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在還來得及以前 張玉玲發展工具找出失智症高危險群——拜見科學界女力（三）

• 文／雅文基金會聽語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詹益智

阿明是位 65 歲的退休長者，總是積極參與各種社區活動，是熱心的志工。然而，近來他開始意識到自己在大型聚會中，必須使勁聆聽他人的話語，有時還是會錯過一些關鍵的內容，這使得他逐漸對大型活動感到焦慮，害怕因聽不清楚別人的對話而與人生分。隨著聽力問題逐漸浮現，他開始注意到自己的思緒也跟著變得混亂。比如說，他常常忘記事情發生的順序，甚至有時候不記得已經說過的話，這種記憶的衰退讓阿明感到十分困擾。最終，阿明去看了醫生並接受相關的測試，被診斷出患有中度聽損與早發性失智症。

在日常生活中，聽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我們與外界交流的管道之一。然而聽力受損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生理障礙，更可能與失智症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

關於失智症的二三事

失智症是一種大腦和日常功能逐漸衰退的疾病，主要涉及認知功能的喪失，包括思考、記憶、推理及語言能力等。有些失智症患者甚至無法控制情緒，個性也可能發生轉變。失智的症狀隨程度不同而有所改變，從最輕微的階段開始影響一個人的基本能力（如記憶），到最嚴重的階段，患者完全需要仰賴他人進行日常活動 ^[1]。失智症不僅對患者本身造成巨大的影響，也帶給家人和照顧者極大的負擔。

2023 年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統計數據顯示，世界上目前約有 5,500 多萬的人口患有失智症，而每年全球正以 1,000 萬人的速度增加 ^[2]，預計到 2050 年，全球失智症患者數量將達到 1.53 億人口 ^[3]。Livingston 等學者於 2020 年在國際著名的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發表了一篇關於失智症的預防、介入與照護的研究 ^[4]，列舉了 12 項風險因子，包括教育程度較低、聽力損失、創傷性腦傷、高血壓、酗酒、肥胖症、吸煙、憂鬱症、社交隔離、缺乏運動、空氣污染與糖尿病，將近 40% 的失智症都與這些因素有關（另 60% 為風險因子不明），其中，聽力損失佔最大宗，約有 8% 的比例。另一項研究更進一步指出，罹患失智症的風險會隨著聽損程度越重而增加，例如輕度、中度與重度聽損者罹患失智症的風險分別是聽常者的 1.27、3.00 與 4.94 倍 ^[5]。由此可見，聽損與失智症的關係不容小覷。

聽力出包時，失智症有可能找上門！

聽損與失智症關聯的機轉究竟是什麼呢？綜合現有的研究文獻，大致可歸納出三大觀點：

一、聽損會耗費大腦的認知資源

聽損常使一個人在吵雜的環境下聽不清楚聲音，此時，大腦便會進行代償作用，將負責思維和記憶區塊所需的資源移轉用來處理這些模糊的音訊，而導致前述二項高階的認知功能受到影響，進而增加失智的風險 ^[6]。以上的論述主要來自 Mishra 等人的研究 ^[7]，該研究比較輕度聽損年長者與聽常年輕人在「認知備用容量測驗（Cognitive Spare Capacity Test）」的表現：受試者聽完（無視覺提示）一串由男女穿插錄製之二位數的數字列表（如下表所示）後，要說出這串列表中由男生所錄製的奇位數數字（如 13 與 59，以圓圈標示）。要順利完成此項作業，受試者必須排除女生所錄製奇位數數字的干擾（如 77、89 與 61，以底線標示）。

結果顯示，在安靜的環境下，兩組受試者的表現無顯著差異，但在噪音環境下，聽損年長者的表現則顯著落後於聽常年輕人，研究者認為聽損年長者為了排除噪音的干擾以獲取正確的答案，其大腦會將高層次的認知資源挹注於彌補聽損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而致使認知功能下降。長此以往，漸漸便埋下了失智症的導火線。

另一個較為直觀的證據則是透過腦造影技術觀察聽損者大腦活動的狀況。Glick 與 Sharma ^[9] 讓聽常與聽損老年人觀看電視螢幕的光影變化，並透過高密度的腦波圖（high-density electroencephalography；EEG）記錄其對視覺刺激反應的皮質視覺誘發電位（cortical visual evoked potentials；CVEPs），再透過電流密度源重建技術（current density source reconstruction）定位大腦皮質活動的區塊；此外，研究也評估了受試者的認知功能。結果顯示，相較於聽常者，聽損者觀看視覺刺激物時，腦部發生了視覺跨模重組（visual cross-modal reorganization）的現象：除了主司視覺的枕葉區被活化外，主司聽覺的顳葉與主司認知功能的前額葉也被活化用以輔助處理視覺訊息，這會為大腦帶來極大的負擔而增加認知負荷，並耗盡用以記憶的認知資源，最終可能引發失智症。

二、聽損會使大腦組織萎縮

此外，聽損與否也可能會影響一個人大腦的結構與功能。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人員 ^[10]，利用「巴的摩爾老化長期研究（Baltimore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ing）」的資料，針對聽損與腦容量的關係進行了一項有趣的研究，他們分析了一群受試者在逐漸老化時，其腦容量的變化。受試者在研究之初，做了聽力評估，接著接受為期長達十年、每年一次的核磁共振檢查。結果顯示，研究開始時就患有聽損的受試者，相較於聽常者，其大腦有較大幅度的萎縮，平均以每年一立方釐米以上的速度流失大腦組織，而這些大腦組織恰好與輕度認知功能退化和早期失智症所表現出的記憶衰退的行為有關 ^[11]。

三、聽損會引發社交隔離

社交隔離（social isolation；意旨與他人很少有社交互動或是社交圈窄小的現象 ^[12]）也可解釋為何聽損與失智症有關。一項由英國所進行的研究 ^[13] 追蹤了一群 50 歲以上成年人的聽損、社交隔離的程度與認知的狀況，並分析這三個因素間的關係，結果發現雖然聽損與認知功能下降有直接且顯著的關聯，但當加入了社交隔離程度的影響後，聽損與認知關聯的強度降低了近三分之一，此結果說明聽損可能會導致社交隔離，間接造成認知功能下降而引發失智症。這也顯示大腦須要透過適當的社交刺激，才能維持其活力，進而保持正常的認知功能。值得注意的是，當聽力閾值達到 25 分貝或以上（即輕度以上的聽損，亦為影響社交溝通的起始閾值）時，聽損所帶來的失智風險就會明顯地增加 ^[14]。

如何預防聽損所帶來的失智風險

一般而言，聽力是與他人溝通互動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然而，聽力問題不僅僅是關乎聽覺本身，如前所述，它也可能與失智症存在直接或間接的關係，若能適時地做好聽力保健，或許就可避免老年時，讓失智找上你。那麼要如何維持良好的聽力呢？以下幾點可供參考：

1. 定期聽力檢查是維護耳朵健康的重要關鍵。許多人並不瞭解即便是輕微的聽損也可能對認知功能造成負面的影響。在一般的情況下，聽力下降是漸進且微小的，而人類的大腦有極強的適應能力，這使得聽力衰退不易被察覺 ^[15]。透過定期的聽力檢查，有助於追蹤聽力狀況，即使是微小的變化也能及時掌握，並處理潛在的聽力問題，進而降低聽損所帶來的失智風險。
2. 減少長期暴露在噪音環境中。噪音環境除了會加速聽損的惡化外，同時也會誘發海馬迴受損的記憶功能障礙，這也是失智典型的症狀 ^[16]。因此，避免長時間處在高分貝的環境下，或者適時地佩帶耳塞或耳罩，便是保護聽力健康進而降低失智風險的良方之一。

然而，就聽損人士而言，難道就只能坐視自身認知功能逐漸退化而毫無作為嗎？其實不然。還記得 Glick 與 Sharma 的研究 ^[9] 提到聽損者大腦的視覺跨模重組與其認知功能衰退息息相關嗎？但令人振奮的是，這些聽損者在穩定配戴助聽器六個月後，逆轉了視覺跨模重組的現象，其認知功能也隨之改善，這表示聽損者配戴助聽器後，失智風險也可能跟著降低。 

雖然失智症並不全然與聽力問題相關，但就聽力而言，我們可做的就是聽力保健，如定期做聽力檢查、遠離噪音環境、適度保護耳朵，以及必要時配戴助聽輔具是維持良好聽力的重要關鍵，若能確實執行上述建議，或許就可降低那 8% 的失智風險。請記住，保護耳朵就是保護大腦，讓我們一起努力維護聽力，為未來的大腦健康奠定穩固的基礎吧！

參考資料

1.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n.d.). What is dementia? Symptoms, types, and diagnosis. https://www.nia.nih.gov/health/alzheimers-and-dementia/what-dementia-symptoms-types-and-diagnosis
2. Dementia (2023, March 15). Dementia.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dementia
3. The 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2022, January 6). The Lancet Public Health: Global dementia cases set to triple by 2050 unless countries address risk factors. https://www.healthdata.org/news-events/newsroom/news-releases/lancet-public-health-global-dementia-cases-set-triple-2050
4. Livingston, G., Huntley, J., Sommerlad, A., Ames, D., Ballard, C., Banerjee, S., … & Mukadam, N. (2020). Dementia prevention, intervention, and care: 2020 report of the Lancet Commission. The Lancet, 396(10248), 413-446.
5. Lin, F. R., Metter, E. J., O’Brien, R. J., Resnick, S. M., Zonderman, A. B., & Ferrucci, L. (2011). Hearing loss and incident dementia. Archives of Neurology, 68(2), 214-220.
6. Fulton, S. E., Lister, J. J., Bush, A. L. H., Edwards, J. D., & Andel, R. (2015, August). Mechanisms of the hearing–cognition relationship. In Seminars in Hearing (Vol. 36, No. 03, pp. 140-149). Thieme Medical Publishers.
7. Mishra, S., Stenfelt, S., Lunner, T., Rönnberg, J., & Rudner, M. (2014). Cognitive spare capacity in older adults with hearing loss. Frontiers in Aging Neuroscience, 6, 96.
8. Mishra, S., Lunner, T., Stenfelt, S., Rönnberg, J., & Rudnera, M. (2013). Visual Information Can Hinder Working Memory Processing of Speech.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 56, 1120-1132.
9. Glick, H. A., & Sharma, A. (2020). Cortical neuroplasticity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early-stage, mild-moderate hearing loss: evidence of neurocognitive benefit from hearing aid use.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93.
10. Lin, F. R., Ferrucci, L., An, Y., Goh, J. O., Doshi, J., Metter, E. J., … & Resnick, S. M. (2014). Association of hearing impairment with brain volume changes in older adults. Neuroimage, 90, 84-92.
11. Liu, J., Zhang, X., Yu, C., Duan, Y., Zhuo, J., Cui, Y., … & Liu, Y. (2016). Impaired parahippocampus connectivity in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Alzheimer’s disease. Journal of Alzheimer’s Disease, 49(4), 1051-1064.
12. Steptoe, A., Shankar, A., Demakakos, P., & Wardle, J. (2013). Social isolation, loneliness, and all-cause mortality in older men and wome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0(15), 5797-5801.
13. Maharani, A., Pendleton, N., & Leroi, I. (2019). Hearing impairment, loneliness, social isolat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Longitudinal analysis using English longitudinal study on ageing.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27(12), 1348-1356.
14. Lin, F. R., Metter, E. J., O’Brien, R. J., Resnick, S. M., Zonderman, A. B., & Ferrucci, L. (2011). Hearing loss and incident dementia. Archives of Neurology, 68(2), 214-220.
15. Audiology Associations of DFW. (August 31, 2023). Regular hearing tests could decrease your risk of getting dementia. Hearing Test Info. https://www.audiologyassociates.com/hearing-test-info/hearing-test-reduce-risk-dementia/
16. Paciello, F., Pisani, A., Rinaudo, M., Cocco, S., Paludetti, G., Fetoni, A. R., & Grassi, C. (2023). Noise-induced auditory damage affects hippocampus causing memory deficits in a model of early age-related hearing loss. Neurobiology of Disease, 178, 106024.

「關於《科學》…控訴我的前同事 Sylvain Lesné 博士可能篡改影像，我不予置評，畢竟後者正在接受明尼蘇達大學的正式調查。然而，文中的科學陳述我有意見，因為針對我的學理描述並不正確。」^[1] 2022 年 7 月 21 日，知名期刊《科學》的新聞專題，指出影響深遠的 2006 年阿茲海默症論文造假，向全球醫療圈投下震撼彈。^[2] 隔天當事人之一，明尼蘇達大學的 Karen Hsiao Ashe 教授親上火線，在阿茲海默症新聞論壇 Alzforum 上，發出嚴正聲明，同時引發學界熱烈討論。^[1]

《科學》期刊報導，去年 8 月，二名希望 Cassava Sciences 製藥公司股票下跌，以從中獲利的投資人，^[註] 透過律師聘雇時年 37 歲的范德比大學神經科學家 Matthew Schrag 。他們付了美金 1 萬 8 千元，要求調查該公司的阿茲海默症實驗藥物 Simufilam 。執行任務的過程中， Schrag 發現一篇 2006 年刊登於《自然》期刊的論文，十分可疑。^[2] 該研究的第一作者是 Sylvain Lesné ，而 Karen Hsiao Ashe 則是通訊作者。^[3]

Karen H. Ashe 教授是中國裔美國人，本姓蕭，但冠上第二任丈夫的姓氏 Ashe 。^[4] 母親為生化學家袁昭穎（Joyce C.Y. Yuan），曾任諾貝爾得主 Alexander Todd 實驗室的訪問學者；^[5] 父親則是明尼蘇達大學航太工程榮譽教授蕭之㑺（Chih Chun Hsiao），於兩次國共內戰之間移民美國，後來曾受邀赴共產中國教書，並致力於中美交流。^{[4, 6, 7]} 不枉其家學淵源， Ashe 教授 3 歲立志當科學家， 17 歲跳級進入哈佛大學二年級就讀， 27 歲時不僅已經唸完哈佛大學醫學系，還取得麻省理工的博士學位。她曾追隨諾貝爾得主 Stanley Prusiner 教授進行腦部研究；後來在自己領導的團隊中，和法國科學家 Sylvain Lesné 合作阿茲海默症相關主題，^[4] 還因此獲得重要獎項。^[2] 2012 年明尼蘇達的世紀老報《明星論壇》，在專訪中更描述她多才多藝，且具有謙遜的中國傳統美德。^[4]

在 2006 年《自然》期刊關鍵性的論文中， Lesné 和 Ashe 表示注射到腦袋裡的 Aβ*56 ，會令年輕小鼠失智，並認為此發現將有助未來的阿茲海默症研究。^{[2, 3]} Aβ*56 唸作「 amyloid beta star 56 」，是一種 β 澱粉類蛋白（amyloid beta，縮寫成Aβ）。^[2]如何減少 Aβ 的累積，至今仍是阿茲海默症研究的方向之一；^{[2, 8, 9]} 而 Cassava Sciences 的 Simufilam ，則是以預防 Aβ 與特定受器結合，來達此效果。^{[10, 11]}

這次新聞事件的吹哨者 Matthew Schrag ，此前就曾公開批評美國食品藥管理局，不該核准另一款抗 Aβ 藥物；而他自己的研究也與 Cassava Sciences 的主張相悖，認定 Simufilam 對受試者有弊無利。當 Schrag 開始懷疑 Lesné 不只是在 2006 年《自然》刊載的影像上動手腳，《科學》期刊請來 George Perry 和 John Forsayeth 等頂尖專家協助鑑定。他們均認同 Schrag 的看法，也就是對 Lesné 發表於超過 70 篇論文中的上百張影像存疑。^[2]

這把燒毀阿茲海默症重要研究根基的熊熊烈火，一發不可收拾，向四面八方蔓延開來。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自然》、《神經科學期刊》、《PLOS ONE》，以及與《科學》同屬美國科學促進會的《科學信號》等單位，通通重新審視 Lesné 參與的論文，而且其中部份已遭撤回。 Schrag 批評這些錯誤資訊，不單浪費國家衛生研究院為數可觀的贊助經費，還被引用數千次，「因此誤導了整個學界。」另外，他也揪出 34 篇由其他作者撰寫，跟 Cassava Sciences 直接相關的問題論文，並上報國家衛生研究院。^[2] 因此，那斯達克股票交易所警告投資人， Cassava Sciences （股票代號： SAVA ）的情況岌岌可危。如果未來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不批准 Simufilam ，其股價或許會慘跌至個位數字。^[12]

儘管事件主要聚焦在 Lesné 上，就學術倫理來說，身為 2006 年那篇論文的通訊作者， Ashe 教授也得為研究品質負責。^[13-15]面對「誤導整個學界」的指控，她在 Alzforum 上以自己過去發表的研究，說明 Aβ 分為第一型與第二型。當年害小鼠失智的 Aβ*56 ，屬於第一型；而第二型則是在類澱粉蛋白斑塊（amyloid plaques）中找到的。「後者是藥物研發者屢戰屢敗的目標。」Ashe 教授寫道：「從來就沒有臨床試驗針對第一型，但那才是我在研究中點出的失智關聯。」^[1]

在 Ashe 教授的辯駁下方，有幾名學者留言強調學界不該以偏概全，為了一則新聞報導，抹滅相關研究的重要性。^[1] 此外，目前仍在進行中的 Simufilam 臨床試驗，也與 Aβ*56 無關。他們當初挑選受試者的條件，包含某種蛋白質跟 Aβ42 的比例（CSF tau/Aβ42 ratio ≥ 0.28）；^[16] 所發表的論文，也是在分析是否能抑制 Aβ42 的負面影響。^[10]

然而，就因為阿茲海默症的藥物臨床試驗，都不是和 Aβ*56 直接相關，^{[11, 16]} Ashe 教授便責無旁貸了嗎？美國軍醫學校的 David Brody 博士在 Alzforum 的討論串中提到，他的團隊以前試圖重複 Aβ *56 的研究，花了約一整年的時間，卻徒勞無功。^[11] 《科學》也提及不少實驗室，遇到一樣的情形。^[2] 這些想要以經典為基石向前邁進的人，都被謊言所羈絆，而使得醫學的進展停滯不前。失敗的研究當然不太有論文發表，^[2] 更甭論人體臨床試驗。害大家耗費精力走冤枉路，難道不是對阿茲海默症研究的嚴重傷害？

「你可以靠作弊發表論文，獲取學位，贏得補助」， Schrag 對《科學》的記者說：「但你不能用欺騙來治癒疾病」。^[2] 諷刺的是，十年前《明星論壇》也記錄了 Ashe 教授類似的談話。她當時鼓勵人們要勇於挑戰她，因為錯誤的理論「不會迎來解藥」。^[4]

備註

根據美國第一證券的解釋，「賣空」（short selling）的投資人會將非己有的股票售出，計劃未來以較低的股價買回。^[17] （筆者完全沒聽懂為何這樣能獲利，還請會玩股票的讀者不吝指教，謝謝。）

參考資料

1. Sylvain Lesné, Who Found Aβ*56, Accused of Image Manipulation (Alzforum, 2022)
2. Charles Piller. (2022) ‘Blots On A Field?’ Science, 377, 6604.
3. Lesné, S., Koh, M., Kotilinek, L. et al. (2006) ‘A specific amyloid-β protein assembly in the brain impairs memory’. Nature, 440, pp. 352–357.
4. Dr. Karen Ashe: Stalking Alzheimer’s (Star Tribune, 2012)
5. MCFGS ADVISORS (明州中国友好花园协会，accessed on 26 JUL 2022)
6. CC Hsiao Memorial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Digital Conservancy, 2009)
7. Changsha Garden History (明州中国友好花园协会，accessed on 26 JUL 2022)
8. Multiple Dose Study of Aducanumab (BIIB037) (Recombinant, Fully Human Anti-Aβ IgG1 mAb) in Participants With Prodromal or Mild Alzheimer’s Disease (PRIME) (ClinicalTrials.gov, 2020)
9. An Extension Study of V203-AD Study to Evaluate the Safety, Tolerability, Immunogenicity, and Efficacy of UB-311 (ClinicalTrials.gov, 2021)
10. Wang HY, Bakshi K, Frankfurt M, et al. (2012) ‘Reducing Amyloid-Related Alzheimer’s Disease Pathogenesis by a Small Molecule Targeting Filamin A’.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32, 29, pp. 9773-9784.
11. Simufilam (Alzforum, 2022)
12. 7 Meme Stocks Trading at a Massive Discount Right Now (Nasdaq, 2022)
13. 想一想：共同作者是誰（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accessed on 26 JUL 2022）
14. 科技部對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科技部，2017）
15. Corresponding author defined (Springer, 2020)
16. Simufilam (PTI-125), 100 mg, for Mild-to-moderate Alzheimer’s Disease Patients (ClinicalTrials.gov, 2021)
17. 投資辭彙（FirstTrade，accessed on 28 JUL 2022）

女性在科學界到底會遇到什麼樣的挑戰？身為一個僅在科學界外圍當個知識小販的男性，我著實只能想像。在看完《科學家的模樣》（Picture A Scientist）這部紀錄片之後，發現事情比我想像的更誇張。

《科學家的模樣》是 2020 年才推出的新紀錄片，主要以三位女性科學家的職涯故事為梗概，搭配其他相關人等的訪談，與數據佐證。若要說精彩度，並不如《虎王》或是《Tinder 大騙徒》這麼高潮迭起，也不會有像看完《我的章魚老師》或《海洋陰謀》後感受的巨大衝擊，算是四平八穩的紀錄片，但是傳達出了非常重要的訊息，讓我反思再反思。

三位女性科學家分別是南希·霍普金斯（Nancy Hopkins）、蕾雪兒·柏克斯（Raychelle Burks）、與 珍·威倫布林（Jane Willenbring）。在開頭，霍普金斯就說「我們只是想當科學家，我們不想被誤會在惹麻煩或搞社會運動。」另外一位（我無法辨別的）女性科學家的聲音說：「有一套劇本，全是男人寫的。男人都懂其中的規則，他們知道劇情怎麼演，但我一直覺得我沒有劇本。」

為 MIT 女科學家發聲——南希．霍普金斯

霍普金斯在麻省理工學院擔任了 40 年的生物學教授，已經退休。10 歲時，母親罹患癌症，讓她深受打擊，但也種下了她研究癌症的遠因。霍普金斯在大三時修了一門生物學進階課，當時詹姆士·華生（James Watson）來課堂上演講，讓她大開眼界，決心全力投入研究遺傳生物學，並加入華生的研究室。華生是 DNA 雙螺旋結構發現者之一，他與法蘭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是合作夥伴，兩人共同獲頒 1962 年 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克里克某天來研究室拜訪，順便演講，而霍普金斯心目中的天才華生，曾形容克里克是他心目中的天才，讓霍普金斯對他的來訪期待不已。

那天，她一個人坐在研究室，克里克打開門快步走進來，把雙手往霍普金斯的胸部摸上去，還一派輕鬆地問「妳在忙什麼？」一邊看著她的筆記本。霍普金斯當下整個呆了，不知道如何反應，只是坐直然後解釋自己在做的研究。她在紀錄片中表示，那個年代沒有性騷擾的概念，她不想「大驚小怪」讓詹姆士或法蘭西斯感到丟臉，於是裝作什麼都沒發生。

後來她應徵上麻省理工學院的助理教授，但博士後研究生卻當她是技工而非老師，隨意拿她調製的試劑來用，她得排隊才能用自己的設備。但她不想讓人覺得自己不禮貌、難搞，一直忍氣吞聲，有時發表論文，也沒有獲得功績。

終究，霍普金斯升上了副教授，但當她需要更大的空間做實驗、放設備，卻申請不到，明明自己使用的空間不比別的教授大，卻獨獨遭質疑管理不了那麼大的空間。霍普金斯只好趁夜拿著捲尺去量每一個教授擁有的空間大小，以科學家的方式用證據說話，但負責管理的人卻看都不看。一貫溫和的她苦笑說，就在那刻，她成為了一位激進的行動者，儘管不是原本所願。

她決定上書給 MIT 的校長，在那之前，她忐忑地將信給另一位女性生物學教授 Mary-Lou Pardue 看，想聽聽她的看法，但同時擔心 Pardue 會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只因能力不足才抱怨東抱怨西。但 Pardue 嚴肅地讀完信，大表認同，更願意共同署名、與霍普金斯一起去見校長。這時霍普金斯才驚覺，如果她們兩個人都有同樣的遭遇或感受，那會不會……其實其他女性科學家也都……只是不敢說？於是她們一一與每一位 MIT 的女性科學家接觸，她們聚在一起互相分享，終於將這頭「房間裡的大象」指了出來。

是一名媽媽也是一位科學家——珍．威倫布林

威倫布林是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副教授，有一個女兒。她在大學時讀的是地質學，對人類造成的環境變遷深感興趣，一心想到南極調查氣溫上升對冰層的影響，她到波士頓大學念碩士，成為大衛·馬尚（David Marchant）這位冰河研究大師的學生。對當時的威倫布林來說，就像是夢想成真。

他們組成四人一組的南極研究團隊，成員有馬尚、馬尚的弟弟傑弗瑞（Jeffrey Marchant）、緬因大學研究生亞當·路易斯（Adam Lewis），以及威倫布林。然而一到南極洲考察現場，大衛馬尚就態度丕變，稱呼威倫布林是「蕩婦」（slut）、「妓女」（whore）、「婊子」（cunt）。同時大衛自以為好笑地編造起威倫布林的淫蕩故事，對她訕笑調侃，甚至當威倫布林在外上廁所的時候，向她丟石頭，讓她不敢在白天喝水、也不敢去上廁所，這也使她到現在都為膀胱問題困擾。

在觀察地質時，大衛假意要威倫布林靠近他，鑑定鏟子上的灰，卻把尖銳的灰吹進她眼睛，還故作輕鬆地說「糟糕，有點過頭了」。更誇張的是，大衛在威倫布林爬陡坡時，從上往下把她推下去。儘管遭遇那麼多事，威倫布林決定忍氣吞聲，當作什麼事都沒有，只因為她的職涯還被大衛·馬尚掌握在手中。

威倫布林對地質研究有多辛苦，有心理準備，但對於因性別而遭受的欺凌卻沒有。大衛馬尚曾痛罵她是蠢貨、在科學界沒有未來，這些話語讓她深受打擊，想過不再走學術之路，但因為她不想讓人覺得自己示弱，因此威倫布林沒有對外說過這些事。直到某天她帶女兒去研究室，讓女兒看自己身為一個科學家的樣貌，才想起尚未了結的這件事。當天晚上便根據「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寫了投訴書給波士頓大學。而這已經是事件發生後的第 17 年，她也已經拿到終身職，才有餘裕這麼做。

女性黑人化學家——蕾雪兒．柏克斯

柏克斯是德州奧斯汀聖愛德華大學化學系的助理教授，與另外兩位白人女性科學家不同，她是黑人，留著辮髮，喜歡穿著「瓦坎達萬歲」（Wakanda Forever）或神力女超人的 T 恤。她正在設計一種便宜快速的檢驗方式，可以快速檢查水質，知道自己的用水是否含污染物、有毒物。她在高中以前，從來沒任何老師鼓勵過她，認為她是科學家的料，但她就是對科學很有熱情，認真上課，總是從流行文化裡頭尋找科學家典範，像是 Star Trek 裡的女性黑人通訊官烏瑚拉；可能是因為在真實世界裡，幾乎沒有像她一樣的黑人女性化學家。

根據紀錄片，2016 年在 STEM 領域取得博士學位的美國公民中，47.9% 是白人男性，25.7% 是白人女性，這比例差異很大，但差更多的是黑人女性，只有 2.2%，我沒找到最新的統計數字，但比例大概不會改變太多。

柏克斯看起來帥氣又特立獨行，但那只是表面。她在辦公室辦公，卻被認為是清潔工；在會議上提出建議，卻常常被無視，同樣的建議由白人男性提出，就被當作一回事，她只能翻白眼。身為科學家，她很能接受批評，但卻常常收到措辭非常不當的 Email。如果她表達憤怒，又擔心會被貼上「憤怒黑人女性」的刻板印象標籤，所以得花更多時間思考如何回應。耗費在這些事情上的時間，讓柏克斯專注研究的時間少了，而這些煩惱對非黑人、非女性的同儕來說是不存在的。

對柏克斯來說，參加化學界學術會議總是不太舒服，因為講者中女性比例少於 1/4，有色人種女性的比率更低於 1/25。柏克斯是她任職的大學自然科學學院裡，首位準終身職黑人女性，難免感到格格不入。她一方面覺得自己是不被重視的隱形人，另一個方面又是最顯眼的人，時時刻刻感受到「你怎麼會在這裡」的質疑眼光。

科學界的性別不平等是事實

事實上，很多女性在大學進入了 STEM 領域，但卻在後續階段選擇離開，其中一個因素是跟性別有關的差別待遇。在紀錄片中，社會心理學家 Corinne Moss-Racusin 想知道科學界是否存在性別偏見，讓她驚訝的是竟然沒人研究過，於是決定要知道答案。研究方法很簡單：設計兩份應徵「實驗室經理」這一職位的履歷表，兩份履歷之間唯一的差異是應徵者的性別，一個叫做 John，一個叫做 Jennifer。她在美國全國召集了理工學術領域的參與者，將 John 的履歷寄給一半的人，Jennifer 的履歷寄給另一半的人，跟他們說這是真實的履歷，然後請他們給出評價。結果出乎她意料的「一致」。在每個項目中，女性履歷的評價都比較差，包括能力、受雇的可能性、該給多少薪資等。

（延伸閱讀：〈科學界的性別歧視〉）

劍橋大學社會心理學家 Mahzarin Banaji 則透過「內隱連結測驗」探究這種差別對待的根源。內隱聯結測驗，簡單來說，就是兩個東西只要比較常一起出現，我們就能更迅速地連結兩者。在紀錄片中，她重現了這個測驗，邀請一群人看著螢幕上出現的字詞跟名字，迅速將字詞跟名字分類為左邊的男性／事業（科學相關）或右邊的女性／家庭，結果大家反應都很快，平均能在 600 毫秒左右答題。但當換成男性／家庭，女性／事業這樣的配對時，大家的反應都慢了許多，平均時間約為 1,000 多毫秒，而且錯誤率驟升。這種偏見透過社會互動與大眾媒體深深植入每一個人，包括同為女性科學家的 Banaji 自己。

講到這裡，大概只說了影片不到 1/4 的內容，因此推薦大家去看完整部紀錄片。這三位主角雖然都曾在職涯中感受過無力、無法融入科學社群、遭遇性別差異對待跟欺負，吞忍沈默許久，但她們後來都做出了改變。

霍普金斯與 MIT 的女性教授們史無前例地帶動了全美國學界的性別調查；威倫布林的投訴讓大衛·馬尚付出了代價；柏克斯則以身作則，成為科學傳播者，如今是全美國知名度最高的女性化學家之一，透過 YouTube、Podcast、電視讓更多女孩看到「像自己」的科學家典範，讓科學家的樣子「從一頭亂髮的白人男性變成一頭亂髮的黑人女性」。

當然，若要說科學界在過去 50 年在性別平等上沒有進步，肯定是錯誤的。但進步還是不夠快，這不只辜負了女性，也辜負了科學。

根據紀錄片，學界裡 50% 的女性遭遇過性騷擾，而且這個比例多年來都沒有太大改變。衛斯理學院院長寶拉·強森（Paula Johnson）認為學術制度讓研究生或助理極度仰賴教授提供資金跟研究計畫，形成性騷擾的溫床。

然而生物人類學博士凱薩琳·克蘭西（Kathryn Clancy）強調學界中的性騷擾絕大多數不是性挑逗或脅迫，這些事件引人注意，就像露在海面上的冰山頂端；但更常發生且總被忽略的，有如海面下的冰山，其實是「性別排擠」、「沒被納入 email」、「沒被邀請參加合作」、「被叫得很難聽」、「性粗口或動作」、「敵意」、「得不到提拔」、「面對邀約的壓力」、「對身體的評斷」、「破壞設備」等。

就如三位女性科學家主角，許多人遭遇這些事情時，傾向於認為不該大驚小怪，不然會被認為難搞或是能力差才愛嚷嚷。但若不發聲，又會被臆測為同意、接受，或跟男性玩起潛規則。

接受事實，反思事實

看完本片之後，我更能設身處地去想像「要是這些事發生在自己身上」，有多麼進退不得，絕非「有問題就講啊！」這樣的態度能處理的。雖然這些事情不只發生在科學界，但我認為科學界是最不該讓這種狀況繼續下去的場域，不是表率不表率的問題，而是這會直接危及到科學產出的可信度。

可喜的是，這部紀錄片正因為有所改變而誕生，代表房間裡的大象再也不能被忽略。我過往也採訪過許多位台灣的女性科學家，與她們討論過這類問題，我收到的反饋大多是輕描淡寫，不覺得這問題嚴重，頂多表示自己一邊帶孩子一邊做研究是蠻辛苦的。我想一方面可能是我採訪對象的抽樣偏差，另一方面是我沒能取得受訪者足夠的信任吧。

有另一種說法認為 STEM 領域女性比例那麼少，不見得是 STEM 領域把女性往外推，而是因為女性在 STEM 以外的領域獲得了更顯著的成就，反而把女性拉走了。更進一步，要檢討在 STEM 外的領域，男性的弱勢。我認為這與改善 STEM 領域自己對性別差異化對待的敏感度倒不衝突，畢竟目標並不是要達到 50/50 的絕對政治正確比例，而是糾正不該存在的問題。

如果你是女性或性少數科研工作者，曾經在學術職場上遭遇性別差異對待，且願意分享這段經歷，歡迎你跟泛科聯繫。我們會認真聆聽。

延伸閱讀

• 「她是科學家」特輯

附註

我注意到，這部紀錄片由 Heising-Simons 基金會與 Sloan 基金會贊助拍攝，因此也去看了這兩個基金會的網站，裡頭有列出他們贊助的其他科學傳播計畫，看起來都不錯，我肯定會繼續關注。如果你是科學家或是學生，也可以參考他們獎學金的方案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