵人採集並且撥制標本,走過今日南投縣信義鄉的布農族部落、阿里山鄒族部落、攀爬玉山、雪山、合歡山霧社、八仙山、蘭陽溪上游桃山南湖大山間等地,甚至前往恆春探訪排灣族,到紅頭嶼探訪雅美族。

實地調查讓他大開眼界,特別是在南方的昆蟲採集跟原住民調查當中,他發現紅頭嶼動物相跟台灣不太相同,他開始思索台灣生物到底是靠大陸系統近,還是靠菲律賓近些。這使他對自然地理學產生興趣,回本島後考上東京帝國大學的理學部地理學科。

文字版 MIT 臺灣誌——《山、雲與蕃人》

鹿野忠雄想深入山區調查,必須取得警方許可,且還要聘雇原住民幫忙背裝備,登山費用頗高。學生時期他多是仰賴母親的資助。且在日本統治台灣期間,台灣五萬分之一地形圖的側繪並未完整,因此民間或者政府的登山活動,都還沒有精確的山岳測量依據,很多地方只有主要高峰有山名,標示著山稜、溪流與「番社」的相對位置,以及粗略的等高線。因此如果想要一窺台灣山岳的面貌,當時的文獻相當欠缺,因此也才引發登山活動的熱潮,許多非原住民的民間登山隊首次登頂記錄,也約略是發生在這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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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鹿野打算在雪山尋找圈谷地形時,便要聘雇原住民腳伕扛行李,同時也請他們追捕小動物跟鳥類,在路上做些標本的前期剝制處理。但是由於鹿野行速飛快,腳伕不堪折磨,最後甚至丟下行李逃走。

值得一提的是,當中有一位阿美族青年托泰布典,是以助手的身份隨行。他會講流利的日語,還看得懂英文,因此能幫鹿野整理英文書籍,也能看得懂藥罐上的英文標示。他眼中的鹿野忠雄,討厭警察官僚作風,尊重蕃人的風俗,而且膽子很大,喜歡走沒人走過的路線,四處拍照跟觀察地形,晚上也不休息,要馬上洗底片,以及漏夜寫筆記,記錄下白天發生的事情。

鹿野忠雄的著作《山、雲與蕃人》。圖/臺灣歷史博物館

在他的重要作品《山、雲與蕃人》中,留下登山路線圖和仔細的登山日誌,當中不時出現對特殊地質現象的描繪,比如在海拔 3900 公尺處發現海底沈積的岩面有濂痕(ripple mark)。或者是當時特殊景觀的描寫,比如攀登玉山南峰與南玉山段,便曾記錄與新高駐在所的警官真瀨垣丑丙與東埔社的布農壯丁馬其里(Makili Takeshitahoan)一同登玉山絕頂,途中行經路段,不屬於東埔社布農族的狩獵範圍,因此馬其里也沒來過。真瀨垣警官則帶他們去看玉山神社,鹿野特別寫道,裡面的「御神體」是一面鏡子。

跨界整合台灣自然與人文知識

在《山、雲與蕃人》中可以讀到鹿野幾個面向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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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挑戰攀登台灣山岳的熱情
  2. 發現原先地圖跟文獻沒有記載的地形、地質現象
  3. 出於研究跟溫飽,在獵捕動物時親自體會到動物的生之本能
  4. 理番政策下,警方極力希望日人不要跟蕃人來往,並產生不少突發事故,怎麼順利入山並與蕃人相處變成重要問題。

但是在這樣的旅行之眼下,卻反映出鹿野這種看似個人興趣,自發的台灣自然知識採集和分類工作,能夠一次又一次的出發調查,其實是以國家殖民統治以及研究經費為後盾。

鹿野並非台灣自然知識研究的第一個人,在他之前,西方跟日本已經陸陸續續展開零星的調查,逐步推進從平地到山地的動物相、植物相調查,相關的動植物學、礦物學和地質學的目錄、圖譜出版越來越多,以及地質學跟地形學考察也逐漸系統化發展,同時因為總督府的理蕃事業與藩地開發政策,也展開人類學的調查,這些科學政策及科學教育改革,影響到民間文化活動,如昆蟲、植物的採集旅行,大眾刊物的發表及閱讀等等。

因此鹿野忠雄的貢獻在於他是跨學科的研究者,熟悉博物學以及人種誌的調查方法,在那時代也是少數。他想徹底了解台灣山林,就連被日本以蕃地治理的狀態也想去了解,而不只是關心自然的那部分。同時他也不像是在室內的地理學家或者人類學家,只靠文獻判讀並且歸納,而是不畏艱難,親身去到現場,採集並且記錄下第一手的材料。

鹿野忠雄(中排右三)於紅頭嶼警察署前。圖/wikimedia

忘了回家的探險者

在太平洋戰爭期間,西方駐菲律賓學者貝雅,曾在馬尼拉和鹿野短暫交流過,鹿野從貝雅身上知道不少西方學術動態,而他曾經幫助貝雅,把原來的玻隕石標本收藏悄悄搬到安全的地方——帕西古河北岸的沃森大廈,但又不會落人口舌,讓人覺得日軍大敗,不敵美軍,已經在安排撤退的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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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一九四四年,鹿野被派駐到北婆羅洲,要沿著日軍的補給路線,調查一支未開化的姆錄族(Muruts),確保到時補給運送時能夠跟當地民族協調順利。他們要穿越雨季中的昏暗紅樹林,在飢餓、瘧疾等風土病的威脅下,還要面對當地人士對日軍的不滿,設法確認或更新原本很粗略的地形圖,以及正確標示部落名稱跟位置。

但隨著戰況情勢危及,美軍轟炸亞庇,日第三十七司令部南移到沙蓬,使得鹿野和助手金子必須跟著南下覆命,卻在途中失去蹤跡。在戰爭中原本就很容易失去彼此聯繫,鹿野消失的訊息是在戰爭結束後才輾轉傳開,找他的人如貝雅發現戰俘收容所裡也沒有他的蹤跡,有傳言因為抗命所以遭到日軍殺害。

參考資料

  • 高嘉勵(2016)鹿野忠雄的台灣高山行旅書寫——日治時期「自然」的現代知識建構與美學表現,中外文學,第 45 卷,第 1 期,頁 119-165。
  • 鹿野忠雄(2000)山、雲與蕃人——台灣高山紀行,台北:玉山社。
  • 王鑫(2000)南湖大山圈谷群古冰河遺跡研究初步調查,內政部營建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八十九年度研究報告。
  • 山崎柄根(1998)鹿野忠雄——縱橫台灣山林的博物學者,台北:晨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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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中西施是誰?點綴山野的臺灣原生杜鵑花——《橫斷臺灣》
春山出版
・2023/07/30 ・1712字 ・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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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原生的杜鵑花——烏來杜鵑

在進入大學之前,我對臺灣原生的杜鵑花物種瞭解甚少。小時候,我曾認為所有的杜鵑花都是同一種植物,只是天生具有各種花色。甚而,由於經常出現在校園或私人花園裡,我也一度以為杜鵑花必須和人類在一起才能存活。一直要到我開始登山,接觸了山岳文學,才從鹿野忠雄的著作中認識到臺灣原生的玉山杜鵑,並發現它原來與日常生活中的杜鵑花大不相同。

後者大多是園藝栽培而出的品種,較能忍受夏季平地的高溫。此後,在植物學課程中,我進一步瞭解到臺灣除了玉山杜鵑,還有至少十六種本土杜鵑花。它們大多是山地物種,從烏來的丘陵到太魯閣的石灰岩峰,從大武地壘的密林到雲海之上的玉山之巔,只要走上山,你基本上都能遇到臺灣原生杜鵑花。

而我從童年開始對杜鵑花的錯誤印象,純粹只是因為我不會爬山,沒有能力到山裡和杜鵑花相遇。

玉山杜鵑。圖/行政院農委會林試所

對喜愛植物和山林的人來說,春天是一年一度,他們和山地杜鵑花說好相見的時刻。每當第一道花訊從山巔傳來,他們便紛紛趕赴山林,無視親友的不解,無畏春雨及山上的詭譎天氣。遼闊的中央山脈就是他們的私人多寶格,收藏著十七種姿色各異的原生杜鵑花,每年都要在此時仔細審視一次才能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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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我雖然也喜歡山地杜鵑花,但並非將它們視為一套植物珍玩。我喜歡,是因為它們經常在山上撫慰我的疲憊心靈,更是建構臺灣高山植被裡的重要植物。十七種原生杜鵑花各自獨具特色,從形態到自然史,揭示了島嶼與特有種演化的奧祕。

慚愧的是,雖然至今山齡將滿二十年,我卻仍未見過臺灣全部的原生杜鵑花。臺灣看似狹小,但山就像巨大的迷宮,充斥著未被踏過的角落。玉山杜鵑雖然是我知曉的第一種臺灣原生杜鵑,但我跟它充其量只能算在書裡神交過,我真正親眼見到的第一種原生杜鵑花並不在山裡,而是在臺大的校園。

杜鵑葉片形狀之謎

它叫烏來杜鵑,曾經在臺北盆地郊山生長,如今已在野外滅絕。因其美麗脫俗的粉色花朵,深受人們喜愛,在經過保育單位復育後,現已廣泛種植於各地。不開花的烏來杜鵑乍看之下並不好認,它就是一般常見,外觀纖弱的某種小灌木。我是在樹木學助教的指導下才知道它的特徵——柳葉狀且密生紅棕色剛毛的葉片。然而助教卻沒說,為什麼烏來杜鵑會有這種形態的葉片,因此我也一直無法將這個特徵認真刻在腦海裡。

美麗的烏來杜鵑雖目前多種植於校園,但身上的特徵可能暗示了它原生的生育地樣貌。圖/《橫斷臺灣》

二○一五年,我獲得日本交流協會的資助前往日本擔任訪問學生。在關西地區進行野外植物採集時,有植物小百科稱號的友人伊東拓朗向我介紹了一種在河谷中生長的杜鵑花,名為皋月杜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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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訴我,皋月杜鵑是一種溪流植物(riparian plant),擁有隨河流環境演化而來的獨特形態,例如,它具有披針狀且厚實的葉片。這類葉片因呈流線形,能減少植物在水流中所受的阻力,當植物因河水暴漲而被淹沒時,便可於激流存活。

聽完伊東君的介紹,我突然想到烏來杜鵑。它那狀似柳葉的葉片、細小但柔韌的枝條,是否也與它的生存息息相關呢?從過去的採集紀錄得知,烏來杜鵑喜歡生長在河岸邊,甚至似乎只分布在北勢溪的上游。烏來杜鵑柳葉狀的葉片看似十分流線,與皋月杜鵑一樣,有可能是幫助它應付臺灣北部夏季溪谷洪水的適應性特徵。

此外,雖然未能在過往研究報告中找到剛毛與河谷生育地間的關聯,但另一方面,說不定柔韌的枝條在洪流中也較不易被沖斷。事隔多年,我這才順利地把當年助教描述的東西牢牢記住。

——本文摘自《橫斷臺灣》,2023 年 7 月,春山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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