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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社會、人文的撞擊與對話


英國科學家兼小說家史諾(C.P. Snow)認為科學與人文兩個領域各說各話的現象,是現代世界無法共同解決社會問題的最大障礙。(圖片來源:AJC1@flickr)

1956年,英國科學家兼小說家史諾(C.P. Snow)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雜誌裡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當前西方社會的知性生活,已被切割成兩個不同的文化區塊──科學VS.人文──彼此漸行漸遠,而他認為這兩個領域各說各話的現象,毋寧是現代世界無法共同解決社會問題的最大障礙。

三年後,史諾將這篇評論加以延伸,在劍橋大學進行演講,並將演講內容以《兩個文化與科學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為題,出版成冊,在大西洋兩岸挑起了激烈的辯論和廣泛的共鳴。

其實,史諾論述的重點在比較英國和美國教育體制的差異,意在鼓吹英國政府更加積極培育科學與工程人才,不過絕大多數人的焦點,卻都集中在史諾所指出「科學」和「人文」之間日益加深的鴻溝,各界菁英也自此開始努力地想方設法,期能縮短兩者的差距,於是在2008年間,著名的倫敦《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裡,便曾將史諾的《兩個文化與科學革命》列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對西方大眾輿論界最具影響力的百大好書之一。

在消弭「兩個文化」距離的諸多策略中,科學傳播(science communications)的提倡日益顯著,尤其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後,已然衍生成了一個新興工業。

無可諱言,早在有「科學傳播」這個名詞出現以前,十九世紀的英國就已經有很多的科學傳播活動,因為當時的「科學」尚未出現精密的分工,很多知識份子和王公貴族把追求科學新知當成一種興趣,當他們的實驗有了嶄新的發現,便往往會在公開場合向大眾展示,和與會人士進行問答與對談。歷史學家如Lightman, Secord和Fyfe等人的研究,有力地舉證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發展,如何受到科學家與一般大眾互動的影響。

進入二十世紀之後,「科學」快速走向專業化,分工日益精細,曾幾何時,科學家們開始發現,投身於科學知識的推廣活動,並無助於開拓自身的科學事業,甚至可能妨害他們在同儕之間建立專業聲譽,於是就在越來越多的科學家選擇閉門造車的工作模式之際,一批專事科學普及(簡稱科普,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的科學傳播者也相繼出現了,例如美國在1920年所成立的一個科學新聞機構Science Service,力求在公眾社會突顯科學和科學思維的重要性;到了1930年代,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強調科學精神的培養,認為年輕人一定要學會用理性、邏輯的科學態度來處理日常事務,才能創造繁榮進步的現代社會;此外,美國科學促進會(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簡稱AAAS)的成員威佛(Warren Weaver),也在1951年呼籲AAAS應該花更多的心力,去注意科學外面更廣泛的和社會相關的種種議題。

不過美國政要和社會菁英並未積極落實杜威和威佛的理念,直到1957年,蘇聯搶先美國一步,成功發射出第一顆繞著地球軌道運行的人造衛星Sputnik,美國人這才下定決心要在科學發展上更上一層樓,而當他們透過一份全國性的調查,了解到美國民眾普遍對「科學」抱持著正面的態度,但是所具備的相關科學知識卻相當匱乏時,美國聯邦政府更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間,挹注了數十億美元的龐大經費為科學教育扎根,並從1972年起試圖衡量所謂的「科學素養(scientific literacy)」,基本上就是希望能夠評估這些時間與金錢的投資所達成的效益,然而根據每兩年評定一次的科學指標(science indicators)來看,成績卻相當令人失望。

美國科學指標的連年低落,刺激了科學教育學界開始做出更縝密的思考,有人質疑科學素養的全面提升是否有其必要,有人認為這根本是一個無法達成的目標,也有人覺得可能是科學素養的問卷設計出了差錯,評判的標準太狹隘、太不具有彈性了!一份1988年在英國進行的問卷調查激發了新的想像,在這份調查中,研究者們發現同樣的問題如果採用不同的提問方式,所獲得的結果竟有數十個百分點的巨大差異。

英國皇家學會(The Royal Society)從1985年起,不遺餘力地倡導「公眾理解科學(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簡稱PUS)」運動,1988年由Durant, Evans和Thomas等人所做的這份問卷調查,便是PUS運動促成的計畫項目之一。PUS工作小組的成員除了包括英國當時多位德高望重的科學家之外,也網羅了著名的科學紀錄片主持人兼製作人大衛˙艾登堡(David Attenborough),以及社會學家約翰˙紀曼(John Ziman)在內,他們從新聞界、科學界、工業界和政治界多方蒐證之後達成共識(可惜當初並沒有考慮到受眾本身),在報告中指出:「科學家必須學會如何與大眾溝通,並且應該覺得責無旁貸,皇家學會則需要把強化大眾對科學的理解視為今後的工作重點之一。」

科學傳播必須跨越不同科技、社會、人文領域。(圖片來源:P Shanks@flickr)。

大體而言,英國的「公眾理解科學」運動,主要是試著直接或間接透過媒體來增進成年人、家庭與社區團體對科學的興趣和認識,相較之下,美國的「科學素養」則依然側重於正規的科學教育,以努力提升在校生和大學生的科學素質為依歸。所幸在英、美發展出來的兩大科學傳播/科學教育取徑並未各行其是,而是彼此激盪、互相藉鏡,英國在如火如荼地展開了PUS運動之餘,也對全國教育進行了大幅革新,規定所有的學生在十六歲以前,都一定要學習科學的相關課程,至於美國,則透過全國科學基金會(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來贊助大眾媒體上的科學傳播活動,並以「非正式科學教育」的名目,編列預算推動社區性的科學傳播計畫,AAAS還特別設置獎項鼓勵良好的科學新聞報導、拔擢對科普做出卓越貢獻的科學家,並且製作科學性的廣播節目,以及為小眾社群籌辦科學活動等。

時至今日,歐美各國在科學傳播上的成就固然相當可觀,卻也一再面臨新的瓶頸,其所遭受最大的詬病之一,便是無論傳播者或教育家,似乎都未能真的將科學與日常生活深相結合,切中公民社會真正的需求,幫助大眾對我們所處的世界產生更精確的體悟,而為了進一步迎接挑戰,近年來的「公眾理解科學」運動更已邁向了「公眾參與科學(Public Engagement of Science)」的新階段,見證了資訊時代雙向、乃至多向溝通意識的抬頭,以及科學傳播必須跨越不同科技、社會、人文領域以達到讓內容更豐富、更多元的迫切需求。

自從大眾科學研究出版社在1951年於寶島發行《大眾科學》期刊以來,台灣的科普行動堪稱由來已久,只不過將科學傳播當成一個整合性的專業領域來推動,則是相對晚近的事。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從英、美的科學傳播/科學教育發展中,我們可以學習到什麼寶貴的經驗呢?台灣雖屬後起之秀,如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極目遠眺,規劃藍圖,相信國內的跨科際科傳科教事業也自將能走出一片嶄新的天地。

原刊載於 東西交叉口 / 跨科際閱讀

參考書目:

Bowler, Peter J. (2009) Science for All: 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regory, Jane and Miller, Steve (1998) Science in Public: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Credibility. Cambridge, MA.: Basic Books.

Snow, C.P. (1960)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張之傑 (2007) “台灣綜合科普刊物之回顧與展望”,國家圖書館館訊97年第1期:頁3-8。

關尚仁、區曣中 (2010) 科學傳播源流。台北: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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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蔡明燁,英國里茲大學傳播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