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看到新聞,據說今年GDP保2%失敗,明年3%難保,雖然本文沒有要幫管中閔說話的意思,但除了刪他年終之外,好像很少人懷疑GDP這個連創始者賽門.庫茲涅次(Simon Kuznets, 1901-1985,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認為有極大缺陷的指數,真能如實反映人民的生活品質?如同凱因斯當年的諷刺:「我們正處在一個透過統計數據而充滿喜樂(而悲傷沮喪)的新時代」,現今似乎少有國家施政不被GDP、GNP牽著鼻子走,不過計量國民所得的起源其實來自二戰時管理戰時經濟體的需求,就像瑪格莉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的比喻一樣,所得稅的起源也是為了因應一戰的集資措施,但「稅金有如斑紋貽貝,一旦引進,便會迅速增生,難以徹徹底底殲滅」,今日繳所得稅好像天經地義,GDP「非成長不可」的觀念也是如此,在珍.格里森-懷特(Jane Gleeson-White)的《記帳遊戲》(Double Entry)裡,斑紋貽貝換成了GDP,以及量化世界的欲望。
這本書的重點可以濃縮為兩部分:每一筆支出和收入都必須詳細記錄,如此才能掌握盈餘或虧本的情況,瞭解帳目是否平衡,這是複式簿記的精神:精確、理性,它促成文藝復興及資本主義的興起。但另一方面「會計對於數字的使用,使它具有一種科學的公正樣貌,然而其核心卻始終潛伏著根本的不確定性。事實上,會計就跟說故事(亦即account這個英文字所含的意思)一樣主觀而偏頗。」數字可以被操弄,這就是為什麼安隆、雷曼兄弟等公司垮台前夕的資產負債表看來前途一片光明,更不妙的是,建立在此基礎上的GDP和GNP,只衡量具有貨幣價值的事物,而且不度量生產活動所需的「資本存量」狀況,書中引述經濟學者達斯古普塔爵士(Sir Partha Dasgupta)的解釋:「只關注GDP的心態,事實上會引發人們想要消耗資本存量的動機,因為利潤被當作所得看待。然而,延續健康的生態系統需要進行再投資(reinverstment),若不記錄這些再投資的成本,將會造成、同時也隱藏生態負債(ecological liabilities)。」白話一點說,一棵樹的水土保持、固碳功能不具價值,只有當它被砍倒換成貨幣,才對GDP的成長有貢獻。這樣的運作邏輯不僅加劇環境耗損,也形成「剝奪生活選擇權的暴力」(註),格里森-懷特以二○○四年南亞海嘯後的斯里蘭卡為例,當地居民原本足以溫飽的小規模漁撈無法計入GDP,在世界銀行等組織操盤下,他們世代居住的土地被徵收建造五星級旅館。彰化大城、芳苑沿海居民也面臨過這種暴力,因為一片泥灘地所提供的生態服務,以及讓待業者、上了年紀的人至少能自給自足的海產,也不被計算在GDP裡。
對這種荒謬的現象,作者提出的解方是將自然資產的價值數據化,如此才能正確扣除使用造成的折舊,以求得真正可持續的淨量(net measures),但自然萬物是否都能定價,又該如何定價呢?柯倍德(J. Baird Callicott)在〈保育價值與倫理學〉(Conservation Values and Ethics)整理了許多複雜的正反意見,以我一個本行是處理「不可計量的價值」的人來說,當然很想宣稱生態之美是無價的,再者既然會計系統本身如此不可靠,「綠色會計」能夠解決問題嗎?這也是人類發展指數(HDI) 共同構想者之一沈恩(Amartya Sen)曾有的疑慮,但格里森-懷特所引述的一些看法,某種程度解決了這樣的矛盾,經濟學家保羅.奧默羅德(Paul Ormerod)說,「修改國民經濟會計方法的重要性,與其說在於可能從任何修訂後的系統中浮現較正確的數字,不如說是為了提供一種催化劑,以刺激政府改變其政策重點。」雖然溼地及白海豚之所以會產生每年126億元的願付價值(willness to pay),絕非「市場」和「貨幣」價值的單獨作用,不過在公共論辯中,抽象的「美學價值」畢竟需要與「數據」並肩作戰。
幾年前協助編輯《溼地.石化.島嶼想像》時,曾和編者之一吳明益老師討論到,書裡收錄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教授陳吉仲老師〈八輕在彰化設廠的經濟分析〉一文的必要性,因為文中有像我這種早早放棄數學的人會下意識跳過的公式,或許不是大家都看得懂,但重點是他「用了另一種有別於文字魔術的『魔術』在對抗」。巧合的是,格里森-懷特也以「巫師」形容華爾街的分析師和交易員,這說明了數字/會計的兩面性──一如文字,而《記帳遊戲》就是在試圖破解巫師的障眼法。不過有些可惜的是,作者對複式簿記歷史追本溯源的介紹與她的重點論述──GDP的缺陷稍嫌缺乏連繫及不成比例,就相同主題而言,拉吉.帕特爾《價格戰爭》更深入核心,愛特伍《債與償》的敘述更具故事性,二書都值得一讀。
(註)語出吳明益老師〈別去質疑他人對自己生活的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