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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終人散空愁暮:孤獨感的神經科學

高 至輝
・2016/04/21 ・3207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SR值 563 ・九年級

圖&文 / 高至輝,東京大學醫學系研究科特任研究員

類似於唐代劉禹在「曲終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東注」所寫下的心境,熱鬧的與三五好友暢所欲言,飲酒高歌的之後所感到的莫名空虛,有時要比滿桌狼藉的杯盤更讓人難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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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技的發展,神經科學家正逐漸掌握人類的許多情感與大腦神經活動的對應關係。然而對於寂寞這種感受,雖然心理學上已經有不少相關的實驗與詮釋,但我們對於這種心理狀態在神經活動的層次上,仍未能給出一個較具體的說明。歸功於近年的螢光顯微鏡與光控基因學實驗技術上的進步,神經科學家不僅可以在進行特定活動的生物身上,同步觀察特定神經群在該狀態下的活動;同時也能精確的在所需的時間點啟動(活化)、或是關閉(抑制)特定神經群。這當中最大的意義,在於透過組合這些新的技術來設計實驗,神經學家終於能夠更精確的驗證,藏身於心理現象背後的各種神經活動,究竟扮演了怎麼樣的角色1

關於藏身在寂寞感背後的大腦神經活動,今年二月,刊載於期刊 Cell 的一篇文章提供了最為初步的動物實驗作為證據,首次帶領我們窺探大腦如何在神經層次上處理寂寞的感受2。以包含人類的群居生物而言,孤獨或隔離一般而言會引發個體強烈的厭惡與迴避3-6。同時,先前在以人類為對象的研究指出,孤獨或隔離的經驗能夠提高生物對於社交的敏感度,同時也會提昇個體對於社交行為的欲求7-9。在另外的實驗中,研究人員也從囓齒類動物身上也觀察到了與人類相似的改變11-12,顯示出老鼠在對於孤獨感的反映上與人類有一定的類似性。在老鼠身上,已經有實驗指出社群隔離會促使老鼠腦中神經傳導物質多巴胺(dopamine)濃度的上升13;不過目前為止,我們還不知道些多巴胺來自於哪些神經,或是這些多巴胺準確的作用對象。對於神經科學有興趣的讀者可能知道,多巴胺這種神經傳導物質一般被認為與強化學習中的正向回饋機制有關,但事實上,近年來科學家已經陸續發現,多巴胺隨著不同的分泌來源與不同的作用對象,與避忌、焦躁、醒覺等等截然不同的現象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14,15。因此,孤獨感或相關的反應與多巴胺濃度上升的關聯性,仍需透過實驗進一步的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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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所記載的實驗中,作者首先在歷經短期性社會隔離的成鼠身上,發現了一群發源自中腦「中縫背核」(dorsal raphe nucleus)的多巴胺神經,對於其他神經所釋放的刺激性神經傳導物質:穀胺酸 ( glutamate ) 有更加敏銳的反應。作者也發現,那些歷經隔離的老鼠在與陌生的幼鼠之間的互動,會觸發這些多巴胺神經群顯著神經活動。有趣的是,未歷經社會隔離的老鼠身上則沒有辦法觀察到同樣的神經活動。這兩項結果可以說明,至少在老鼠身上,作者發現了孤獨可以改變一群多巴胺神經的反應性,而在與其他老鼠互動時,這些神經會因著個體所遭遇的隔離經驗做出不同的回應。那麼,這些神經群的活動又會引發什麼結果呢?

老鼠也有社交,也懂得寂寞。
老鼠也有社交,也懂得寂寞。

進一步利用光控基因學的技術來刺激這群神經,作者試圖在正常的老鼠身上,從神經活動的層次來「再現」受過隔離的狀態,藉此來觀察這樣的刺激對於老鼠行為的影響。正如他們所預期的,單單刺激這些神經就能夠促使未受到隔離的正常老鼠耗費更多的時間與陌生的幼鼠互動,顯示出較高的社交傾向;更有趣的是-如果是無關社交的行為實驗,刺激同樣的神經群反而會使老鼠選擇不會受到光控刺激的環境,顯示出了老鼠不偏好會促使該群神經活化的狀態。反向來說,在歷經隔離的老鼠身上使用光控基因學的技術來抑制這些神經本身的活動時,不意外的,實驗中作者的發現這樣的操作使得歷經孤獨的老鼠,表現出與正常老鼠相同的社交頻率,彷彿他們未曾受到短期隔離一樣。加上了這一系列正反向的實驗,作者認為:這些神經群在個體受到隔離後不只變得比較「敏感」,他們的活動足以促進老鼠對於社交欲求的提昇,同樣的在非社交性的行為實驗中,該神經群的活動也引發了避忌反應。這樣的結果或許可以呼應了類似於人類在孤獨時,對於社交的需求與想要從孤獨當中逃開的衝動並存的經驗。因此,這群神經可能負責感知或統合個體所歷經的孤獨,並在之後藉由自身的活動促使個體做出適當的反應。

此外,這項研究還有一個推測性較強,卻十分有趣的結論。作者發現到在歷經隔離之前社交的「品質」似乎會影響實驗的結果。與許多群居性生物一樣,每隻老鼠在群體中有自己的位階16,17,而一隻老鼠的位階可以簡單的反映在一個簡單的行為實驗上18,19:當兩隻老鼠從直線水管的兩側同時進入,最終會有一隻老鼠選擇退讓,讓另一隻老鼠得以優先通過,這隻優先通過的老鼠就擁有較高的位階。常理而論,一個群體當中擁有較高位階的老鼠,不管在擇偶,地盤,或是食物的分配上都有優先權,因此作者假設擁有較高位階的老鼠應當擁有較好的「社交品質」,而位階較低的老鼠即時身在社群當中,但實際上卻較為接近社會隔離的狀態。作為佐證,作者發現到在他們先前的實驗當中,擁有較高位階的老鼠與操作的效果呈現了正向的相關,即便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作者認為他們的實驗多少能夠回應以往由觀察位階不同的正常猴子與受到隔離的猴子部分腦區當中多巴胺接受體的增減所提出的假說20,並且進一步贊同比起客觀性上的隔離,個體在主觀上所感受到的孤立或許有助於了解個體實際上的心理狀態的論點21,22

嚴謹一點看,這篇研究最大的貢獻在於首次證明了孤獨感在大腦神經活動上的「一個」表徵,但在此同時該研究並沒有否定其他的神經迴路參與其中。同時,作者也證明這次發現的神經群對於下游會同時釋放多巴胺與穀胺酸兩種神經傳導物質,他們現階段仍無法辨別這兩者在此次的現象中所扮演怎麼樣的角色。而最後本研究對於社會位階對於孤獨感的推測雖然合情合理,但這兩者的關係仍然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來釐清。但不管如何,這篇研究無疑是為後續的相關研究提供了有實證基礎的想像空間,為我們對於孤獨感的了解,找到了一個強而有力的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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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雖不是病,但也有研究指出寂寞會提升個體在健康上的風險,例如提升發炎反應相關基因的表現量,或是降低對抗病毒相關基因的表達23。也許不是針對每個人,但我們仍然可以期待有一天科學的力量可相平息某些不合時宜又令人束手無策的寂寞,為需要的人提供有效的治療。

引用文獻:

  • 1. Kay M. Tye & Karl Deisseroth (2012) Optogenetic investigation of neural circuits underlying brain disease in animal models.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13, 251-266.
    2. Gillian A. Matthews, Edward H. Nieh, Caitlin M. Vander Weele, Sarah A. Halbert,1 Roma V. Pradhan, Ariella S. Yosafat, Gordon F. Glober, Ehsan M. Izadmehr, Rain E. Thomas, Gabrielle D. Lacy, Craig P. Wildes, Mark A. Ungless,2, and Kay M. Tye (2016) Dorsal Raphe Dopamine Neurons Represent the Experience of Social Isolation. Cell 164, 617–631.
    3. Cacioppo, J.T., Hughes, M.E., Waite, L.J., Hawkley, L.C., and Thisted, R.A. (2006). Loneliness as a specific risk factor for depressive symptoms: cross- 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analyses. Psychol. Aging 21, 140–151.
    4. Cacioppo, S., Capitanio, J.P., and Cacioppo, J.T. (2014). Toward a neurology of loneliness. Psychol. Bull. 140, 1464–1504.
    5. Holt-Lunstad, J., Smith, T.B., and Layton, J.B. (2010).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mortality risk: a meta-analytic review. PLoS Med. 7, e1000316.
    6. House, J.S., Landis, K.R., and Umberson, D. (1988).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health. Science 241, 540–545.
    7. Baumeister, R.F., and Leary, M.R. (1995). The need to belong: desire for inter- personal attachments as a fundamental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 Bull. 117, 497–529.
    8. Maner, J.K., DeWall, C.N., Baumeister, R.F., and Schaller, M. (2007). Does social exclusion motivate interpersonal reconnection? Resolving the ‘‘porcupine problem’’. J. Pers. Soc. Psychol. 92, 42–55.
    9. Williams, K.D., and Sommer, K.L. (1997). Social Ostracism by Coworkers: Does Rejection Lead to Loafing or Compensation? Pers. Soc. Psychol. Bull. 23, 693–706.
    10. Loo, P.L.P.V., de Groot, A.C., Zutphen, B.F.M.V., and Baumans, V. (2001). Do Male Mice Prefer or Avoid Each Other’s Company? Influence of Hierarchy, Kinship, and Familiarity. J. Appl. Anim. Welf. Sci. 4, 91–103.
    11. Niesink, R.J., and van Ree, J.M. (1982). Short-term isolation increases social interactions of male rats: a parametric analysis. Physiol. Behav. 29, 819–825.
    12. Panksepp, J., and Beatty, W.W. (1980). Social deprivation and play in rats. Be- hav. Neural Biol. 30, 197–206.
    13. Hall, F.S., Wilkinson, L.S., Humby, T., Inglis, W., Kendall, D.A., Marsden, C.A., and Robbins, T.W. (1998). Isolation rearing in rats: pre- and postsynaptic changes in striatal dopaminergic systems. Pharmacol. Biochem. Behav. 59, 859–872.
    14. Brischoux, F., Chakraborty, S., Brierley, D.I., and Ungless, M.A. (2009). Phasic excitation of dopamine neurons in ventral VTA by noxious stimuli.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06, 4894–4899.
    15. Lammel, S., Lim, B.K., Ran, C., Huang, K.W., Betley, M.J., Tye, K.M., Deisser- oth, K., and Malenka, R.C. (2012). Input-specific control of reward and aver- sion in the ventral tegmental area. Nature 491, 212–217.
    16. Drews, C. (1993). The Concept and Definition of Dominance in Animal Behav- iour. Behaviour 125, 283–313.
    17. Uhrich, J. (1938). The social hierarchy in albino mice. J. Comp. Psychol. 25, 373–413.
    18. Lindzey, G., Winston, H., and Manosevitz, M. (1961). Social Dominance in Inbred Mouse Strains. Nature 191, 474–476.
    19. Wang, F., Zhu, J., Zhu, H., Zhang, Q., Lin, Z., and Hu, H. (2011). Bidirectional Control of Social Hierarchy by Synaptic Efficacy in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Science 334, 693–697.
    20. Morgan, D., Grant, K.A., Gage, H.D., Mach, R.H., Kaplan, J.R., Prioleau, O., Nader, S.H., Buchheimer, N., Ehrenkaufer, R.L., and Nader, M.A. (2002). Social dominance in monkeys: dopamine D2 receptors and cocaine self-administra- tion. Nat. Neurosci. 5, 169–174.
    21. Hawkley, L.C., Hughes, M.E., Waite, L.J., Masi, C.M., Thisted, R.A., and Ca- cioppo, J.T. (2008). From social structural factors to perceptions of relation- ship quality and loneliness: the Chicago health, aging, and social relations study. J. Gerontol. B Psychol. Sci. Soc. Sci. 63, S375–S384.
    22. Peplau, L.A. (1978). Loneliness: A bibliography of research and theory (Amer- 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3. Steven W. Colea, John P. Capitanioc, Katie Chunc, Jesusa M. G. Arevaloa, Jeffrey Maa, and John T. Cacioppo (2015) Myeloid differentiation architecture of leukocyte transcriptome dynamics in perceived social isolation.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3(3), 15142–1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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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至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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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大學醫學系研究科特任研究員。大學主修化學,從碩士轉攻結蛋白質構生物學,其後飛往日本攻讀神經生理學,畢業後留在日本繼續探索有關神經迴路形成的機制。私底下屬有跡可循的雜食性,對於理解各種人文或科學概念的發展進程充滿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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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還要更快!讓國家級地震警報更好用的「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01/21 ・2584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本文由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 文/陳儀珈

從地震儀感應到地震的震動,到我們的手機響起國家級警報,大約需要多少時間?

臺灣從 1991 年開始大量增建地震測站;1999 年臺灣爆發了 921 大地震,當時的地震速報系統約在震後 102 秒完成地震定位;2014 年正式對公眾推播強震即時警報;到了 2020 年 4 月,隨著技術不斷革新,當時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以下簡稱為地震中心)僅需 10 秒,就可以發出地震預警訊息!

然而,地震中心並未因此而自滿,而是持續擴建地震觀測網,開發新技術。近年來,地震中心執行前瞻基礎建設 2.0「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預計讓臺灣的地震預警系統邁入下一個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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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上網路吧!用建設與技術,換取獲得地震資料的時間

「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起源於「民生公共物聯網數據應用及產業開展計畫」,該計畫致力於跨部會、跨單位合作,由 11 個執行單位共同策畫,致力於優化我國環境與防災治理,並建置資料開放平台。

看到這裡,或許你還沒反應過來地震預警系統跟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有什麼關係,嘿嘿,那可大有關係啦!

當我們將各種實體物品透過網路連結起來,建立彼此與裝置的通訊後,成為了所謂的物聯網。在我國的地震預警系統中,即是透過將地震儀的資料即時傳輸到聯網系統,並進行運算,實現了對地震活動的即時監測和預警。

地震中心在臺灣架設了 700 多個強震監測站,但能夠和地震中心即時連線的,只有其中 500 個,藉由這項計畫,地震中心將致力增加可連線的強震監測站數量,並優化原有強震監測站的聯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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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震中心的評估中,可以連線的強震監測站大約可在 113 年時,從原有的 500 個增加至 600 個,並且更新現有監測站的軟體與硬體設備,藉此提升地震預警系統的效能。

由此可知,倘若地震儀沒有了聯網的功能,我們也形同完全失去了地震預警系統的一切。

把地震儀放到井下後,有什麼好處?

除了加強地震儀的聯網功能外,把地震儀「放到地下」,也是提升地震預警系統效能的關鍵做法。

為什麼要把地震儀放到地底下?用日常生活來比喻的話,就像是買屋子時,要選擇鬧中取靜的社區,才不會讓吵雜的環境影響自己在房間聆聽優美的音樂;看星星時,要選擇光害比較不嚴重的山區,才能看清楚一閃又一閃的美麗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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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有太多、太多的環境雜訊了,因此當地震儀被安裝在地表時,想要從混亂的「噪音」之中找出關鍵的地震波,就像是在搖滾演唱會裡聽電話一樣困難,無論是電腦或研究人員,都需要花費比較多的時間,才能判讀來自地震的波形。

這些環境雜訊都是從哪裡來的?基本上,只要是你想得到的人為震動,對地震儀來說,都有可能是「噪音」!

當地震儀靠近工地或馬路時,一輛輛大卡車框啷、框啷地經過測站,是噪音;大稻埕夏日節放起絢麗的煙火,隨著煙花在天空上一個一個的炸開,也是噪音;台北捷運行經軌道的摩擦與震動,那也是噪音;有好奇的路人經過測站,推了推踢了下測站時,那也是不可忽視的噪音。

因此,井下地震儀(Borehole seismometer)的主要目的,就是盡量讓地震儀「遠離塵囂」,記錄到更清楚、雜訊更少的地震波!​無論是微震、強震,還是來自遠方的地震,井下地震儀都能提供遠比地表地震儀更高品質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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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心於 2008 年展開建置井下地震儀觀測站的行動,根據不同測站底下的地質條件,​將井下地震儀放置在深達 30~500 公尺的乾井深處。​除了地震儀外,站房內也會備有資料收錄器、網路傳輸設備、不斷電設備與電池,讓測站可以儲存、傳送資料。

既然井下地震儀這麼強大,為什麼無法大規模建造測站呢?簡單來說,這一切可以歸咎於技術和成本問題。

安裝井下地震儀需要鑽井,然而鑽井的深度、難度均會提高時間、技術與金錢成本,因此,即使井下地震儀的訊號再好,若非有國家建設計畫的支援,也難以大量建置。

人口聚集,震災好嚴重?建立「客製化」的地震預警系統!

臺灣人口主要聚集於西半部,然而此區的震源深度較淺,再加上密集的人口與建築,容易造成相當重大的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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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都會區的建築老舊且密集,當屋齡超過 50 歲時,它很有可能是在沒有耐震規範的背景下建造而成的的,若是超過 25 年左右的房屋,也有可能不符合最新的耐震規範,並未具備現今標準下足夠的耐震能力。 

延伸閱讀:

在地震界有句名言「地震不會殺人,但建築物會」,因此,若建築物的結構不符合地震規範,地震發生時,在同一面積下越密集的老屋,有可能造成越多的傷亡。

因此,對於發生在都會區的直下型地震,預警時間的要求更高,需求也更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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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心著手於人口密集之都會區開發「客製化」的強震預警系統,目標針對都會區直下型淺層地震,可以在「震後 7 秒內」發布地震警報,將地震預警盲區縮小為 25 公里。

111 年起,地震中心已先後完成大臺北地區、桃園市客製化作業模組,並開始上線測試,當前正致力於臺南市的模組,未來的目標為高雄市與臺中市。

永不停歇的防災宣導行動、地震預警技術研發

地震預警系統僅能在地震來臨時警示民眾避難,無法主動保護民眾的生命安全,若人民沒有搭配正確的防震防災觀念,即使地震警報再快,也無法達到有效的防災效果。

因此除了不斷革新地震預警系統的技術,地震中心也積極投入於地震的宣導活動和教育管道,經營 Facebook 粉絲專頁「報地震 – 中央氣象署」、跨部會舉辦《地震島大冒險》特展、《震守家園 — 民生公共物聯網主題展》,讓民眾了解正確的避難行為與應變作為,充分發揮地震警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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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雖然地震中心預計於 114 年將都會區的預警費時縮減為 7 秒,研發新技術的腳步不會停止;未來,他們將應用 AI 技術,持續強化地震預警系統的效能,降低地震對臺灣人民的威脅程度,保障你我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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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是什麼?人們已經找到答案了嗎?
PanSci_96
・2023/11/26 ・6000字 ・閱讀時間約 1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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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是什麼?

直到現在,仍是宗教、哲學、心理學、神經科學都還無法解答的難題。

但是今年, 2023 年,一場來自神經學家與哲學家對於「意識」解釋的賭注,在經過長達 25 年的研究後,終於要畫下句點了嗎?到底是誰贏了?對自己頭上頂著的大腦,我們又了解多少了?

25 年前,一場圍繞「意識」之謎的賭局

1998 年,神經科學家克里斯托夫・科赫(Christof Koch)和哲學家戴維・查爾莫斯(David John Chalmers)打賭一箱葡萄酒,如果 25 年後,人們已經能清楚地解釋意識背後的神經機制,那麼就是科赫贏了。反之,如果還是未能解答意識之謎,就是查爾莫斯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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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揭曉勝者之前,我們要先來談談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意識」到底是什麼?首先我們要先定義清楚,因為在中文中,意識指的可能是一個人的清醒狀態、也可以是對內在自我的一種感知、又或是包含感知、情緒、思考等等的一種總和、又甚至可以是指在精神分析理論中與前意識和潛意識的比較。

若要深入探討意識定義的發展以及不同的哲學論點,那真的不做個三十集做不完,在這集的時間內,就讓我們把重點放在感質(Qualia)的相關概念。感質,指的是個人直接體驗的主觀感受,被認為無法通過客觀描述或第三人稱觀察來完全理解或解釋。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感受事物的質感、觸覺、視覺、聽覺、嗅覺等等都是屬於感質。

感質,指的是個人直接體驗的主觀感受,被認為無法通過客觀描述或第三人稱觀察來完全理解或解釋。圖/wikipedia

舉一個例子。若是把一顆紅蘋果放在大家面前,詢問蘋果這是什麼顏色,相信大家應該都會說這是紅色。然而,雖然科學能解釋紅色是因為有波長約 620 到 750 奈米的光,刺激到視網膜的錐細胞,產生一連串的神經反應,最後形成大腦的表徵,但卻無法解釋我們對紅色的主觀感受是怎麼形成的。

哲學家們也常思考,你看到的紅色,和我看到的紅色究竟是否一樣,是否有可能我眼中的紅其實是你眼中的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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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另一個例子,這件數年前爆紅的衣服,你覺得是藍色與黑色相間,還是白色與金色相間呢?

另外,像是這張圖究竟是兔子還是鴨子?

圖/wikipedia

這張圖究竟是狗還是小女孩?

明明有張客觀的圖片存在,每個人的主觀感受卻有不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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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問題」(Hard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是找不到答案的問題?

在意識賭局中的哲學家戴維・查爾莫斯,就提出感質以及主觀經驗為什麼(why)存在以及如何(how)產生是所謂的困難問題(Hard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相較於簡單的問題是討論意識相關的功能和行為,困難問題涉及意識的經驗(現象、主觀),是沒辦法客觀觀察測量。也就是這個問題,是沒有答案的。

舉一個屬於困難問題的例子,明明都只是大腦的神經在放電,為何某些神經放電後會導致飢餓感而不是其他感覺,譬如口渴?他認為即使沒有飢餓這種「感覺」,飢餓衍伸出的行為,例如進食,也可以發生。因此這些產生的感覺,無法單純簡化由大腦等物理系統解釋。

圖/giphy

然而,困難問題的說法其實也存在爭論。根據 2020 年哲學期刊文章的互動式學術資料庫 PhilPapers 的調查, 29.72% 的受訪哲學家認為難題不存在,而 62.42% 的受訪哲學家認為難題是一個真正的問題。

也有一群神經科學家們雖然接受困難問題的存在,卻也認為困難問題未來可以被解決,又或是被證明這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並開啟了他們對於意識相關神經區(neural correlates of consciousness)簡稱 NCC 的研究發展,試圖找到足以產生意識的最小神經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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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學家開啟對於意識相關神經區(neural correlates of consciousness)簡稱 NCC 的研究發展,試圖找到足以產生意識的最小神經集合。圖/PanSci YouTube

但 NCC 的研究被認為最多只能找到神經反應與意識的相關性,解決的仍然只是簡單問題而非困難問題。為了突破 NCC 本身的限制,人們又開始轉往重視意識理論(theories of consciousness (ToCs))的發展。希望透過意識理論來超越以 NCC 為基礎的方法論,轉向提供更具解釋性見解的意識模型。

在意識模型這邊還在爭論不休,讓我們先把鏡頭換到神經學家這一邊。

研究科技進步,為意識研究帶來哪些幫助?

面對意識這個艱難的大哉問,克里斯托夫・科赫當初怎麼那麼有自信,敢發起這個看起來勝算就不大的挑戰呢?有那麼愛喝嗎?

1998 年,年輕有為的克里斯托夫・科赫已經是加州理工學院的助理教授,並和生命科學領域大咖中的大咖弗朗西斯・克里克,合作研究意識這個主題。沒錯,就是和華生一同發現 DNA 是雙股螺旋結構的克里克。除此之外,克里斯托夫還擁有物理的碩士學位,擁有跨領域的知識,讓他更加相信透過實證的方式,能找到意識的神經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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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夫・科赫合作研究意識的對象便是與華生一同發現 DNA 是雙股螺旋結構的弗朗西斯・克里克。圖/PanSci YouTube

當時有許多大腦研究的技術蓬勃發展,像是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已經獲得廣泛使用,使得科學家們能在對象進行活動或是受外界刺激時,同步從大腦血氧濃度的變化來推斷神經反應。

此外,光學遺傳學(optogenetics)技術也在那個時期開始萌芽,這讓研究者能用極佳的時間解析度來調控特定的大腦神經元,並藉此解碼大腦的秘密。舉例來說,現在的光學遺傳學能讓科學家們鎖定小鼠的特定神經細胞,並在小鼠頭上裝上 LED 光纖,只要開啟 LED 的光刺激,那些特定神經細胞就會興奮或抑制。藉由觀察小鼠行為的變化,就能了解不同行為表現是由哪些神經元所調控。

現在的光學遺傳學能讓科學家們鎖定小鼠的特定神經細胞。圖/PanSci YouTube

厲害的是,在 1979 年光學遺傳學的技術還未誕生前,克里克就認為如果想要了解大腦的運作,精準控制大腦中一種類型的所有細胞是非常重要的,而若想要有極佳的時間和空間精細度,必須使用光的技術,這與後來光學遺傳學的發明不謀而合。

有了這些科技加持,長達 25 年對於意識的賭注也即將來到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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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誰贏了賭注?

2023 年 6 月 23 日,在科學意識研究協會的年會上,揭曉了這長達 25 年的賭局。神經科學家克里斯托夫・科赫(Christof Koch)最終承認,目前還不能解釋大腦的神經元是如何產生意識,並買了一箱好葡萄酒(1978 Madeira)給哲學家戴維・查爾莫斯(David John Chalmers)實現諾言。

克里斯托夫・科赫最終承認,目前還不能解釋大腦的神經元是如何產生意識,並買了一箱好葡萄酒給戴維・查爾莫斯。圖/PanSci YouTube

當然,這不是說意識的來源永遠沒有解答,只是當初賭局設下的 25 年時限到了。實際上到了 2018 年,他們兩位根本都忘了這場賭局,直到一位科學記者佩爾・斯納普魯德重新提及這個話題,才讓大家重新想起。

恰巧那個時間點,克里斯托夫・科赫和戴維・查爾莫斯都參與了鄧普頓世界慈善基金會支持加速意識研究的大型項目。該計畫建立一系列意識理論的「對抗性」實驗,希望透過讓兩個或多個持相反觀點的競爭對手共同合作研究,來挑戰各種意識假設。

意識理論的百家爭鳴

而其中包含兩個著名的意識理論,全局工作空間理論(Global Workspace Theory (GWT))和整合資訊理論(Integrated Information Theory (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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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工作空間理論(Global Workspace Theory (GWT))。圖/PanSci YouTube

全局工作空間理論(Global Workspace Theory (GWT))的概念,最早是由認知科學家伯納德・巴爾斯和斯坦・富蘭克林在 1980 年代晚期提出。他們認為意識的產生就像是劇場聚光燈一樣,當這個意識劇場透過名為選擇性注意的聚光燈在舞台上照出內容,我們就會產生意識情境。這聚光燈的投射也代表著全局工作空間,只有當感官輸入、記憶或內在表徵受到注意時,它們才有機會整合成為全局工作空間的一部分,被我們主觀意識到。而我們的行為決策,也是透過這個全局工作空間整合訊息,並分配到其他系統所產生。目前認為全局工作是發生於大腦前方的前額葉區域。

整合資訊理論(Integrated Information Theory (IIT))。圖/PanSci YouTube

與全局工作空間理論打對臺的,是整合資訊理論(Integrated Information Theory (IIT)),最早由朱利奧・托諾尼(Giulio Tononi)在 2004 年提出。這理論認為,意識背後是有數學以及物理為基礎的因果關係。應該先肯定意識的存在,再回推尋找其背後的物質基礎,並認為主觀意識是由客觀的感覺經驗產生的。克里斯托夫・科赫就是此理論的擁護者,他進一步認為,意識背後的那個神經機制,就存在於大腦後方後皮質熱區(Posterior cortical hot zone),包括頂葉、顳葉和枕葉的感覺皮質區域。

讓我們稍微總結一下兩者差異:

全局工作空間理論——

  • 意識只能透過訊息投射到一個稱做「全局工作空間」之後才能呈現
  • 訊息本身不會形成意識
  • 訊息要被注意到才會產生意識

整合資訊理論——

  • 意識存在
  • 產生的關鍵是需要將大腦處理感覺的皮質區域訊息整合

然而,經過六個獨立實驗室的研究,雖然有較多的證據支持整合資訊理論,但兩個理論都存在缺陷和質疑,直到目前都尚未有明確解答能解釋意識的神經機制,這也讓克里斯托夫・科赫大方承認自己輸掉了這 25 年的賭局。

隨著科學測量技術的演進以及越來越多的研究進展,有一些神經科學家認為意識理論即將崛起,目前的狀態只不過是一種研究過渡期。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將這種過渡期以「前典範式」(preparadigmatic science)來形容,認為一門不成熟的科學在成熟前,會面臨相互競爭的思想流派並各說各話。就像是當初達爾文提出演化論的物競天擇前有拉馬克主義、災變論與均變論來試圖解釋物種起源一樣。

下一場賭約?

雖然這次的打賭由戴維・查爾莫斯獲得一勝,但克里斯托夫・科赫在今年加倍賭注,認為下一個 25 年他一定會贏。到時候克里斯托夫已經 91 歲,戴維 82 歲了。

大家別擔心,這一集是會員共同選出來的題目, 25 年之後,我們也會再為各位泛糰做一集討論賭局的結果。

最後也想問問大家, 25 年之後,你賭這場對決會是誰贏呢?

  1. 我壓在克里斯托夫・科赫身上,我們一定能解開意識之謎
  2. 我賭戴維・查爾莫斯,意識這個問題,可能很難用科學來解釋
  3. 在那之前, AI 可能都已經有意識了,直接問 AI 還比較快

趕快來留言吧,記得 25 年後要回來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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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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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Sci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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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腦挑戰 AI!培養皿中的腦組織+腦機介面能打敗電腦嗎?
PanSci_96
・2023/05/27 ・3178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2023 年 2 月底,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 Thomas Hartung 帶領研究團隊,發表了「類器官智慧」(Organoid intelligence , OI)的研究成果,希望利用腦類器官加上腦機介面,打造全新的生物計算技術。

我們終於要製造人工大腦了嗎?OI 和 AI,誰會成為未來主宰?

類器官智慧 OI 是什麼?目標為何?

2023 年的現在,AI 就已展現了不少驚人的實際成果;相較之下, OI 仍只是一個剛起步的計畫,甚至連名稱都與 2018 年美國《自然—物理學》期刊專欄作家、物理學家布坎南以 Organoids of intelligence 作為標題的文章幾乎一樣。

類器官智慧、Organoid intelligence、OI 是個很新的跨領域名詞,同時結合了「腦類器官」和「腦機介面」兩個領域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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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腦類器官就是指透過培養或誘導多能幹細胞(iPSCs),在模擬體內環境的旋轉生物反應器中,產生的腦組織。這項聽起來好像只會出現在科幻電影裡的技術,確實已經存在。

最早的腦類器官是在 2007 年,日本 RIKEN 腦研究所的笹井芳樹和渡辺毅一的研究團隊,成功從人類胚胎幹細胞培養出前腦組織。第一個具有不同腦區的 3D 腦類器官則是發表在 2013 年的《Nature》期刊,由奧地利分子技術研究所的尤爾根.科布利希和瑪德琳.蘭開斯特研究團隊成功建立。

腦類器官的出現,在生物與醫學研究中有重大意義,這代表未來科學家們若需要進行大腦相關的研究,再也不用犧牲實驗動物或解剖大體老師來取得人類大腦,只需要在培養皿就製造出我們要的大腦即可。

儘管培養皿上的組織確實是大腦組織,但不論是在大小、功能,以及解剖構造上,至今的結果仍遠遠不及我們自然發育形成的大腦。因此要達到 OI 所需要的「智慧水準」,我們必須擴大現有的腦類器官,讓他成為一個更複雜、更耐久的 3D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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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達到 OI 所需的「智慧水準」,必須擴大現有的腦類器官,成為一個更複雜的 3D 結構。圖/GIPHY

而這個大腦也必須含有與學習有關的細胞和基因,並讓這些細胞和 AI 以及機器學習系統相連接。透過新的模型、演算法以及腦機介面技術,最終我們將能了解腦類器官是如何學習、計算、處理,以及儲存。

OI 是 AI 的一種嗎?

OI 能不能算是 AI 的一種呢?可說是,也不是。

AI 的 A 指的是 Artificial,原則上只要是人為製造的智慧,都可以稱為 AI。OI 是透過人為培養的生物神經細胞所產生的智慧,所以可以說 OI 算是 AI 的一種。

但有一派的人不這麼認為。由於目前 AI 的開發都是透過數位電腦,因此普遍將 AI 看做數位電腦產生的智慧—— AI 和 OI 就好比數位對上生物,電腦對上人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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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 有機會取代 AI ?它的優勢是什麼?

至於為何電腦運算的準確度和運算速度遠遠高於人腦,最主要原因是電腦的設計具有目的性,就是要做快速且準確的線性運算。反之,大腦神經迴路是網狀、活的連結。

人類本身的基因組成以及每天接收的環境刺激,不斷地改變著大腦,每一分每一秒,我們的神經迴路都和之前的狀態不一樣,所以即使就單一的運算速度比不上電腦,但人腦卻有著更高學習的效率、可延展性和能源使用效率。在學習一個相同的新任務時,電腦甚至需要消耗比人類多 100 億倍的能量才能完成。

神經網路接受著不同刺激。圖/GIPHY

這樣看來,至少 OI 在硬體的效率與耗能上有著更高優勢,若能結合 AI 與 OI 優點,把 AI 的軟體搭載到 OI 的硬體上,打造完美的運算系統似乎不是夢想。

但是 OI 的發展已經到達哪裡,我們還離這目標多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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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 可能面臨的阻礙及目前的發展

去年底,澳洲腦科學公司 Cortical Labs 的布雷特.卡根(Brett Kagan)帶領研究團隊,做出了會玩古早電子遊戲《乓》(Pong)的培養皿大腦—— DishBrain。這個由 80 萬個細胞組成,與熊蜂腦神經元數量相近的 DishBrain,對比於傳統的 AI 需要花超過 90 分鐘才能學會,它在短短 5 分鐘內就能掌握玩法,能量的消耗也較少。

現階段約翰霍普金斯動物替代中心等機構,其實只能生產出直徑大小約 500 微米,也就是大約一粒鹽巴大小的尺寸的腦類器官。當然,這樣的大小就含有約 10 萬個細胞數目,已經非常驚人。雖然有其他研究團隊已能透過超過 1 年的培養時間做出直徑 3~5 毫米的腦類器官,但離目標細胞數目 1000 萬的腦類器官還有一段距離。

為了實現 OI 的目標,培養更大的 3D 腦類器官是首要任務。

OI 的改良及多方整合

腦類器官畢竟還是個生物組織,卻不像生物大腦有著血管系統,能進行氧氣、養分、生長因子的灌流並移除代謝的廢物,因此還需要有更完善的微流體灌流系統來支持腦類器官樣本的擴展性和長期穩定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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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養完成腦類器官以及確定能使其長期存活後,最重要的就是進行腦器官訊息輸入以及反應輸出的數據分析,如此我們才能得知腦類器官如何進行生物計算。

受到腦波圖(EEG)紀錄的啟發,研究團隊將研發專屬腦類器官的 3D 微電極陣列(MEA),如此能以類似頭戴腦波電極帽的方式,把整個腦類器官用具彈性且柔軟的外殼包覆,並用高解析度和高信噪比的方式進行大規模表面刺激與紀錄。

研究團隊受腦波圖(EEG)紀錄的啟發。圖/Envato Elements

若想要進一步更透徹地分析腦類器官的訊號,表面紀錄是遠遠不夠的。因此,傷害最小化的的侵入式紀錄來獲取更高解析度的電生理訊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團隊將使用專門為活體實驗動物使用的矽探針Neuropixels,進一步改良成類腦器官專用且能靈活使用的裝置。

正所謂取長補短,欲成就 OI,AI 的使用和貢獻一點也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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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團隊會將進行腦機介面,在這邊植入的腦則不再是人類大腦,而是腦類器官。透過 AI 以及機器學習來找到腦類器官是如何形成學習記憶,產生智慧。過程中由於數據資料將會非常的龐大,大數據的分析也是無可避免。

隨著 AI 快速發展的趨勢,OI 的網路聲量提升不少,或許將有機會獲得更多的關注與研究補助經費,加速研究進度。更有趣的是,不僅有一批人希望讓 AI 更像人腦,也有另一批人想要讓 OI 更像電腦。

生物、機械與 AI 的界線似乎會變得越來越模糊。

OI=創造「生命」?

生物、機械與 AI 的界線越來越模糊。圖/Envato Elements

講到這裡,不免讓人擔心,若有一天 OI 真的產生智慧,我們是否就等於憑空創造出了某種「生命」?這勢必將引發複雜的道德倫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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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研究團隊也強調, OI 的目標並不是重新創造人類的意識,而是研究與學習、認知和計算相關的功能,但「意識究竟是什麼」,這個哲學思辨至今都還未有結論。

到底懂得「學習」、「計算」的有機體能算是有意識嗎?如果將視覺腦機介面裝在 OI 上,它是否會發現自己是受困於培養皿上,被科學家們宰割的生物計算機?

不過這些問題不僅僅是 OI 該擔心的問題,隨著人工智慧的發展,GPT、Bing 和其他由矽構成的金屬智慧,隨著通過一個又一個智力、能力測試,也終將面臨相應的哲學與倫理問題。

最後,Neuralink 的執行長馬斯克說過(對,又是他 XD),人類要不被 AI 拋下,或許就得靠生物晶片、生物技術來強化自己。面對現在人工智慧、機械改造、生物晶片各種選擇擺在眼前,未來你想以什麼樣的型態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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