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指認災：數位科技對於人道救援的新突破

前言：泛科學臉書粉專推廣〈在臺海危機下，淺談戰地醫療〉時，讀者們熱情分享檢傷分類經驗，與急救課程資訊。事後更有國軍弟兄私訊筆者，表示對相關中文資料的迫切需求。有別於先前介紹戰時的醫療制度與創傷急救，本文摘譯知名期刊《The Lancet》（中譯「刺胳針」或「柳葉刀」）的附屬刊物，概述俄烏戰爭中，烏克蘭承受的公衛挑戰；並分享俄裔美國心理學家 Elena Cherepanov 對當地心理健康應變的觀察。同時，再次歡迎大家提供更多專業資訊，討論臺灣應該如何備戰，謝謝。

公衛挑戰

疾病給烏克蘭帶來的負擔，在承平時期並沒有特別沉重。然而，俄烏戰爭不僅重擊當地醫療體系；難民的文化差異和語言隔閡，以及物資與藥品不足等，也造成周邊國家的壓力。戰爭期間，聯合國（UN）、世界衛生組織（WHO）、紅十字會（Red Cross）、明愛（Caritas）等單位，紛紛在當地和鄰國展開救援。學者訪談烏克蘭等多個歐洲國家的政府部門與民間組織，統整出一張俄烏戰爭的公衛挑戰清單：^[1]

• 產科照顧：對孕婦產前、生產和產後，以及新生兒的照顧，都被戰火打斷。^[1]
• 婦幼營養：食物、營養品，還有金錢的流通受阻，以致婦女與孩童營養不良。^[1]
• 長期處方：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以及肺結核和愛滋病等既有的感染，不見得能夠獲得穩定的藥物供給，與即時的專業協助。^[1]
• 冷冽天候和長途跋涉：在嚴寒中逃難，容易造成肺炎、凍瘡、失溫，以及上呼吸道感染。需要庇護所、衣物和毛毯。^[1]
• 身體創傷急救：欠缺醫療器材和物資補給。人力方面，則得訓練社區志工，進行檢傷分類和急救。^[1]
• 精神創傷急救：除了土生土長的當地人，有些敘利亞、伊拉克和阿富汗難民，於俄烏戰爭中受到二次精神傷害。跨文化的精神健康服務，變得格外重要。^[1]
• 疫苗普及：當地COVID-19疫苗與兒童常規疫苗接種率偏低，而逃難的人口中，九成是婦女和兒童。^[1]
• 潔淨水源：缺乏安全的用水，難以防範傳染病的爆發。^[1]
• 性暴力與性販賣：須要保護機制、心理社會支持與女性衛生用品包（dignity kits）；以及生殖健康、安全墮胎和家暴處理等服務。^[1]

心理創傷

戰爭會帶來長期，甚至跨世代的心理傷害。^[2]出生於俄羅斯的心理學家 Elena Cherepanov，長年任教於美國，專攻心理創傷。曾於 2014 年烏克蘭東部戰亂時，透過 Skype 指導 170 名基輔與烏東的心理學家、心理健康工作者、社工人員與心理系學生。^[3]2022 年 2 月 23 日晚間，俄軍入侵烏克蘭。^[4]Cherepanov 博士在 11 月的《公衛前沿》（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期刊上，分享自己對戰爭的觀察。她將烏克蘭民眾在身心反應上的轉變，分為下列幾個時期：^[2]

1. 戰爭初期：基於歷史、文化、宗教和血脈的淵源，烏克蘭民眾難以接受鄰國入侵的事實，覺得慘遭背叛。^[2]性侵女性、綁架兒童，以及系統性安全檢查，蒐集個資，再強迫難民遷徙的過濾營（filtration camps）等，種族滅絕的事件頻傳。經由媒體報導，引來國際的同情與支持。^{[2, 5]}同時，手機和社群媒體即時分享的功能，雖能維繫人與人的連結，卻也帶來資訊真偽難辨的混亂。網路論壇中，起先充斥驚愕、顫抖、無法置信之類的留言。接著，當難民逐漸抵達鄰近友邦，依然持續哭泣、失眠、做惡夢。在高度警戒的狀態下，有些人拒絕使用安眠藥。心理衝擊也可能以生理形式呈現，例如：噁心想吐，多半起因於戰時的緊張情緒，而非食物中毒。^[2]
2. 戰爭滿月：到了 3 月底，烏克蘭民眾開始產生對未來的憂慮。失去親人、家園和戰前的生活，精神與情緒疲乏麻木，有些便拒絕前往庇護所。一邊是無法控制的憤怒和躁動，增加家庭衝突；另一邊，又因為不得不拋下被徵召或羸弱的至親，而遺留心靈創傷。目擊殺掠、性侵和虐待，或是與父母分離的兒童，出現依戀問題和行為退化，表現得比真實年齡還幼小。原本乖巧的孩子，也可能變得黏人、冷漠、挑釁或有攻擊性。^[2]
3. 戰爭近期：烏克蘭群眾開始習慣戰爭的狀態，一些長期或原有的問題，例如：酗酒或家庭失和等，又再度浮現。^[2]

在人道危機中，老年人和身心障礙者等族群，面臨減少的援助與增加的阻礙，更是顯得脆弱。一方面害怕離開熟悉的環境，另方面是為了避免成為家人的負擔，他們有些選擇留下來，因而容易喪命於原本能預防的傷害。^[2]

心理健康資源

烏克蘭的心理健康體系，在開戰初期，被突如其來的龐大需求，搞得措手不及。所幸專業人員兩個月內便上了軌道。除了一般面對面的服務，Cherepanov 博士表示，當地還有下列選擇：^[2]

1. 遠距醫療：COVID-19 疫情期間變得普及的遠距科技，正好於戰時派上用場，提供危險地區心理諮詢。^[2]
2. 網路社群：通訊軟體 Telegram 和社交平臺 Facebook上，支持性團體林立。在俄烏戰爭期間，成為烏克蘭人媒合供需，互通有無的重要管道。緊急心理問題的求助貼文，也會引來早就離鄉背井的相關從業人員，即時回覆。有些團體從世界各地，聘僱幾百名通俄語和烏克蘭語的心理工作者，每天答覆 200 至 300 則訊息。也有在 2020 年白羅斯（Belarus；舊譯「白俄羅斯」）政治危機時，成立的臉書社團，用既有的經驗，協助烏克蘭人度過難關。^[2]
3. 聊天機器人：操烏克蘭語、俄語和白羅斯語的聊天機器人 Faino 和 GotoHelp，效益如何還有待評估。^[2]

心理急救

心理急救（Psychological First Aid）是一套用來給予身陷危機者心理支持，加強其調適能力，並滿足基本需求的對策。有別於精神科的臨床技巧，無論是專業醫療人員或一般民眾，都可以學習並執行。^[6]世界衛生組織的心理急救指南，建議大眾注意重大危機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和受難的對象，以及哪些單位參與救援。^[7]在擁有這些認知的前提下，進行下列心理急救的步驟：

1. 觀察（look）：在行動前先確認安全，以免自己陷入危險環境。接著，觀察受害者身心的基本需求，然後思考有哪些可運用的相關資源或服務。每個人對危機的反應不同，有些呈現在情緒上，例如：易怒或沮喪；有些則沉默或出現頭疼、疲憊等症狀。兒童、青少年、孕婦、老人、身心障礙者和被歧視的族群，特別需要關照。^[7]
2. 傾聽（listen）：簡單地報上自己的名字，以及所屬的組織。情勢允許的話，將人帶到安全且寧靜的地方。用溫和的語氣，鼓勵他專注於緩慢的呼吸。給予陪伴，別讓情緒低落者獨處。以尊重的態度，全神貫注地聆聽對方的憂慮，試圖釐清需求的優先順序。務必維護對方隱私，不要任意轉述。^[7]
3. 連結（link）：協助受害者獲得水、食物、住所和醫療等資源，並提供局勢與計劃的最新動態。動盪時期的資訊混亂，必要盡可能地查證並隨時更新。切勿為了安撫人心，就擅自捏造。針對特定文化背景及宗教信仰，可轉介給相關社群；或是透過社福單位，協尋親屬，兩者皆能帶來心靈慰藉。^[7]

在結束心理急救的階段性任務後，如果就這麼離開，或許會太突然。要讓受助者理解，接手的專業人士會負責以後的事務。然後選擇適當的時機，與他們道別，並奉上誠摯的祝福。^[7]

烏克蘭經驗

Cherepanov 博士指出，在沒有中央統籌的狀況下，烏克蘭等地的心理健康從業人員，冒著生命危險，自發性地付出，並組織社會資源。他們讓世人看到，唯有喚起大眾對心理創傷的重視，才能強化社會韌性，以及減少對求助的汙名化。必要訓練專業人員、醫療工作者、教師和志工，心理急救的能力；並建立社區型的支援體系，共同分擔責任。^[2]

延伸閱讀

1. 高振傑、蘇逸人（2021）《心理急救手冊》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2. 「UCLA早期心理急救模式」（2010）災難與創傷心理資訊網。
3. 《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社會心理急救資源冊》（2018）香港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

參考資料

1. Kumar BN, James R, Hargreaves S, et al. (2022) ‘Meeting the health needs of displaced people fleeing Ukraine: Drawing on existing technical guidance and evidence’. 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Europe.
2. Cherepanov E. (2022) ‘Mental health providers in Ukraine need support but they are not helpless: Professional self-organization and innovative practices’.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10:1009431.
3. Smith, K. (2015) ‘Trauma in Ukraine’. Monitor on Psychology, 46(4).
4. United Nations. (17 JAN 2023) ‘The UN and the war in Ukraine: key information’. Regional Information Center for Western Europe.
5. Ochab EU. (30 OCT 2022) ‘What Are Putin’s ‘Filtration Camps’ And Why Are They Concerning?’. Forbes.
6. Schafer A, Snider L, Sammour R. (2016) ‘A reflective learning report about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mpacts of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PFA) in Gaza’. Disaster Health, 3(1): 1-10.
7. Snider L, van Ommeren M, Schafer A. (02 OCT 2011)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Guide for field worker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數位世界已經改變了我們日常生活的體驗，一個人從早到晚都會接受到大量數據，受益於大量數據，也貢獻大量數據。這些數據龐大的程度，和消化資訊的方式已經太過繁多，人類心智根本無法處理。

與數位科技建立夥伴關係

所以人會本能地或潛意識地倚賴軟體來處理、組織、篩選出必要或有用的資訊，也就是根據用戶過去的偏好或目前的流行，來挑選要瀏覽的新項目、要看的電影、要播放的音樂。自動策劃的體驗很輕鬆容易，又能讓人滿足，人們只會在沒有自動化服務，例如閱讀別人臉書塗鴉牆上的貼文，或是用別人的網飛帳號看電影時，才會注意到這服務的存在。

有人工智慧協助的網路平臺加速整合，並加深了個人與數位科技間的連結。人工智慧經過設計和訓練，能直覺地解決人類的問題、掌握人類的目標，原本只有人類心智才能管理的各種選擇，現在能由網路平臺來引導、詮釋和記錄（儘管效率比較差）。

網路平臺收集資訊和體驗來完成這些任務，任何一個人的大腦在壽命期限內都不可能容納如此大量的資訊和體驗，所以網路平臺能產出看起來非常恰當的答案和建議。例如，採購員不管再怎麼投入工作，在挑選冬季長靴的時候，也不可能從全國成千上萬的類似商品、近期天氣預測、季節因素、回顧過去的搜尋記錄、調查物流模式之後，才決定最佳的採購項目，但人工智慧可以完整評估上述所有因素。

因此，由人工智慧驅動的網路平臺經常和我們每個人互動，但我們在歷史上從未和其他產品、服務或機器這樣互動過。當我們個人在和人工智慧互動的時候，人工智慧會適應個人用戶的偏好（網際網路瀏覽記錄、搜尋記錄、旅遊史、收入水準、社交連結），開始形成一種隱形的夥伴關係。

個人用戶逐漸依賴這樣的平臺來完成一串功能，但這些功能過去可能由郵政、百貨公司，或是接待禮賓、懺悔自白的人和朋友，或是企業、政府或其他人類一起來完成。

個人、網路平臺和平臺用戶之間的關係，是一種親密關係與遠距聯繫的新穎組合。人工智慧網路平臺審查大量的用戶數據，其中大部分是個人數據（如位置、聯絡資訊、朋友圈、同事圈、金融與健康資訊）；網路會把人工智慧當成嚮導，或讓人工智慧來安排個人化體驗。

人工智慧如此精準、正確，是因為人工智慧有能力可以根據數億段類似的關係，以及上兆次空間（用戶群的地理範圍）與時間（集合了過去的使用）的互動來回顧和反應。網路平臺用戶與人工智慧形成了緊密的互動，並互相學習。

網路平臺的人工智慧使用邏輯，在很多方面對人類來說都難以理解。例如，運用人工智慧的網路平臺在評估圖片、貼文或搜尋時，人類可能無法明確地理解人工智慧會在特定情境下如何運作。谷歌的工程師知道他們的搜尋功能若有人工智慧，就會有清楚的搜尋結果；若沒有人工智慧，搜尋結果就不會那麼清楚，但工程師沒辦法解釋為什麼某些結果的排序比較高。

要評鑑人工智慧的優劣，看的是結果實用不實用，不是看過程。這代表我們的輕重緩急已經和早期不一樣了，以前每個機械的步驟或思考的過程都會由人類來體驗（想法、對話、管理流程），或讓人類可以暫停、檢查、重複。

人工智慧陪伴現代人的生活

例如，在許多工業化地區，旅行的過程已經不需要「找方向」了。以前這過程需要人力，要先打電話給我們要拜訪的對象，查看紙本地圖，然後常常在加油站或便利商店停下來，確認我們的方向對不對。現在，透過手機應用程式，旅行的過程可以更有效率。

這些應用程式不但可以根據他們「所知」的交通記錄來評估可能的路線與每條路線所花費的時間，還可以考量到當天的交通事故、可能造成延誤的特殊狀況（駕駛過程中的延誤）和其他跡象（其他用戶的搜尋），來避免和別人走同一條路。

從看地圖到線上導航，這轉變如此方便，很少人會停下來想想這種變化有多大的革命性意義，又會帶來什麼後果。個人用戶、社會與網路平臺和營運商建立了新關係，並信任網路平臺與演算法可以產生準確的結果，獲得了便利，成為數據集的一部分，而這數據集又在持續進化（至少會在大家使用應用程式的時候追蹤個人的位置）。

在某種意義上，使用這種服務的人並不是獨自駕駛，而是系統的一部分。在系統內，人類和機器智慧一起協作，引導一群人透過各自的路線聚集在一起。

持續陪伴型的人工智慧會愈來愈普及，醫療保健、物流、零售、金融、通訊、媒體、運輸和娛樂等產業持續發展，我們的日常生活體驗透過網路平臺一直在變化。

當用戶找人工智慧網路平臺來協助他們完成任務的時候，因為網路平臺可以收集、提煉資訊，所以用戶得到了益處，上個世代完全沒有這種經驗。這種平臺追求新穎模式的規模、力量、功能，讓個人用戶獲得前所未有的便利和能力；同時，這些用戶進入一種前所未有的人機對話中。

運用人工智慧的網路平臺有能力可以用我們無法清楚理解，甚至無法明確定義或表示的方式來形塑人類的活動，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種人工智慧的目標功能是什麼？由誰設計？在哪些監管參數範圍裡？

類似問題的答案會繼續塑造未來的生活與未來的社會：誰在操作？誰在定義這些流程的限制？這些人對於社會規範和制度會有什麼影響？有人可以存取人工智慧的感知嗎？有的話，這人是誰？

如果沒有人類可以完全理解或查看數據，或檢視每個步驟，也就是說假設人類的角色只負責設計、監控和設定人工智慧的參數，那麼對人工智慧的限制應該要讓我們放心？還是讓我們不安？還是既放心又不安？

——本文摘自《 AI 世代與我們的未來：人工智慧如何改變生活，甚至是世界？》，2022 年 12 月，聯經出版公司，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整理撰文／龔雋幃，美術設計／林洵安

中研院院區開放演講：台灣防疫成功了嗎？

為什麼隔離者會想偷偷溜出門？是防疫知識不足，還是社群互動邀約多？經歷 14 天禁閉，他們的心理狀態、社會互動又會有哪些變化？2020 年中研院院區開放日，社會學研究所李宣緯助研究員進行科普演講，分享「防疫點日記」的研究成果，分析影響隔離者服從、配合意願的關鍵因素。

宛如平行時空的台灣，我們做了什麼？

在這場世紀大疫中，台灣未曾封城、禁足，社會與經濟活動很快重見熱絡，繳出了不錯的防疫成績單。跟各國相比，台灣政府在防疫上顯然做對了不少事，成功建立起人民信心，願意配合政府政策。

李宣緯認為，「台灣模式」來自幾項重點。首先是謹慎行事，每一步都有妥善規劃，中央、地方政府相互配合。

第二，快速反應、超前部署。去年底，政府從網路一得知武漢出現可疑肺炎，馬上繃緊神經。隨後也迅速拉高應變層級，展開邊境管制。

第三，資訊透明，「防疫五月天」連續 140 天每日召開記者會、現場直播，接受媒體詢問，和全民報告疫情變化。

最後，則是良好的公民素養。經歷過 SARS 慘痛經驗，台灣社會已建立起高度公衛意識，當疫情來襲，配戴口罩迅速成為全民共識。

這些關鍵作為，讓台灣到 10 月底還不滿 600 例確診，僅有 7 例死亡。根據中研院社會所「中國效應研究小組」 4、5 月的問卷調查，高達 79.1% 的民眾認為政府防疫做得「很好」，18.1% 則回答「好」，表現評價可說是接近滿級分。此外，台灣今年第二季的經濟成長率僅微幅衰退 0.6％，遠勝受疫情重創的世界各國。

至今為止，台灣防疫表現不只是對抗病毒的優等生，也獲得民眾的高度認同。

防疫點日記：透視被隔離者的內心

對抗病毒除了政府的政策戰略，更需仰賴眾人配合。例如，返國者誠實告知身體狀況，遵守隔離規定。也因此，每當新聞出現趴趴走隔離者，必定引來千夫所指、罵聲不斷。然而，為什麼多數隔離者願意配合、服從？在哪些壓力、環境影響下，會讓他們浮現「落跑」念頭？隔離者長時間不能和別人接觸，他們身心有什麼變化？

為了進一步瞭解隔離對個人的影響，中研院社會所與統計所共同展開「防疫點日記」計畫。研究團隊開發了「防疫點日記」網站，募集 140 位被隔離者，參與為期超過 30 天的線上調查；同時也加入 158 位沒有隔離經驗的人，進行對照。

被隔離者必須詳細記錄每天的日常生活細節，譬如昨天花了多少時間工作或學習、和他人社交？今天覺得孤單嗎？起床後會覺得漫無目的嗎？透過這些情緒反應、娛樂活動、社交頻率，觀察分析他們的身心變化。

此外，調查也要求參與者提供跟他人的互動接觸紀錄，不論是面對面，或者線上臉書私訊。所有參與者都需要記下他跟誰互動，和對方的關係，互動時間，當面、電話或網路接觸。隔離者每日平均至少記錄 3 筆人際互動，解除隔離後、非隔離者則每日平均提供 5 筆以上的紀錄。

「我們想要看的是，這群人的社會網絡有沒有變化？」李宣緯補充解釋：「大家可能沒有聽過社會網絡，在臉書上把人跟人串連起來，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社會網絡。」

簡言之，防疫點日記研究試圖要瞭解：在疫情高度衝擊下，我們的社會網絡、人際互動是否被改變？隔離者會出現社交行為或身心變化嗎？對政府的滿意度是否受到影響？

社群留言關鍵字第一名：謝謝

研究發現，經過隔離並沒有讓人們對政府不信任，反而更加肯定。在點日記開始前的前測調查中，隔離、未隔離兩組人都有超過 55% 認為政府資訊「透明」；等到 30 天結束的後測，兩組人認為政府資訊「非常透明」又分別躍升超過 10%。調查結果顯示，無論有沒有經過隔離，多數人皆高度推崇政府的防疫政策相當透明。

另一方面，研究團隊也從社群平台的互動，檢視政府和民眾的溝通關係。他們徵得部分參與者的授權，存取他們過去一年的臉書社交紀錄。

讓人意外的是，比起隔離者，未隔離的人與「衛福部粉專」的互動數量更多，而且幾乎以按讚為主。社群留言的關鍵字前六名，則分別為「謝謝」、「防疫」、「辛苦」、「部長」、「人員」、「所有」，普遍是支持政府的正面聲音。

為什麼他們想離開隔離處？

新冠肺炎爆發以來，為了遏止疫情擴散，各國紛紛祭出封城、禁足、邊境管制等不同手段。當政府以安全、公衛之名，要求人民放棄部分自由，人們願意讓渡什麼？能夠容忍到什麼程度？國家管制與個人自由之間的權衡衝突，備受熱議。過去，便有學者針對 SARS 研究發現，「外出社交」是個人最難放棄、遵從規範的部分。

因此，研究團隊也以「今天有沒有想要離開隔離地的念頭？」，檢視隔離者服從政策的意願。這包含了兩項研究議題：一是哪些因素會影響民眾服從或不服從？二是焦慮在其中扮演了什麼作用，是不是一個中介因素？

李宣緯分析，影響服從度首要是負面情緒；曬不到日光、感受到較少支持、遭受隔離汙名化等等，都可能導致負面情緒。再者則是社會責任，是否清楚認知隔離對於社群的意義。另外，是否獲得充分資訊、具備公衛知識，也會影響到服從度。

根據迴歸統計結果，男性較女性服從意願高。內心愈焦慮、孤單，愈容易想離開隔離處。隨著隔離天數拉長，愈到後期，愈會有出門的想法。另外，遭受陌生人指責的汙名化程度愈高，或是覺得隔離對社會沒有幫助，只是在浪費時間，也都會降低隔離者的服從意願。

反過來，無論是透過線上或線下，只要接觸人數愈多，和家人朋友愈常聊天互動，則愈不會有想離開的念頭。

那麼，經歷過隔離，又會帶來哪些變化？

14 天閉關後，隔離者的「互動人數」顯著下降，「防疫和公衛知識」明顯提升，對「政策公開透明度」認同比例也上升，不過「認同自身隔離對社群有幫助」反而下降。

李宣緯解釋，原因可能是隔離者認為自己其實是健康的人，但卻得禁足 14 天，因而認為這次隔離實際上沒有太多價值。分析隔離者的汙名化經歷，他們遭受的汙名壓力最主要來自陌生人；隔離期間遇到麻煩時，他們尋求協助的對象則多數是家人。

總結來說，究竟為何有些人會冒著被裁罰、指責的風險，想離開隔離處？根據研究發現，當負面情緒湧現、缺乏社會責任意識的情況下，就會使人傾向於不服從。另外，和原本預期不同，防疫公衛知識程度越高，愈清楚身體不舒服時，要與他人保持距離、通報醫護人員，反而愈容易想離開，推測可能是認為自身感染可能性低、有能力自我保護。

焦慮也確實扮演部分中介，當個人感受到被大眾指責的汙名化壓力，可能產生焦慮感，降低隔離者的服從意願。

李宣緯強調，防疫是眾人的努力總和，隔離者一定程度犧牲了個人自由，以換得社會的公衛安全。若我們能更了解個人獨自面對隔離的壓力、焦慮、身心變化，以及需要的正向支持，或許也更有助社會共同對抗病毒。

演講最後進入問答環節，不少學生熱烈發問：

Ｑ：政府有很多防疫文宣或影片，各族群的接受度可能也不同，如何衡量政策溝通是否有效？

我們大致從三個面向，檢視政策溝通是否有效：

一是根據中國效應小組的問卷調查，數據顯示民眾普遍肯定防疫政策是成功的，政策支持度很高，可以看到政府的防疫作為的確獲得正面的溝通成果。

其次，在防疫點日記研究中，無論隔離者、一般人，多數參與者都認為資訊相當公開透明，顯示政策傳達是有效的。

第三，研究也分析參與者和衛福部臉書的互動情形。留言關鍵字多數是正面，謝謝高居榜首，互動形式也以按讚、笑、愛心等居多。

以上綜合來看，防疫政策確實達到有效的溝通。

Ｑ：台灣的防疫策略是特例嗎？類似做法移植到其他文化脈絡，會不會造成反效果？

目前看來，很多做法應該是共通可行的。

比如邊境管制，許多國家後來陸續採行，但如果初期就開始執行，防疫效果可能更明顯。口罩徵收、統一配發政策，也有安定民心的效果，降低物資缺乏的集體恐慌心理。另外，包括政委唐鳳協調的數位應用政策，提供大家即時資訊，這些都能參考、挪用。

廣義來說，我認為多數政策應該都能被複製，差別只在於政策施行的時間、強度。某些措施越延遲開始，效果就不如預期。

延伸閱讀

• 演講直播影片
• Fu Yang-chih, Lee Hsuan-Wei，〈Daily Contacts Under Quarantine amid Limited Spread of COVID-19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1-11，2020
• 李宣緯個人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