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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形外科之父-《開膛史》

時報出版_96
・2013/05/16 ・2385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SR值 496 ・六年級

接受心臟外科手術後的病患,有些會因為發生併發症,接受其他外科醫師的診治。

例如有人因為腸子阻塞不通,甚至是腸胃出血,需要消化系統的醫師開腸剖肚;也有人移除不了呼吸器,到最後得拜託胸腔外科或耳鼻喉科醫師,為他們實施「氣管切開」的置管手術;更有病患在心臟手術後昏迷不醒,最後發現是腦出血,要商請神經外科為他們做「開顱術」清除血塊,避免腦組織受到壓迫而壞死……。

上述的併發症雖然林林總總,但會診的外科醫師都脫不了「見招拆招」的模式,把眼前的問題解決了即可,不需要去思索當次手術的「配套措施」。但是,有一個科別和心臟外科合作時,和上述的醫師不一樣,除了要「實用」以外,還必須兼顧「美觀」,那就是整型外科醫師。

由於大部分的開心手術是將胸骨用電鋸打開,才能看清楚整個心臟,然後再施行手術。所以要是術後傷口有感染,甚至於造成胸骨的「骨髓炎」的話,常常會使得胸前有大片組織缺損,情況嚴重到傷口關不起來時,就需要整型外科醫師的幫忙,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考驗下,他們就必須利用胸大肌、腹膜或者是大腿的皮瓣,巧妙的將傷口關起來,並且還要想辦法,讓提供給傷口組織的地方,外表看起來跟沒什麼大事發生一樣。這樣的功力,讓身為心臟外科醫師的我不得不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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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型外科的英文名稱叫“Plastic and Reconstruction Surgery”,翻譯後應該叫做「整型與重建外科」。但臺灣有太多醫美診所的影響,一般人對整型外科的印象大多停留在割雙眼皮、隆鼻、隆乳、打脈衝光等等讓人看起來「美觀」的處置上,而不知植皮、燒燙傷、脣顎裂修補、變性手術、接斷指等等更複雜的手術,都需要學有專精的整型外科醫師介入。

整型外科中的“plastic”是從希臘字“plastike”演變而來,是「模鑄」或「鑄造」的意思,“plastic surgery”雖然是十九世紀的德國外科醫師格拉斐(Karl Ferdinand von Graefe)所創的字眼,但在希臘羅馬時代,以「整型」為概念的外科處置早已風靡一時。

根據文獻記載,當時的人偏好兩種手術:一種是去除背上的疤,一種是把孩提時期被割去的包皮「補回來」。

背上有疤,看在羅馬人眼裡,會覺得是種恥辱,因為這在當時會被認為可能是在戰場上心生恐懼,轉身拔腿向後逃,背上被敵軍殺傷而造成。另有一說是被敵軍俘虜後嚴刑拷打,背後遭鞭笞所留下來的。因此,背上有疤的人會找外科醫師處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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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有關包皮的手術就更有趣了。在古希臘羅馬時代,包皮是男性高貴的象徵,是不可以輕易割掉的。據說在那個時代舉行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不論是參觀者或比賽者,都必須裸體參加,女性是不被允許入場觀賞的。當時男人出場時,如果龜頭露了出來是不神聖的行為,所以所有男人都必須有包皮,如果包皮過短,則會將包皮往前拉,並且用線綁起來。

如果有人包皮過短,抑或是包皮在小時候被割了,外科醫師就要想辦法幫求助者「生」出來。這件事在羅馬帝國時代早期的百科全書作者塞蘇斯(Celsus)的筆下記錄了下來,只可惜沒有把方法流傳後世。

不過,雖然說希臘羅馬時代就有整型手術,但公認整型手術的開端是在西元前六世紀的印度,蘇許魯塔(Sushruta)醫師所施行的「鼻整型手術」。因為古印度對於「通姦」的刑罰就是削去鼻子,所以造就了此一手術的出現。

蘇許魯塔醫師那時候是在古印度大城瓦拉納西(Varanasi)行醫,聰明的他利用額頭的皮膚移位,巧妙地包覆住被削去的鼻子,幫患者重新整修出新的鼻子。他把這樣的方法詳細記錄在他寫的一本書Sushruta Samhita裡,曾經被翻譯成阿拉伯文,傳到阿拉伯世界,不過沒有流傳到歐洲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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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七九四年,一位署名B.L.的作者,將上述的方法翻譯成英文,發表在《紳士雜誌》(The Gentleman’s Magazine)裡面,雖然沒有造成大轟動,卻也引起一位英國外科醫師卡普(Joseph Constantine Carpue)的重視。結果他隻身到印度,花了二十年的時間學習蘇許魯塔醫師的方法,並且將這個方法改良,再帶回歐洲。

一八一五年,卡普醫師首度將他的方法在歐洲施行,做了第一例的「鼻整型手術」,但是大家似乎有意無意忘記了原創的作者蘇許魯塔,而把這個方法叫作「卡普氏手術」(Carpue’s operation)。

不過歐洲的醫師也不是省油的燈。在文藝復興時期,當時梅毒盛行,有人因為受到感染而使得鼻子腐爛變形,義大利的外科醫師塔利亞科齊(Gasparo Tagliacozzi)突發奇想,用病人的上臂重建鼻子。方法是把病人的手高舉,固定在病人的頭上,然後將鼻子縫在病人的上臂內側,等到鼻子和上臂長在一起後,再把上臂供給鼻子的組織削下來,最後手、鼻分離,將上臂的傷口縫起來,再將有了新組織的鼻子修成一定形狀。

這位十六世紀的外科醫師塔利亞科齊,被某些人尊奉為「現代整型外科之父」,但是他製作的鼻子並不牢靠,病人如果擤鼻涕太用力,可能鼻子就掉了;加以當時教會力量強大,認為梅毒這個花柳病是來自上帝的懲罰,所以塔利亞科齊醫師的「鼻子整型術」並沒有風行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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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了幾個有關整型外科的歷史故事,但都只是皮毛而已,因為整型外科的範圍很廣,任何一個小手術,都可以在文獻裡找到其發展的軌跡,如果全部寫下來,應該可以寫成一部書。但不容否認,今日整型外科能有系統的發展,還是拜兩次世界大戰之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倫敦工作的紐西蘭耳鼻喉科醫師吉里斯(Harold Gillies),開始對在戰爭中顏面受損的士官兵治療,由於成效不錯,更讓他所訓練出來的卡桑基安(Varaztad Kazanjian)與布雷爾(Vilray Papin Blair)兩位醫師,被聘請到美國,為有相同問題的美國士官兵服務,於是各國也紛紛仿效,在醫院成立相關的部門處理這些病患。

第二次世界大戰,有英國皇家空軍的機組員在作戰中發生嚴重的燒燙傷,吉里斯的學生兼外甥麥欽道(Archibald McIndoe)接續了他的工作,連帶使得燒燙傷也加入了整型外科的範圍。

如今的整型外科處理的疾病已是琳琅滿目,多到連我也無法記住所有的項目,他們的功力實在令人佩服。但可惜的是,充斥在各個交通要衝的醫美診所廣告,讓許多民眾已經忘記整型外科醫師的能耐,以為他們似乎只會這些雕蟲小技而已,實在是讓人很想為他們打抱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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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開膛史》,作者蘇上豪,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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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包括文學、人文社科、商業、生活、科普、漫畫、趨勢、心理勵志等,活躍於書市中,累積出版品五千多種,獲得國內外專家讀者、各種獎項的肯定,打造出無數的暢銷傳奇及和重量級作者,在台灣引爆一波波的閱讀議題及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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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識故事系列:從下呼吸道取出的矽膠
胡中行_96
・2023/07/31 ・2335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這次來醫院的目的,是更換並固定新的侵入性呼吸器材,計劃相當簡單:事前禁食,全程無麻醉,不用住院,做完直接回家。不過,當天程序走到一半,13 歲的德國男孩就過世了。[1]

氣管造口術。圖1/U.S. National Heart Lung and Blood Institute (NIH) on Wikimedia Commons(Public Domain)

氣管造口術

男孩患有原因不明的嚴重先天性神經疾病。[1]大概是食物或液體動不動就落進下呼吸道,他時常感染吸入性肺炎(aspiration pneumonia),[1, 2]因此曾接受氣管造口術(tracheostomy;簡稱氣切)(圖 1):在脖子前方開一個永久性的孔洞,置入氣切管,並連接正壓呼吸器[1]這個氣管造口便於抽清下呼吸道,以維持暢通;[3]但是多年下來形狀走樣,開過數次刀,換了各種氣切管,都無法穩固裝置。不僅空氣外漏,氣切管的充氣氣囊(圖 2),也總是在呼吸器運作時滑出來。於是,男孩的醫師群決定執行氣管造口矯正術(tracheostomal epithesis),把氣切管跟氣管造口之間的縫隙封起來。[1]

氣切管:充氣氣囊(箭頭)及測風球(三角形)。圖2/參考資料1,Figure 1(CC BY 4.0)

氣管造口矯正術

氣管造口矯正術開始,兒童胸腔科醫師拿起新的氣切管,先測試充氣氣囊是否功能正常,再將氣切管從男童的氣管造口插入。以支氣管鏡確認其位置無誤後,拔除呼吸器。然後灌飽氣切管的充氣氣囊,以防止男童吸入異物;同時仍露在體外,用來顯示氣囊狀況的測風球,也相當飽滿。男孩平常能在無呼吸器的情況下,撐好幾個小時,所以及至此刻他的生命徵象依然穩定。[1]

混合槍。圖3/參考資料1,Figure 3(CC BY 4.0)

假體製作師把混合槍(圖3)的前端,伸入氣管造口,從新的氣切管旁,灌注橙色的矽膠印模材料,精確複製周邊組織的構造,好在稍後翻模塑形,填補氣切管跟氣管造口間的空隙。在進行此步驟時,假體製作師發覺矽膠用量異常地大。開始灌注的 60 秒後,男孩的血氧飽和濃度劇降,臉色發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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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動作立刻停止。原本在灌注完成後,要透過氣管鏡,檢查有無矽膠跑進氣管或支氣管。現在兒童胸腔科醫師,以及陸續加入搶救的兒童加護科、兒童腸胃科和耳鼻喉科醫師,只管拼命地把矽膠抽出來,還有進行人工呼吸。他們拔出氣切管,再插入一支新的,然後從支氣管鏡看到矽膠的堆積,遠超過計劃範圍。趕緊給男童上了麻醉劑,推去手術室。[1]

醫療團隊於喉頭鏡支氣管鏡的輔助下,繼續清除矽膠,並且幫他接上體外維生系統(ECMO;又稱葉克膜)。在經過數次努力後,終於從下呼吸道,取出一根 Y 字型的矽膠(圖4)。遺憾 2 小時的搶救下來,男孩仍然回天乏術。[1]

從男孩下呼吸道取出的矽膠。圖4/參考資料1,Figure 6(CC BY 4.0)

鑑識證據

隔天,法醫仔細檢驗這具 140 公分高,28 公斤重的屍體,與死亡相關的發現,包括:取出的矽膠,跟氣管下半部、主支氣管和肺節支氣管完全吻合照片);肺水腫(pulmonary oedema);急性肺氣腫(acute emphysema);以及肋膜下的瘀點(petechiae)等。另外,假體製作師拿的混合槍,容量為 50 毫升;而從男孩體內取出的矽膠(圖 4),約有 43 毫升。至於出事時用的那支氣切管,充氣氣囊與測風球的功能都正常。[1]

法醫確定男孩死於矽膠阻塞下呼吸道,所造成的窒息[1]但是,應該不能超過充氣氣囊頂端的矽膠,究竟是怎麼搞得到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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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肇因

2022 年於期刊上發表此個案報告的作者,推測矽膠有可能在這些情況下,流出預定範圍:[1]

  1. 充氣氣囊沒灌飽。[1]
  2. 充氣氣囊移位。[1]
  3. 灌注矽膠的壓力,擠壓氣管壁,而產生流竄的通道。[1]
  4. 灌注矽膠的壓力,大過充氣氣囊防堵的阻力。[1]
  5. 以上假設的各種組合。[1]

責任歸屬

調查完畢後,檢察單位認為:[1]

  1. 此氣管造口矯正術是必要的醫療行為,而且事前有簽署同意書。[1]
  2. 2016 年事件發生時,當地沒有氣管造口矯正術的官方準則。直到隔年,德國聯邦假體製作師協會(Deutscher Bundesverband der Epithetiker)增修指南,才涵蓋氣切造口等開放性傷口的印模。[1]換句話說,當時缺乏判定作法是否正確的標準。
  3. 該假體製作師受過所有相關訓練,具專業認證,而且過去 15 年,執行逾百次氣管造口矯正術。[1]
  4. 基於個體差異,無法估計矽膠的正確用量。[1]
  5. 醫療團隊有即時發現問題,並馬上以適切的方式急救。[1]

綜合以上,檢方以嫌疑不足結案。報導此事件的論文作者,則提出了幾項建議:首先,在氣管造口矯正術的過程中,最好同步使用氣管支氣管鏡,別等事後才檢查有無異狀。如此便能在問題發生的當下,迅速停止動作。再來,充氣的時候,若有氣囊壓力計(圖 5),灌飽與否就不會僅是憑感覺。最後,專業指南必須詳述操作步驟、所需的人員和技術,以及安全須知。[1]

1 號為氣囊壓力計。圖 5/Kriege M, Alflen C, Eisel J, et al. (2017) ‘Evaluation of the optimal cuff volume and cuff pressure of the revised laryngeal tube “LTS-D” in surgical patients’. BMC Anesthesiology, 17, 19.(CC BY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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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Wittschieber D, Schulz R, Schmidt PF. (2022) ‘A safe procedure? The unusual case of a fatal airway obstruction by silicone during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a tracheostomal epithesis in a 13-year-old bo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gal Medicine, 136, 373–380.
  2. Vomiting’. (JUN 2021) Healthdirect Australia.
  3. Ueha R, Magdayao RB, Koyama M, et al. (2023) ‘Aspiration prevention surgeries: a review’. Respiratory Research, 2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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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中行_96
169 篇文章 ・ 65 位粉絲
曾任澳洲臨床試驗研究護理師,以及臺、澳劇場工作者。 西澳大學護理碩士、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士(主修編劇)。邀稿請洽臉書「荒誕遊牧」,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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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個案系列:腦袋槍傷,笑話成章
胡中行_96
・2023/06/01 ・1856字 ・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有「聲音」指使他自殺,但警察已經趕赴現場。這名浸信會牧師朝警方開火,被回擊數槍,傷及頭部。他沒死,右眼失明,患上癲癇,因殺人未遂,服刑 23 年。腦傷康復後,牧師內心充滿喜樂,憂鬱症不藥而癒。[1]

非當事人。圖/Sander Sammy on Unsplash

冷笑話

「是『盡興』,而非『浸信』,因為我是暢所欲言,口沒遮攔的教徒。」多年後,已經 63 歲的牧師,向大洛杉磯榮民醫療體系(V.A. Greater Los Angeles Healthcare System)的團隊自我介紹。嘻皮笑臉的他,在診療過程中,狂玩文字遊戲。應醫療人員要求,牧師多少能暫時節制,不然診間就會充斥:「要不要聽個骯髒的笑料?…有匹白馬栽進泥沼。」這種冷笑話。[1]

牧師在紙本的認知量表上,畫了張吐舌頭的嘴;做神經檢查時,一會兒擊床,一會兒敲頭;考驗短期記憶的提示為「某種花」,他卻回答:「我是一朵綻放的笨蛋,竟然記不得答案。」語畢,笑開懷。總之,牧師對任何事物,都無法嚴肅以待;但是必要的檢測還是一項一項來。[1]

腦部傷害

槍傷後,牧師接受過開顱手術(craniotomy)。外觀上,他的頭部凹陷;右邊的臉頰麻痺、眼球凸出、眼瞼下垂。電腦斷層(CT)與核磁共振(MRI)的影像,顯示其右額葉(frontal lobe)、右前顳葉(temporal lobe)及左眼眶額葉皮質(orbitofrontal cortex)大範圍缺損病變;而從氟化去氧葡萄糖正子造影(FDG-PET),則可見這些區域的代謝低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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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葉(藍色)與顳葉(綠色)的位置。圖/Henry Vandyke Carter on Wikimedia Commons(Public Domain)
本案牧師的腦部醫療影像:a. 電腦斷層;b. 核磁共振;c. 氟化去氧葡萄糖正子造影。圖/參考資料1,Figure 1(CC BY 4.0)

他唸過大學,病前智商估計約為 115。現在記憶力差,某些執行能力也受到影響。牧師與人互動時,雖然口語、表情和眼神接觸等都正常,但心情總是有點太好,思考跳躍又不時回頭搞笑。另外,在病識感方面,他似乎沒發現自己的記憶問題,只曉得有嚴重的認知缺陷。[1]

測試及量表

醫療團隊為牧師做了多項測試,並請他填寫量表。其中的幾個例子,如下:

  1. 笑話和故事完成測驗(Joke and Story Completion Test):此為總共16題的幽默感測驗,每題有4個笑點,僅1個為正確選項。牧師迅速作答,樂在其中,並拿滿分。之後團隊又額外出題,結果更加肯定了他的能力。[1]
  2. 面部表情辨識(Ekman and Friesen facial emotions):6張影像上的人臉,各有不同表情,受試者得講出他們的情緒。以下是牧師的反應:1. 驚訝:「驚訝。」2. 生氣:「這是謀殺,臉上寫著『我會幹掉你』。」3. 噁心:「超級噁心。」4. 開心:「有人說了個逗趣的笑話,而且他太太正好不在身旁。」5. 哀傷:「哀傷的臉龐。我得繼續下去嗎?」6. 恐懼:「那隻動物是不是要咬我?」[1]
  3. Sally和Anne測驗(Sally and Anne Task):設定的情境中,Sally帶來的娃娃,在她不注意時,被Anne移動了。受測者必須指出Sally該去哪裡找它。這題牧師回答正確。[1]
  4. 提示測驗(Hinting Task):一共10則故事,每則有2名角色,其一會給出明顯提示,受測者得解釋該角色的意思。滿分20,牧師得到16分,略低於正常值18.03 ± 1.39。[1]
  5. 主觀快樂量表(Subjective Happiness Scale):受測者為自己快樂的程度打分數,總共4題,每題最高7分。牧師自評滿分28,並且表示「我很滿足」,「我得幫鞋子加重,以免(開心到)飄起來」,還有「你永遠不會見到我處於悲慘的情況」。[1]

額葉與幽默感

笑話的關鍵在於預期跟所獲訊息之間的落差;而幽默感是以認知功能理解笑點,並由神經回饋享受愉悅。腦部的額葉等區域,負責偵測和解決不協調的資訊。左、右額葉分別傾向處理簡單與複雜的趣味。當額葉理解了看似令人困惑的內容,並賦予它解釋,便會透過腦部的某些區塊,[註]觸發聽懂笑話的快樂。此外,左額葉紋狀體迴路(left frontostriatal circuits)有調節心情的功能,受損後可能無法抑制正向情緒。在期刊上分享此個案的作者,因此認定額葉等處的腦部病灶,正是牧師性情轉變的肇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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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腹側紋狀體(ventral striatum)、依核(nucleus accumbens)、前扣帶迴(anterior cingulate gyrus)、後腦島(posterior insula)和額葉等,都與感受歡樂有關。[1]

參考資料

  1. Mendez MF, Parand L. (2020) ‘Positive Emotions from Brain Injury: The Emergence of Mirth and Happiness’. Case Reports in Psychiatry, 5702578.
胡中行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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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併發症雖然林林總總,但會診的外科醫師都脫不了「見招拆招」的模式,把眼前的問題解決了即可,不需要去思索當次手術的「配套措施」。但是,有一個科別和心臟外科合作時,和上述的醫師不一樣,除了要「實用」以外,還必須兼顧「美觀」,那就是整型外科醫師。

由於大部分的開心手術是將胸骨用電鋸打開,才能看清楚整個心臟,然後再施行手術。所以要是術後傷口有感染,甚至於造成胸骨的「骨髓炎」的話,常常會使得胸前有大片組織缺損,情況嚴重到傷口關不起來時,就需要整型外科醫師的幫忙,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考驗下,他們就必須利用胸大肌、腹膜或者是大腿的皮瓣,巧妙的將傷口關起來,並且還要想辦法,讓提供給傷口組織的地方,外表看起來跟沒什麼大事發生一樣。這樣的功力,讓身為心臟外科醫師的我不得不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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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型外科中的“plastic”是從希臘字“plastike”演變而來,是「模鑄」或「鑄造」的意思,“plastic surgery”雖然是十九世紀的德國外科醫師格拉斐(Karl Ferdinand von Graefe)所創的字眼,但在希臘羅馬時代,以「整型」為概念的外科處置早已風靡一時。

根據文獻記載,當時的人偏好兩種手術:一種是去除背上的疤,一種是把孩提時期被割去的包皮「補回來」。

背上有疤,看在羅馬人眼裡,會覺得是種恥辱,因為這在當時會被認為可能是在戰場上心生恐懼,轉身拔腿向後逃,背上被敵軍殺傷而造成。另有一說是被敵軍俘虜後嚴刑拷打,背後遭鞭笞所留下來的。因此,背上有疤的人會找外科醫師處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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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有關包皮的手術就更有趣了。在古希臘羅馬時代,包皮是男性高貴的象徵,是不可以輕易割掉的。據說在那個時代舉行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不論是參觀者或比賽者,都必須裸體參加,女性是不被允許入場觀賞的。當時男人出場時,如果龜頭露了出來是不神聖的行為,所以所有男人都必須有包皮,如果包皮過短,則會將包皮往前拉,並且用線綁起來。

如果有人包皮過短,抑或是包皮在小時候被割了,外科醫師就要想辦法幫求助者「生」出來。這件事在羅馬帝國時代早期的百科全書作者塞蘇斯(Celsus)的筆下記錄了下來,只可惜沒有把方法流傳後世。

不過,雖然說希臘羅馬時代就有整型手術,但公認整型手術的開端是在西元前六世紀的印度,蘇許魯塔(Sushruta)醫師所施行的「鼻整型手術」。因為古印度對於「通姦」的刑罰就是削去鼻子,所以造就了此一手術的出現。

蘇許魯塔醫師那時候是在古印度大城瓦拉納西(Varanasi)行醫,聰明的他利用額頭的皮膚移位,巧妙地包覆住被削去的鼻子,幫患者重新整修出新的鼻子。他把這樣的方法詳細記錄在他寫的一本書Sushruta Samhita裡,曾經被翻譯成阿拉伯文,傳到阿拉伯世界,不過沒有流傳到歐洲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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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七九四年,一位署名B.L.的作者,將上述的方法翻譯成英文,發表在《紳士雜誌》(The Gentleman’s Magazine)裡面,雖然沒有造成大轟動,卻也引起一位英國外科醫師卡普(Joseph Constantine Carpue)的重視。結果他隻身到印度,花了二十年的時間學習蘇許魯塔醫師的方法,並且將這個方法改良,再帶回歐洲。

一八一五年,卡普醫師首度將他的方法在歐洲施行,做了第一例的「鼻整型手術」,但是大家似乎有意無意忘記了原創的作者蘇許魯塔,而把這個方法叫作「卡普氏手術」(Carpue’s operation)。

不過歐洲的醫師也不是省油的燈。在文藝復興時期,當時梅毒盛行,有人因為受到感染而使得鼻子腐爛變形,義大利的外科醫師塔利亞科齊(Gasparo Tagliacozzi)突發奇想,用病人的上臂重建鼻子。方法是把病人的手高舉,固定在病人的頭上,然後將鼻子縫在病人的上臂內側,等到鼻子和上臂長在一起後,再把上臂供給鼻子的組織削下來,最後手、鼻分離,將上臂的傷口縫起來,再將有了新組織的鼻子修成一定形狀。

這位十六世紀的外科醫師塔利亞科齊,被某些人尊奉為「現代整型外科之父」,但是他製作的鼻子並不牢靠,病人如果擤鼻涕太用力,可能鼻子就掉了;加以當時教會力量強大,認為梅毒這個花柳病是來自上帝的懲罰,所以塔利亞科齊醫師的「鼻子整型術」並沒有風行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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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了幾個有關整型外科的歷史故事,但都只是皮毛而已,因為整型外科的範圍很廣,任何一個小手術,都可以在文獻裡找到其發展的軌跡,如果全部寫下來,應該可以寫成一部書。但不容否認,今日整型外科能有系統的發展,還是拜兩次世界大戰之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倫敦工作的紐西蘭耳鼻喉科醫師吉里斯(Harold Gillies),開始對在戰爭中顏面受損的士官兵治療,由於成效不錯,更讓他所訓練出來的卡桑基安(Varaztad Kazanjian)與布雷爾(Vilray Papin Blair)兩位醫師,被聘請到美國,為有相同問題的美國士官兵服務,於是各國也紛紛仿效,在醫院成立相關的部門處理這些病患。

第二次世界大戰,有英國皇家空軍的機組員在作戰中發生嚴重的燒燙傷,吉里斯的學生兼外甥麥欽道(Archibald McIndoe)接續了他的工作,連帶使得燒燙傷也加入了整型外科的範圍。

如今的整型外科處理的疾病已是琳琅滿目,多到連我也無法記住所有的項目,他們的功力實在令人佩服。但可惜的是,充斥在各個交通要衝的醫美診所廣告,讓許多民眾已經忘記整型外科醫師的能耐,以為他們似乎只會這些雕蟲小技而已,實在是讓人很想為他們打抱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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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識故事系列:娛樂性用藥「六角楓葉」 2C-B 的危險
胡中行_96
・2022/11/03 ・2146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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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早,完全昏迷的 18 歲男子,被發現倒在家中。1 小時之後,救護車將他送達北荷蘭省的西北醫院(Noordwest Ziekenhuisgroep)。[1]

荷蘭救護車。圖/Dickelbers on 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4.0)

男子發燒,牙關緊閉,心跳飛快,血壓偏高,呼吸急促又阻塞,血氧得靠每分鐘 15 公升的氧氣維持,而且瞳孔放大,雙邊尺寸不等,但對光仍有反應。抵達急診室前,急救人員就已經施予鎮靜兼抗癲癇藥物(benzodiazepines)。然而他現在強直型癲癇(tonic seizures)發作,肌肉僵硬之餘,還尿失禁,口腔中有血液。醫護人員趕緊經由靜脈,給他另一種抗癲癇藥物(levetiracetam),隨後追加鎮靜劑,再為他插管。[1]

荷蘭西北醫院。圖/Jarkeld on 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3.0 NL)

驗血的結果顯示,他有急性腎損傷(acute kidney injury)或白血球增多症(leucocytosis/leukocytosis)的徵兆(CK >10,000 IU/L);與心臟和肝功能相關的指數異常;還有因呼吸問題引起的代謝性酸中毒(metabolic acidosis)。從腦部電腦斷層掃描,則可見輕微的腦水腫(cerebral oedema)。由於無法排除腦膜炎(meningitis)的可能,醫療團隊決定先投以類固醇(dexamethasone)及抗生素(ceftriaxone 和amoxicillin)。從急診轉至加護病房後,醫護人員又針對他橫紋肌溶解(rhabdomyolysis)的症狀,一邊吊點滴補充水份,一邊用利尿劑促進排尿。[1]把從肌肉分解出來的蛋白質與電解質沖出體外,以避免心臟和腎臟受到傷害。[2]

原本沒什麼顯著病史的男子,為何會有如此複雜的生理問題?根據友人的說法,他平時喜歡抽大麻和嗑LSD(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且有飲酒的習慣。他們猜測男子前晚大概使用了某種娛樂性藥物。[1]

隔日,男子的腦部核磁共振顯示細胞毒性水腫(cytotoxic oedema),癲癇不時發作,體溫更往上升。入院第 5 天,腦水腫惡化成腦疝脫(cerebral herniation)。[1]面對這種腦內組織異位的生命威脅,[3]醫療團隊先是採用滲透療法(osmotherapy),[1]用藥物提高血漿的滲透壓,將水份引導至血管內。[4]然而,終究還是得執行開顱術(craniectomy),來降低腦壓。到了第 11 天,男子接受氣管切開術(簡稱「氣切」;tracheostomy),以穩定呼吸。他的神經功能,則要到第 25 天轉至神經科病房時,才有些微好轉。不過,男子就是在出院 1 年後,意識狀態的恢復也依然相當有限(PALOC 5/8),[1]大概僅能對特定刺激,做出本能的行為或情緒反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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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男子進入加護病房的那一刻起,醫療團隊就不斷努力地從血液與尿液檢體,分析到底是什麼毒品,能把他搞得這般悽慘。他們花了數天,排除所有想得到的物質。最後從警方由藥頭那裏取得的樣本,以及男子的血液,比對鑑識資料庫中的 830 種化合物,終於驗出是合成毒品(designer drug)──「2C-B」。[1]

2C-B 的化學結構。圖/參考資料1,Figure 1(CC BY 4.0)
粉狀的 2C-B。圖/Psychonaught on Wikimedia Commons(Public Domain)

2C- B於 1974 年首度問世,是一種苯乙胺(phenethylamine)化合物。口服約 10 至 30 毫克後,30 到 75分鐘內,藥效便開始作用,並持續 4 至 8 小時。低劑量會增強視覺、聽覺和觸覺感受;高劑量則導致幻覺。嚴重時,可能產生癲癇、腦水腫,以及血清素症候群(serotonin syndrome)。最後一項的症狀,包含盜汗、體溫過高、心跳太快、瞳孔擴張、牙關緊閉、意識不清,還有下肢反射亢進等。本文中的男子,剛入院時幾乎囊括了以上所有項目。[1]

製成藥片的2C-B。圖/Dominic Milton Trott on Flickr(CC BY 2.0)

2C-B 在臺灣的俗名叫做「六角楓葉」,常見於酒館和俱樂部。[6]雖然不是每個使用者,都會病得一塌糊塗,但是為了保障大眾健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將其列為第三級毒品。無論是持有、施用或是販賣 2C-B,都要負刑責。[7]奉勸大家,千萬不要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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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追尋自我消亡的危險:LSD將我兒子的潛力吸食殆盡

鑑識故事系列:吃錯藥,才自殺?

參考資料

  1. Spoelder AS, Louwerens JKG, Krens SD, et al. (2019) ‘Unexpected Serotonin Syndrome, Epileptic Seizures, and Cerebral Edema Following 2,5-dimethoxy-4-bromophenethylamine Ingestion’.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64(6):1950-1952.
  2. Rhabdomyolysis. (22 APR 2019)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3. Riveros Gilardi B, Muñoz López JI, Hernández Villegas AC, et al. (2019) ‘Types of Cerebral Herniation and Their Imaging Features’. RadioGraphics, 39 (6): 1598-1610.
  4. Freeman N, Welbourne J. (2018) ‘Osmotherapy: science and evidence-based practice’. BJA Education, 18 (9): 284-290.
  5. Eilander H, Van Erp W, Driessen D, et al. (2022). ‘Post-Acute Level Of Consciousness scale revised (PALOC-sr): Adaptation of a scale for classifying the level of consciousness in patients with a prolonged disorder of consciousness’. Brain Impairment, 1-6.
  6. 王勝盟、賴欣宜、魏志嶽、黃偉城(2011)〈層析技術結合質譜法在新興濫用藥物分析之應用〉《科儀新知》第三十三卷第四期
  7.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全國法規資料庫(Accessed on 21 OCT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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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中行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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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澳洲臨床試驗研究護理師,以及臺、澳劇場工作者。 西澳大學護理碩士、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士(主修編劇)。邀稿請洽臉書「荒誕遊牧」,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