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較不擅長多工作業?

編按：青春期是人體變化最劇烈的時期，除了身體上的「第二性徵」開始發育蠢動外，身體內的賀爾蒙也開始活躍流竄，讓你在課堂間、捷運上，都時不時對他人陷入「可以色色」與「不可以色色」的理智與慾望的拉鋸戰……。你是未滿18歲的青少男女嗎？是否對該如何理解「性」感到迷惘？這次《談性先修班》專題，以「未滿 18 歲可以看」的初衷製作系列文章，邀請各位讀者認識那些「能看A片前，你要知道的性知識」！

經常會聽到「男人用下半身思考」這樣的描述，為了探明真相，我找到一篇 2019 年的研究，內容提到勃起會降低「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s）^[1]。

勃起時真的比較衝動？

「執行功能」是人們為了達成特定目標，會在認知過程中「監控」自己行為的能力，包含基本的注意力控制、認知抑制、反應抑制、工作記憶…等，以及多種能力共同運用的計畫或推理能力。

而「執行功能」也並非是無限的，一位男性為了抵抗自己的勃起，必須集中精神告訴自己不要勃起，當下其他事情都不能做也不能想。因此，研究者假設「當男生企圖抑制性喚起（勃起）的時候，執行功能會被用在抑制上，此時因執行功能匱乏，會更容易做出衝動行為。」

實驗設計分為要求抑制自己勃起的「抑制組」，與做自己好自在的「喚醒組」。在看 A 片的前後，測量受試者的執行功能能力，並比較前後測與組間差異。為確保所有受試者在看 A 片的時候都有感受到「性」奮，每位受測者在看 A 片期間，皆使用陰莖體積描記器（Penile plethysmography）監測性喚起的程度。

實驗結果卻發現，做自己好自在的「喚醒組」在後測的執行功能表現上顯著低於前測，而「抑制組」的前後測並沒有顯著差異。不精確的說法就是，如果男生放任自己勃起，更容易做出衝動行為。（也就是說不受控制的原因就是當初根本沒想控制）

身為直男的我，對於實驗結果不感意外，但文中提到的「陰莖體積描記器」，卻引起了我的好奇，到底是什麼神奇道具，可以監測性喚起？

看起來像飛機杯的陰莖體積描記器

陰莖體積描記器（Penile plethysmography）是藉由偵測陰莖勃起程度，確認男性性喚起的器材，該器材的結構如下所示：

基本上就是一個中間沒有矽膠鑄模，但開口非常貼合的飛機杯，唯一的差別是 3 號零件能偵測陰莖勃起的狀況，其工作原理一般可分為兩類：

1. 測量空氣被擠出柱狀玻璃的量，用於勃起幅度較小的情況
2. 測量具有彈性的橡膠環的形變量，用於正常勃起的情況

目前，在確認是否患有勃起功能障礙（Erectile dysfunction，俗稱陽痿）的檢測上，有另一種用來測量夜間陰莖勃起（Nocturnal penile tumescence，俗稱晨勃）的儀器，裝置如下所示：

看看這個設計，不只看起來比較舒服，也能有效偵測到勃起程度，這讓我不禁懷疑前面提到的「陰莖體積描記器」，有必要做得這麼複雜嗎？

為排除反射性勃起，必須將它包起來

在討論兩者設計的差異之前，我們必須先認識一下勃起的不同種類：

1. 反射性勃起：藉由物理方式刺激陰莖神經末梢產生勃起
2. 心因性勃起：藉由其他感官刺激或性幻想產生勃起
3. 自發性勃起：無意識的勃起，像是晨勃。

看到這邊，我想你應該有了點眉目，晨勃測量只確認「使用者是否有勃起功能障礙」，而「陰莖體積描記器」是要確認「男性性喚起的程度」，也就是「只測量心因性勃起」，所以為了避免反射性勃起，必須把陰莖包起來排除其他勃起的可能性。

陰莖體積描記器的發明者——庫特·弗雷德

庫特．佛雷德（Kurt Freund）是一位捷克裔的加拿大醫生，在 1950 年代，捷克斯洛伐克軍方規定「同性戀者不得當兵」，這讓許多為了逃避兵役的人，選擇謊報自己的性傾向，而軍方為了避免這類逃兵事件發生，邀請佛雷德設計一套可以辨別同性戀的儀器，而他發明的這套儀器正是「陰莖體積描記器」。

於此同時，佛雷德也在研究治療同性戀的方法，在當時，同性戀還是一種精神障礙，學界認為同性戀是恐懼或厭惡與異性相處所造成的。

毫無作用的同性戀治療

佛雷德來找了四十七位男同性戀者測試他主張的轉化療法，在療程中，他一面強調同性性交好壞壞，一面說異性好棒棒，並用了一些現在看來過於激烈的手段來強化刺激，例如在提及同性性交時，會使用藥品製造反胃來進行負回饋。

然而，這一系列療程並沒有轉變男同性戀者的性傾向，有一半的患者沒有任何改變，剩下的人有部分在數周後重新與同性發生性關係，當然，還是有人最終娶了老婆、生了小孩，成為「表面上的異性戀」。

為什麼說是「表面上的異性戀」？即便這些接受治療的同性戀者，在異性伴侶的生活中與異性戀者無異，但對同性的慾望仍超越了對異性的慾望。

經歷治療研究失敗後，佛雷德放棄同性戀治療研究，並意識到同性戀在社會與法律上的困境，他於 1957 年開始在捷克斯洛伐克提倡同性戀除罪化，1961 年捷克斯洛伐克將成年人的同性性交合法化。之後，佛雷德致力於完善「陰莖體積描記器」，並開發出診斷不同性傾向與性偏好的方法，包含戀童癖、露出癖……等。

1960 年代，同性戀的治療研究並沒有停止，這些研究者也使用佛雷德開發的「陰莖體積描記器」來測試治療效果，但這些結果，都證明了同性戀的不可變動性，以及治療法的侷限性。

接納不同性取向

1973 年，美國精神病學會決定從 DSM 中刪除同性戀，這件事情影起了多方的辯論，佛雷德也因為自己做過同性戀治療研究，被邀請在《同性戀雜誌》發表評論。1977 年，佛雷德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道歉聲明，他認為自己的治療研究是非常失敗的，他說：

「如果這些治療是有『幫助』的，那它已經『幫助』人們進入一段不能忍受，或幾乎無法忍受的婚姻中。」

佛雷德也強調，「並沒有任何治療方法能把同性戀變成異性戀」，他建議嘗試藉由社會變革消除特定的壓迫，提供同性戀者相關諮詢，接納自己的性取向，才是合理有效的方法。

隨後的幾十年間，佛雷德與「陰莖體積描記器」的相關研究，先被同性戀運動者當作負面的宣傳素材，後被專家引用當作推行同性戀正常化的科學證據。

在自我信念與事實間徘徊的科學家

本來帶著玩笑心情寫這篇文章的我，卻被「陰莖體積描記器」的故事給深深吸引。

當初佛雷德發明「陰莖體積描記器」，是為了辨識同性戀，並用於證明同性戀的性傾向是可以改變的。諷刺的是，這些研究紀錄最終卻成為了同性戀正常化的有力證據。雖然佛雷德後期沒有直接參與同性戀治療的研究，但「陰莖體積描記器」仍促成了許多同性戀治療研究。

綜觀佛雷德的研究歷程，我不確定他轉變的關鍵原因是什麼，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忠於實驗數據，隨著越多實驗數據證明同性戀性傾向是不能改變的，他也逐漸改變自己的假設，這對一位研究者來說是難得可貴的。

參考資料：

1. TSuchy, Y., Holmes, L. G., Strassberg, D. S., Gillespie, A. A., Nilssen, A. R., Niermeyer, M. A., & Huntbach, B. A. (2019). The impacts of sexual arousal and its suppression on executive functioning.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56(1), 114-126.
2. Waidzunas, T., & Epstein, S. (2015). ‘For men arousal is orientation’: Bodily truthing, technosexual scripts, and the materialization of sexualities through the phallometric test.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5(2), 187-213.
3. Shvartzman, P. (1994). The role of nocturnal penile tumescence and rigidity monitoring in the evaluation of impotence. Journal of family practice, 39(3), 279-282.
4. Ha, N. (2015). Detecting and teaching desire: phallometry, Freund, and behaviorist sexology. Osiris, 30(1), 205-227.
5. Freund, D. K. (1977). Should homosexuality arouse therapeutic concern?.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2(3), 235-240.
6. Penile plethysmography – Wikipedia
7. Nocturnal penile tumescence – Wikipedia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編輯｜劉芝吟    美術編輯｜林洵安

不論老後是否靠自己，爸媽總期待孩子離家有了一片天，仍會時不時回家探望陪伴。中研院家庭動態調查費時 20 年，追蹤台灣家庭的互動模式，東吳大學經濟系教授陶宏麟從中發現單身女兒最常探視父母。研究成果挑戰了西方經典示範論觀點，反映性別差異影響家庭互動，也預示臺灣未來可能將由大齡女子承擔較重的養老壓力。

再拚個兒子？其實女兒也很棒！

雖然重男輕女的傳統已慢慢改變，生活中依然時不時耳聞「要再拚個男生嗎？」，尤其是嫁給獨子的女性，總有那麼一絲半點肚皮得爭氣的壓力，藝人小 S 的新聞便常圍繞著「拚兒子」的話題。

生兒子究竟為什麼重要？關鍵原因之一：傳統觀念「養兒防老」，兒子被視為老後依靠的主心骨。但真的是如此？中研院家庭動態調查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PSFD）資料顯示，成年離家的子女中，單身女兒最常探視父母。

從 1999 年開始，家庭動態調查長期面訪追蹤，至今歷時 20 年，累積超過 7000 人的家庭互動資料，成為台灣本土規模最大的追蹤數據。

東吳大學經濟系教授陶宏麟運用 PSFD 和中研院「台灣社會變遷調查」數據，分析成年子女與父母的互動情形，發表研究成果「為什麼女性比男性和父母互動更頻繁？」。這篇論文正面挑戰了西方經濟學的「示範效果」理論，登上國際知名期刊《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還獲得編輯好文大推。

談起研究動機，陶宏麟直率地說：「示範效果把子女和父母的互動，描述成完全的功利式計算，這讓我蠻不以為然。」

示範效果論：父慈子孝只是家庭宮心計？

當你成年離家，有了獨立經濟能力，為什麼還會跟父母互動來往？

對台灣及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國家來說，這個問題顯得匪夷所思。兒女長大成家，帶小孩探望阿公、阿嬤，享受三代天倫之樂，不是天經地義嗎？西方學者並不這麼認為。對於成年子女與父母互動，他們一直想找出解釋的好理由。

美國學者 Cox 和 Stark 提出「示範效果」論。你對父母好、常探視，是因為想示範給小孩看，希望孩子以後也這麼對你。可以說，孝順其實是一種「長遠投資」。他們如何證明這個說法呢？證據是：美國父母更常贊助兒子買房屋。

Stark 認為，房產對婚姻生活大加分。以美國情況來看，女性離婚後通常會撫養小孩、擁有監護權，男性就難說了。換句話說，女兒婚姻美不美滿，都會因為要示範給下一代而照顧父母。可是若兒子離婚、和小孩分開，便喪失動機去維繫和父母的關係。因此，父母更積極為兒子購置房產，希望他的婚姻長長久久。

法國學者 Mitrut 和 Wolf 繼續接棒，證據是「女兒比兒子更親近父母，尤其是育有女孩的女兒」。因為女性的平均壽命較長，對老年生活有強烈危機感，所以會常帶小孩探望爸媽，默默暗示孩子：長大也要「孝順」我。一般人恐怕沒想到，爸媽贊助買房、兒女帶孫探望，背後還能繞出這麼一齣家庭宮心計！

為什麼兒女和父母間的互動有性別差異？因、為、愛（誤）

「我們關心父母，常常互動來往，難道都只是為了演給小孩看？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的動機。」陶宏麟說。

示範效果聽起來頗有既視感，接近儒家思想的「言教身教」、「耳濡目染」。然而把孝順、親近父母完全等同於目的計算，陶宏麟無法被說服。於是，他運用台灣本土的資料作分析，一方面挑戰示範效果，同時重新解釋為什麼成年女兒比兒子更親近父母。

其實沒那麼複雜，就是天性情感，affection！

女兒和父母更親密並非層層盤算，而是真情流露。陶宏麟觀察，女性的情感表達通常比男性更細膩，對別人的關懷和情緒感受也較敏感，在家庭裡常扮演情感交流的角色，把不擅長表達的「漢子」們聯繫起來。

他從神經科學和社會學尋找理論支持，以腦神經發展來看，女孩先天有較高的同理心、擅長溝通交流，經過社會化的過程，女性又普遍被鼓勵細心體貼、關懷溫暖、感情豐沛，男性則被要求競爭好勝、大膽有野心、不表露情緒，後天的養成持續強化了這些性別差異，型塑出兩性在情感表現的大不同。這種特質也反映在子女和父母的互動模式，女兒會更親近爸媽，主動付出關心、陪伴家人。

子女和父母互動頻率：單身女兒最高

西方版的示範論對上台灣版的情感論，何者更可信？調查結果揭曉。從台灣的統計數據來看，子女和父母探訪互動的頻率由高至低排序為：單身女兒、已婚兒子、單身兒子、已婚女兒。

台灣的調查結果大大挑戰示範理論，名列互動度第一的是「單身女兒」，她們沒有小孩需要明示暗示，依然常探視父母。同樣是沒有示範需求的單身組，單身女兒也比單身兒子更常和父母互動，顯然性別差異比示範論有說服力，我們會和爸媽碰面、吃飯，不只是為了演給別人看。

陶宏麟進一步解釋研究結果，已婚女兒互動度最低，也反映出台灣的傳統文化觀。以 50 歲以上的女性來說，多半仍受父權價值的束縛，婚後便以夫家為重心，常探視的可能是公公、公婆，而不是自己的爸媽。相較之下，單身女性沒有婚姻束縛，和父母的互動更親密自由。

不過，如果從第三代年齡做排比，家裡有 10 歲以下的小朋友互動度最高，這個結果符合了示範理論：年齡愈小的孩子容易被誘導，爸媽會刻意操作示範效果。陶宏麟提出反駁，他認為這同樣可以從其他角度解釋，小小孩多半黏著父母同進同出，也常需要阿公阿嬤顧孫；進入青少年階段，孩子漸漸發展出自己的生活圈和同儕活動，互動度自然降低。

雖然「情感」看不到、無法量化，但它是影響人類行為很重要的元素。

總的來說，研究成果直面挑戰西方傳統理論，甚至驚動提出「示範效果」理論的經濟學學者 Stark 親上火線來回應。但陶宏麟強調這並非否定示範意圖的存在，而是要突顯行為背後的動機是很複雜多向，不應該過度簡化。示範動機有可能存在，但情感對行為互動的影響不能被忽略。

高齡社會養老壓力誰來擔？女兒可能更重要

除了討論親子互動的原因，研究也反映出另一個關鍵議題：誰承擔了更多家庭的照顧責任？

台灣正搭上高齡社會列車，推估 8 年後，每 10 人就有 4 位是老人，每 4 人將有 1 位是 85 歲以上的超高齡老人，老齡照護的課題迫在眉睫。過去在養兒防老的思維下，父母傾向提供兒子資源，同時也將老後生活寄託在兒子身上，調查卻顯示，單身女性實際承擔的角色可能更重要。

陶宏麟表示，研究目的是討論兒女和父母的互動，因此沒有納入「媳婦」做比較。但從數據資料來看，單身女兒遠比兒子常陪伴爸媽，互動更緊密。當台灣愈來愈多女性選擇單身，不走入婚姻，這群大齡女子很可能是未來支撐「家庭養老」的重要力量，同時也默默承擔了較多的隱形壓力。她們沒有婚姻束縛，和父母關係親密，更常負起照顧、看護、陪伴老齡父母的角色。

「這不一定公平。即使女性情感上更有意願承擔照顧工作，但這不應該是特定性別的責任。」陶宏麟提醒。對照台灣男女嬰出生比例，他更語重心長地說：「我們至今仍然可以看出操弄性別的痕跡，但這些調查值得讓大家想一想，真的非得要拚個兒子嗎？」

經濟學家為什麼也會研究親子關係？經濟學關心的是什麼？

以演化的角度，大自然的生物會把所有資源集中給下一代，更有利族群繁衍。人類照顧上一代的行為是非常特殊、很社會化，這讓經濟學家好奇背後的原因。

經濟學希望去解釋人類的行為和背後動機、誘因，當我們更深入地了解，就能協助設計出更有效的政策，讓社會制度變完善。

此外，現代經濟學也不再過度依賴數學的理論模型來驗證，否則讓人感覺不食人間煙火，很像紙上解題，脫離了現實。經濟學已將心理學與腦神經科學併入，愈來愈有「人味」，注重真實的社會現象，而不是只從真空、理論式的推演，去證明某些很抽離的想像。

比如，PSFD 就透過面訪去了解人們的行為。這也是這個研究的關懷核心，希望更認識真實的生活互動狀況，當我們從供需、交換理解人類行為，也別忽略情感、情緒的重要性。」

親子互動也可能和年齡、家中排行等有關，為什麼選擇從「性別」切入？

一方面是回應 Wolf 的示範論舉證，她以性別的預期壽命差異說明「生女孩的女兒最有示範動機、互動度最高」，我想提出反駁，強調情感是關鍵動機，所以特別討論男女在情感表達上的差異。

另一方面則來自我自己的經驗觀察。我太太和我岳母通電話，一聊就是一小時，鉅細靡遺分享生活的點滴。但我自己一忙就會忘記打電話回家，講電話前還得先想好，很怕說兩句就沒話了（笑）。

觀察我妹妹和媽媽的互動也同樣很親密，沒有太多目的性，就是單純這樣做很開心，想讓彼此都更幸福。大體來說，我自己的經驗是女性有更強烈豐富的情感需求，需要多一些溝通互動，也更樂意表達感情、付出關心。

延伸閱讀

• 〈Why do women interact with their parents more than men？The demonstration effect vs. the biological effect〉,《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v51
• 家庭動態調查網站
•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原文為臺灣家庭大調查「成年子女誰最常探視父母？」數據說話：單身女兒第一名，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我們為什麼沮喪？看看各家學者怎麼說

自達爾文在紅毛猩猩和黑猩猩身上觀察到沮喪的跡象至今，行為科學界已經發展出許多與低落心情的適應價值相關的理論。有一派學者一開始就假設：

由於競爭經常會產生對峙這種危險的後果，所以心情低落有助於降低衝突。

低落的心情能藉由幫助失敗者屈服放棄，讓他們繼續生存及奮鬥下去。另一派學者強調心情低落作為一種「中止機制」的好處，並且主張，在堅持目標很可能會白費力氣或導致危險的情況下，低落的心情是一種讓人放棄嘗試的手段。

還有一派學者提出，心情低落的狀態會幫助人意識到「社會風險」，並且在他們即將遭群體排除之際，幫助他們和群體恢復連結。此外又有一派學者指出，低落的心情具有適應性，因為它讓人能夠針對自己的環境做出更精準的分析，這在面對重大困難時可能會特別有幫助。

乍看之下，同時存在這麼多理論似乎令人困惑。我們要怎麼判斷哪個理論才是正確的？其實若我們觀察得仔細一點，便會發現這些理論顯然就像是在並行軌道上行駛的火車。

每一套理論都有助於解釋低落心情得以在演化過程中保留下來的部分原因。雖然這些理論當中沒有一套是全面的，但只要將它們一字排開來檢視，我們就能開始領悟低落的心情為何會持續存在：這種狀態在許多不同情勢當中，都可能會帶來助益。

當然，有的理論很可能比其他理論還要準確。此外，光有理論也證實不了什麼。這些學者在建構能讓人信服的實例來說明低落心情的特定功能時，最大的難題之一，就是要證實理論中所推定的效益並不僅僅是一個說法而已。幸好，透過一些控管嚴謹的實驗所產生的統計數據，我們證明了理論中低落心情所具有的功能，有部分確實存在。

憂鬱現實主義：心情低落讓思緒變得更周詳

其中一個反覆受到測試的見解是，低落的心情能讓人更精準分析自己所處的環境。由心理學家琳・亞伯蘭森和蘿倫・艾洛伊進行的經典實驗將焦點著重於人感知自身環境時的準確程度，在各種試驗情境中有計畫地改變受試者真正握有的掌控能力。

不同情況下，受試者的反應（按下按鈕與否）對環境後果（綠燈亮起）的控制程度不一。有趣的是，煩躁的受試者（心情很差，並且表現出其他憂鬱的徵兆）執行這個任務的表現優於一般受試者（心情正常）。心情正常的受試者比較容易高估或低估自己對燈亮與否的掌控程度。

亞伯蘭森與艾洛伊的研究被稱為「憂鬱現實主義」（Depressive Realsim），其成果激發了其他大多很精密的實驗，證明心情低落令思考變得更周慮、更清晰的各種方式。

二〇〇七年，澳洲心理學家約瑟夫・福加斯的研究發現，人的辯證能力會因為心情受到短暫影響而改變。

心情被弄差（透過觀看十分鐘有關癌症致死的影片）的受試者針對調漲學費或澳洲原住民土地權利等標準化議題所發表的言論，比心情好的受試者更具說服力。

後續分析顯示，心情差的人較具說服力的關鍵原因在於他們的論點中含有較多具體細節。在別的實驗中，福加斯和同事證明了心情低落會帶來多種不同的好處。它會增強記憶表現、減少誤判、讓人稍微比較能看穿別人的謊言，還會促成更有效的人際互動策略，例如有求於人時的禮貌態度。

這些迥然不同的效果會集結在一起，原因似乎是壞心情――至少是常見的那種――會令人更謹慎、更存疑、也更仔細地處理從自身所處環境所得到的資訊。

心情低落是一種警訊，提醒我們避開危難

憂鬱現實主義這個極具爭議性的假說也屢遭抨擊，這並不令人意外；而學界為了找出可能觀察到這個現象的時機，也有計畫地持續投入心力。但是，「壞心情會強化認知功能」，這一點就應該會讓人停下來思考，我們說的心情「正常」到底是什麼意思。如果心情不好的人偶爾可以很準確地感知世界，那麼心情「正常」而健康的人或許就和現實有點脫節了。至少有一些資料指出，心情正常的人可能常出現正向錯覺、過度自信、無視錯誤的現象。

為情感的功能提出爭辯，可能是頗為困難的事。有一些假設性的情感功能要經過長時間才看得出來，幾乎不可能透過實驗產生明確的測試結果。以這兩個假說為例：

（一）心情低落會幫助人放棄無法達成的目標，所以（二）我們的下場會比較好，這是放手的結果。

測試這個假設性的事件鏈，需要取得相關資料、了解人在現實生活中想要達成的目標有哪些，也需要有能力評測人長期的適應狀況及幸福感。

一項針對加拿大青春期少女進行的非實驗研究做到了這點，這個研究以十九個月的時間收集到四波目標與憂鬱症之間關係的長期追蹤資料。有憂鬱症狀的少女所回報的資料顯示，她們有隨著時間逐漸放棄目標的傾向，這與第一個假說相符。在一般人的刻板印象中，無所事事的少女在房間裡聽著 iPod 生悶氣，看起來可能並不像是在重建心理健康。但其實研究結果符合假設，放棄是一種正向發展：

逐漸放棄目標的少女最後狀態比較好，後來的評估顯示她們的憂鬱程度較低。

隨著證明心情低落會帶來效益的資料愈來愈多，我們對於它不只有一種好處也不應感到訝異。適應作用具有多功能的特徵，在人體的其他部分也看得到，眼瞼就是一個例子。閉上眼睛能保護雙眼免於異物或強光傷害。每幾秒鐘眨一下眼睛，能把淚水送到角膜，保持角膜濕潤。在睡眠時保持眼瞼閉合，能保護眼睛並預防乾眼現象。眼瞼能改善健康，因為它們帶來的好處很多。

「心情低落可能具有多種功能」，與這個概念互相呼應的顯著事實，是心情低落確實會由完全不同情況引發。能夠引發低落心情的刺激包括離開群體、搬到陌生的環境、無法脫離緊繃局面、摯愛的人死去、缺乏食物來源、身體長期疼痛，以及社交挫敗等……。

人面臨危急狀況、需要謹慎評估眼前的難題之時，就是低落心情在人類身上受到充分測試的時刻。提起這種情況，我們或許會想到新郎在婚禮上被放鴿子、忠誠的員工突然遭到開除，或是父母有小孩死去。如果我們一定要找出心情低落在這些不同情境中所具有的相同功能，那就是它提供一層情緒的防護，讓人有空間停下來分析問題出在哪裡。在這個模式下，我們會停下自己手邊的事，評估狀況、吸引他人；如果有必要的話，也會改變行為。

幻想一個沒有低落心情的世界是無意義的舉動。低落的心情以某種形式存在於各種人類文化中已有成千上萬年。有個方法可以知道低落心情為何會帶來持久益處，就是仔細思考，如果我們無法感受這樣的心情，情況會是什麼樣子。

一如無法感受焦慮的動物早在很久以前就被掠食者吞下肚，我們和其他動物若是無法感受悲傷，便可能會出現草率的行為，並且重複犯下代價慘重的錯誤。身體的疼痛教會孩子避開炙熱的火爐、精神上的痛苦教會我們帶著應有的謹慎，在人生暗藏的崎嶇險境中前行。作家李・斯金格在描述他的重度憂鬱症時，用很文藝的措辭表達了前述概念：

「也許我們所謂的憂鬱症根本不是疾病，而是某種警訊，有如身體的疼痛那樣警告我們某個地方必定出了問題；也許我們該停下來好好休息，多久都可以，並且專心做那件我們沒有想過要做的事，亦即豐富我們的靈魂。」

斯金格的經驗提醒了我們，低落心情令人不快或不吸引人的那些面向並不一定要與其效益相違。心情低落的人會責怪並批判自己，不斷在腦中扭轉出錯的狀況，並且對未來悲觀。這些特徵雖然令人不自在，卻也可能很有幫助。

深刻體認已經出錯的地方並了解怎麼做會導致錯誤再度發生，可以幫助人在未來避開類似的壓力源。套句心理學家蘭多夫・尼斯簡明扼要的話，低落心情的這些特色「儘管會讓痛苦延續，卻也同時能避免大難發生。」

凡事適可而止！認知與行為的弱點可能引發自殘傾向行為

心情低落可能帶來的好處有助於解釋其持續存在的原因。但只要有任何理論宣稱某項特徵向來都很有益處及適應性，我們都應該保持存疑。心情低潮期可能會造成弱點，行為弱點（behavioral vulnerability）即是其中最顯著的弱點之一。什麼都不做也可以很危險；久而久之，持續毫無動作可能會提高被掠食者捕食的風險。機會之窗或許也會關上。

此外還有潛在的認知弱點。重度憂鬱的人有辦法產生扭曲程度相當驚人的想法，而這些想法似乎與憂鬱的現實主義完全對立。我們很難看出來人可以從「我是惡人」、「全世界的罪孽都是我犯下的」或者「我想我全身的器官不斷從裡爛到外」等錯亂的想法中得到什麼好處。

這類扭曲的想法可能會引發看似具有自殘傾向的古怪行為。弗倫克・彼得斯博士憶起一名被介紹到其精神病小組接受評估的女性。小組成員認為她急需幫助，聽到此專業見解後，這名女性承認自己需要治療，但她無法展開療程，因為付不起治療費用。 她的說法很奇怪，因為那並非實情：她的財務狀況很好。然而她因為妄想自己很窮而不斷拒絕接受治療。

重度憂鬱症患者經常抱怨自己無法好好思考。「我覺得我的大腦就好像一團原生質，」有一則生動的描述開頭是這麼說的，「裡面嵌有微小的電路，其中有些電線一直短路，在我腦中迸出小小的火花，留下鬆脆毀壞、冒著煙的神經元區塊。」

神經心理學在這方面有一個術語，叫作「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ing）。這個術語可能會讓人想到有個穿著體面的小人住在腦袋裡的畫面，不過它所指的其實是一系列涉及心智控制的基本認知能力，其中包括讓資訊持續存在於工作記憶中（亦即你剛剛才在會議中認識的人的名字），以及同時處理一件以上事物（發表演說並注意在場聽眾的表情，以理解其反應）。

有研究發現，重度憂鬱症可能會減弱執行功能的幾個面向，這個結果與臨床報告及病患本身的感覺相符。這種弱化現象會透過工作或學業上的專注力減弱而展現出來，而它通常就是讓最頑固的病患也不得不接受治療的原因。

對於低落的心情會在何時何地帶來壞處，我們還沒有詳細的了解。而且，對於低落心情同時具有的好處與壞處，曾經嘗試調和相關證據的科學家也非常少。憂鬱症的爭論大多分成兩大彼此排斥的陣營，分別是主張憂鬱症有益的一邊，和主張憂鬱症有害的一邊。現在我們應該要把這兩個陣營團結起來、縮小兩者之間的歧異了。

本文摘自《憂鬱的演化：人類情緒本能如何走向現代失能病症》，左岸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