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工作者的兩個行銷關鍵字：公共財、犯錯────《知識內容寫作課》

俗話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不管是日常生活或工作場合，犯錯總是難以避免的。也因此，如何不要「一錯再錯」早已是當前工作場域要求的基本素養，也成為許多人自我砥礪的目標。

不過這種事總是說得比做得容易，有時候我們總是會因為各種狀況，例如精神不佳、有外務干擾，甚至是工作內容本身的複雜性而出錯。有些人會選擇靠咖啡因或能量飲料給自己一點「推力」，有些人則會覺得這是該吃下午茶的訊號（例如我），用熱量撫慰疲憊的身心。

上述提到的都不是什麼壞主意，只要注意「適時」與「適量」原則，我們當然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方法。不過最近心理學界產出的新研究，倒是提供一種能讓大家能在低成本、低熱量的前提下提升工作效率，同時降低出錯頻率的方法。

那就是——冥想（meditation）。

欠缺科學證據的神秘技術：開放覺察冥想

先別急著左上離開。雖然冥想在一般社會大眾的印象中，大多跟「神秘學」、「靈修」脫不了關係，但其實它就跟同樣風評被害的「催眠」一樣，是心理治療常見的技術。不過這裡所說的冥想，並不是要讓你的靈體脫離、遊走各種異次元或微宏觀宇宙，而是幫助你聚焦，重新覺察那些一直被干擾的心理活動。心理治療中的冥想，與其說是在拓展視野，反倒更像是幫你清掃堆積在心裡的瑣碎，用更加清晰的視野去審視自我。

也因此，冥想在實際操作上又能被概分為「聚集專注冥想」（focused attention meditation，FAM）與「開放覺察冥想」（open monitoring meditation，OMM）。前者是聚焦在單一事物上，例如某種感官刺激或情緒，來讓自己維持在「當下」（present）的狀態。這也是所謂「正念」（mindfulness）的核心概念，讓我們藉由活在當下，對自己的身心狀態有更全面的掌控。

如果你想用更形象的方式了解 FAM，我會推薦你去看《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這部電影。雖然在真實世界中，FAM 沒辦法讓你變成無所不能的超人，但是在臨床研究中卻被證實具有提升注意力的效果，同時減輕作業過程中心智能量的損耗。如果你覺得在冥想後自己工作起來有如神助，那也只是因為阻礙消失，讓你真正的能力得以被發揮出來。

與 FAM 相對的 OMM，則是讓焦點發散，擁抱當下經驗的一切。包括理性與感性思考，以及自己有無覺察到的生理變化，這些都是可以在 OMM 中覺察到的心理活動。之所以要這樣「覺察」，是要消除主觀難免的狹隘視野，略過雜訊、用更加全面的觀點去看事情。例如當你在為了某項快到死線的工作，或是難解的人際衝突感到焦慮，OMM 便可以幫忙釐清狀況，讓你看見被埋藏在各種情緒底下的脈絡。

有趣的是，從機制上來看 FAM 跟 OMM 幾乎可以說是互斥的存在，一個是要引導注意力到單一事物上，另一個則是提醒自己不要太聚焦在單一事物上。然而這兩種冥想卻都在神經科學的研究中，被證實能夠抑制預設模式網路（default mode network，又稱反作業網路），減少大腦「空轉」、「分心」的時間。

只是，相較於能明顯觀測到腹內側前額葉（mPFC）與後扣帶皮層（PCC）的活動減少，以及背外側前額葉皮質（DLPFC）與視覺皮層等腦區活動增加的 FAM，不專注在任何特定刺激上的 OMM，很難在 fMRI 或其他腦活動觀測裝置中表現出顯著差異。雖然有部分研究指出 OMM 對預設模式網路的抑制效果足以跟 FAM 媲美，但目前仍需要更多數據來支持這個說法。

冥想如何增進你的錯誤覺察能力？

為了能夠對 OMM 的效果與機制有更深入的了解，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的林博士（Yan-li Lin）與其同事找來 212 名沒有任何冥想經驗的女性進行實驗。半數受試者會在錄音的引導下進行 20 分鐘的 OMM，其餘控制組則會聽見語速、音調、時長皆相似的 TED 演講。在前置作業完成後，受試者會被要求完成一系列的埃里克森側翼測驗（Eriksen flanker task），在極短的時間內判斷眼前的複數圖案是否具有一致性。

由於圖形僅會出現 200 毫秒（0.2 秒），受試者沒有閒暇去仔細辨識每一個圖案，因此更能區分出「錯誤覺察」能力的高低，也就是能否辨識出「不協調的刺激」。雖然有先 OMM 的受試者在正確率與作答速度沒有顯著進步，但研究團隊卻觀測到錯誤關連正波（error positivity，Pe）的振幅變大，顯示即便是單次 20 分鐘的冥想就足以對人的大腦活動產生影響。

不要小看這個錯誤關連正波，它與錯誤關聯負波（error-related negativity，ERN）皆是大腦在認知到「錯誤」出現時會出現的特殊腦波，也被視為人類錯誤覺察能力的指標。換言之，林博士在實驗中提供的 20 分鐘 OMM 雖然不足以改變受試者的答題能力，但單從腦部活動來看，經過冥想的大腦確實對「錯誤」表現出更強的反應。會有這樣的落差，是因為大腦在「發現錯誤」跟「針對錯誤作出反應」之間還得經過許多步驟，需要更多練習才能反映出成效。

這不但是令人振奮的發現，更是學界少數有神經科學證據的 OMM 研究。林博士認為將來若能進行更長時間跨度的 OMM 研究，或許能觀察到更顯著、足以影響外顯行為的大腦活動變化，並從神經科學的角度去剖析背後的運作機制。

不過要注意的是，不管是 OMM 或 FAM 都只能提升我們對事物的敏銳度，更容易發現當前工作出了問題，而不是讓人「完全不會犯錯」。

在你感到失望之前，要知道犯錯是人之常情，只要不是毀滅性的大錯，日常工作的小偏差只要在當下做出修正，往往都不會有什麼負面影響。這也是 OMM 在自我激勵上的效果之一，用客觀的角度去接納自己犯錯的可能性，以免在真的出錯時因為過度焦慮無法及時反應，甚至是越弄越糟。

同樣的，很多時候我們犯錯並不是因為「能力不足」、「態度不佳」，而是有雜訊干擾了我們的大腦運作。例如太過心急要把報告寄出去，卻忘了檢查 email 附件是否正確，又或者是太焦慮要對上司做提案簡報，反而在關鍵時刻忘詞，這些只要靜下心來就能避免的問題，便是 OMM 可以提供幫助的地方。

當我們把焦點從外界移開，放到自己內在的身心活動，雖然觀測的重點還是「我」，但卻是用更加宏觀的視角去審視行為與環境之間的因果。唯有釐清知道自己正在經歷什麼、想要什麼，才能做出最好的判斷。很多人把冥想當成帶有神秘色彩的超自然儀式，但其實它最大的效用，是排除認知阻礙，給大腦能高效運作、不受瑣碎干擾的環境。

下次如果覺得生活諸事不順，或是陷入瓶頸，不妨給自己半個小時的冥想時間，讓大腦好好「排毒」一下。或許，你會因此看見全新的世界。

參考文獻

1. Fujino, M., Ueda, Y., Mizuhara, H., Saiki, J., & Nomura, M. (2018). Open monitoring meditation reduces the involvement of brain regions related to memory function. Scientific reports, 8(1), 1-10.
2. Hsieh, S., Li, T. H. & Tsai, L. L. (2010). Impact of monetary incentives on cognitive performance and error monitoring following sleep deprivation. Sleep, 33(4), 499-507.
3. Lin, Y., Eckerle, W. D., Peng, L. W., & Moser, J. S. (2019). On variation in mindfulness training: a multimodal study of brief open monitoring meditation on error monitoring. Brain sciences, 9(9), 226.

文 / 林澤民（轉載自nilnimest 的部落格）

從白衫軍到黑衫軍，台灣的公民運動已經不只一次地證明：它們能夠超越傳統政黨，在短短的幾天之內，動員數十萬人，和平地集會，向政府提出具體的政策要求，並在數小時之後和平離開。這種新型式的政治，可以稱為「快閃政治」（flash mob politics）。

快閃政治之所以可能，絕大部分是因為手機，網際網路，還有網路社群的普及，特別是在年輕人之間的普及。現代溝通科技，克服了傳統集體行動理論中的所謂「白搭」問題 （free-rider problem），把集體行動從多人「囚犯困局」變成為多人「協調賽局」。當溝通協調成本低而且容易，「臨界質量」（critical mass）便容易達到；而當參與人數超過臨界質量，參與比不參與會有更多的正收益，白搭問題就不存在了。這個過程，是不需要仰賴傳統政治力量來組織動員的；所有群眾運動所須的資源，包括資金、人力、科技、傳播、乃至於醫療、法律諮詢，均可以快速協調集結。群眾自發性協調的成功，表現於全新的、臨時起意的政治符號：白衫、黑衫、太陽花完全取代了傳統政黨的政治符號。

參與社會運動當然主要是追求理想，但傳統集體行動理論認為社會運動的目標是公共財（public goods），如果目標達成，即使未參加運動的人也能夠受益，而參加運動則常須付出重大代價，因此理性的個人，除非有參與才能享受得到的「選擇性利益」（selective benefits），通常會選擇白搭便車而不參與運動。這意味社會運動的參與是一個多人「囚徒困局」，而白搭是一個「優勝策略」，所有參賽者（也就是社會大眾）白搭是唯一的「納許均衡」，但是它不是一個「伯瑞多最佳結果」。

關於雙人囚徒困局，請參閱本系列前三篇文章：

• 金球的囚徒
• 電影【史密斯任務】中婚姻的囚徒
• 學生與政府的「墨西哥對峙」僵局

這裡簡略說明賽局理論的幾個重要概念：

• 優勝策略：不論其他參賽者採取何種策略對自己都是比較有利的策略。
• 納許均衡：沒有參賽者願意「單方面」改變策略的策略組合。
• 伯瑞多最佳結果：參賽者無法「同時」改進的賽局結果。

集體行動的多人囚徒困局，可以用下圖來表示：

上圖中，Y軸代表收益，X軸代表出了自己以外參與運動的人數，紅線代表不參與的收益，綠線代表參與的收益。這圖有四項特徵：

1. 紅線的起始點為零，這代表無人參與社會運動的現狀：不但自己不參與，別人也沒有人參與。穿過原點的水平黑線代表「原始狀態」。在原始狀態中，大家均只為自己著想，沒有人致力於公益，這是一種互相背叛的狀態，每個人的收益均為零。
2. 不論其他有多少人參與運動，對自己而言，不參與的收益總要比參與的收益來得高。這是因為不參與者不但可以和參與者同樣地享受社會運動的成果，而且不必付出代價。這也就是說，不論其他人參與或不參與，對於自己而言，不參與是優勝策略。
3. 紅線跟綠線均隨著參與人數（X）的增加而升高，也就是說不論自己參與與否，別人越多人參與，則自己的收益越大。如果自己想白搭而不參與，那麼參與者是「傻瓜」（sucker） ;如果自己也參與，那麼參與者是同志；不論傻瓜或同志當然都是越多越好，因為越多人付出，社會運動成功的機會越大，自己的收益也就也高。
4. 綠線隨著X的增加而升高時會高過於原始狀態：當傻瓜的人數多到一定程度時－假設為X＝K－傻瓜的收益會大於零，也就是比原始狀態還要來得好。當傻瓜的收益大於零，所有參與者便形成一個有存活機會的聯盟 （viable coalition）。這時雖然不參與還是比參與的收益要來得高，也就是白搭問題並未消失，但參與者至少可以說團結比一盤散沙要好。K＋1（除自己外另有K人參與）是參與者成為有存活機會聯盟的最少必要人數。

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湯瑪斯‧謝林 （Thomas Schelling） 在 《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高一中譯，臉譜出版社）一書中，把符合以上特徵的人際競合關係界定為多人囚徒困局。根據賽局理論，這樣得困局中，理性的參與者沒有人會參與，也就是原始狀態是納許均衡；可是雖然它是一個穩定的狀態，它卻不是伯瑞多最佳結果，因為當參與人數超過K時，不論參與者或不參與者的收益都超過原始狀態的收益，也就是原始狀態是一個大家均可以同時改進的狀態。分析至此，我們可以看出：作為一種集體行動的社會運動是一個困局，因為在原始狀態中，沒有人願意單方面行動，可是社會上所有人卻有同時改善收益的可能性，大家只能徒呼負負而一籌莫展。這不但是一個困局，也是一個「性格決定命運」的希臘悲劇。事實上，所謂「公有地的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正是一種多人囚徒困局。

既然社會運動本質上是多人囚徒困局，那麼為什麼世界上會有那麼多成功的社會運動？這是因為在一些條件下，社會運動的多人囚徒困局可以改變成為多人協調賽局。如下圖：

這圖中，綠線的斜率超過紅線，也就是參與收益的邊際效益高過不參與收益的邊際效益：每增加一個參與者，參與者所增加的收益超過不參與者所增加的收益。如此當參與者的數目大到一定程度時－假設為V－綠線終於和紅線黃金交叉而使得參與者的收益超過不參與者的收益了。當參與者的人數超過V點，參與反成了優勝策略。這個V點，便是所謂的臨界質量。當臨界質量達到了，即使自私自利的人都會覺得參與是合算的選擇了。

這個圖所代表的多人賽局沒有無條件的優勝策略，卻有兩個納許均衡：大家都不參與的原始狀態和大家都參與的遍地開花狀態。前者（紅線的最低點）仍然不是伯瑞多最佳狀態，而後者（綠線的最高點）卻是。至於那一個納許均衡能夠被實現就要看臨界質量能不能達到了。

為何成功的社會運動參與收益要比不參與收益有更高的邊際效應？這是因為參與者在社會運動目標的公共財之外另有參與誘因。這些誘因只有參與者才能擁有，而且它們隨著參與人數的增加而增加。這種誘因在許多情況下是存在的：當參與的人多了，參與的代價通常會降低，除了人多好辦事之外，因為參與運動觸犯法律被公權力用暴力驅離或逮捕的可能性也會減小；而且參與的規模越大，越能吸引媒體和一般社會大眾的關注，成功的可能性越高；此時參與者人人心情舒暢，意氣風發，對於能夠在歷史洪流中扮演一個角色而感到驕傲，對於能夠改變世界更有功效感及權力感。此外，參與者彼此之間的同志感情，嘉年華會似的氣氛，甚至於在運動受挫，威權政府鐵腕鎮壓之時的相互支持，相濡以沫等等，均能增加參與社會運動堅持不退的選擇性誘因。

丹尼斯‧鍾 （Dennis Chong）在其名著《集體行動與民權運動》（Collective Action and Civil Rights Movement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一書中曾很精闢地分析：在上述多人協調賽局的框架之下，有三個條件可以促使參與收益的期望值高於不參與收益的期望值; 也就是這三個條件能激勵理性參賽者參與社會運動：第一、參與的代價要低；第二、選擇性的參與誘因要高；第三、參與人數超過臨界質量的機會要大。

在傳統社會中，這三個條件並不是那麼容易滿足，但在網路和手機等移動型溝通工具普及的今日，情況已大不相同。首先，網路及手機使得溝通協調組織動員的成本大幅降低，參與者也能很容易獲得社會運動的資訊，包括運動的目標、策略、戰術、和現狀。其次，由於社群網路的普及，參與者容易表達意見並獲得回應，彼此之間容易便能結成緊密的社群網絡，互相分享，互相激勵，使得表達性的參與收益大幅提高。最後，資訊的便捷讓參與者容易估計參與社會運動的人數以及達成臨界質量的可能性。其實，社群網路很可能讓參與者所認知的臨界質量從所有參與人數大幅降低至所屬網路社群的參與人數；也就是只要自己社群朋友有足夠的人數參與運動，自己便可能受到從眾效應（bandwagon effect）的影響而形成參與收益高於不參與收益的判斷。果真如此，臨界質量的達成便容易多了。

傳統的集體行動理論在時代跨入21世紀就已經落伍了。2001年一月馬尼拉的愛得薩 （EDSA：Epifanio de los Santas）大道上薈集了一百多萬黑衫軍，在四天之內，便推翻了貪腐的菲律賓總統艾斯特拉達 （Joseph Estrada）。黑衫軍凝聚的動力，來自於一則只有十幾個英文字母的手機簡訊：“Go 2 EDSA, Wear blck”（「赴愛得薩，穿黑衫」）。這場所謂愛得薩革命及類似由手機媒介的集體行動事件，引起了美國學者 Howard Rheingold 的注意而在2002年出版了一本深具前瞻性的著作：《智慧型群眾》（Smart Mobs）。此書探討移動型通訊工具如何能夠克服傳統經濟學所揭示的囚徒困局、公有地的悲劇、以及集體行動的白搭問題。書名中Mobs一字實具雙關用意：它不但指無組織的群眾，也同時指涉手機等移動型溝通工具。簡言之，手機克服了大規模群眾運動中溝通及協調的問題，它能凝聚無組織的群眾在同一目標之下達成集體行動。這個過程，是不需要仰賴傳統政治力量來動員的。

關於手機和集體行動的關聯，請見〈都是手機惹的禍：手機與公民1985行動〉。

快閃政治會導致傳統政黨的式微，這點國民黨跟民進黨應該都已經體驗到了，快閃政治也會帶來新的政治人物，但快閃出現的政壇新人不一定能持久亮麗，例如去年的白衫軍和這次的黑衫軍便有不同的領導人。值得觀察的是快閃政治是否會把台灣政治變成一種「馬上辦政治」（politics on demand）：當總統支持度低落，政府施政不符民意，公民運動便立刻以快閃來要求政府改變？還有，當快閃變成常態，台灣的傳統政黨將如何因應？

作者：林澤民
台大電機系畢業，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教於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政府系。林教授今年（2014）五月中至六月底將於台大政治系開授總時數 36小時的「理性行為分析專論」課程。七月下旬並將於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參與政治學研究方法訓練營的教學工作。林教授的中文部落格多為文學、藝術、政 治、及文化評論。網址: http://blog.udn.com/nilnimest/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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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美意。在不想太多的情況下，人們似乎較願意付出。

一項新研究指出，一個人是否合群或許能從做出的反應判斷。在一個牽涉捐錢到共同財產的電腦遊戲中，花愈多時間做決定的人，做出的決定愈自私。

「人類的本能衝動到底是傾向合群或自私一直都是個關於人性的基本問題」，哈佛大學行為科學家及這項新研究的主要作者David Rand如是說。心理學家長久一來都想了解為何人類會有合群的行為，及在哪些情況下會合群。舉例來說，當人們重複玩遊戲時，會有個誘因誘使他們在遊戲中達到好的表現，因為不論他們是否與他人合作，其他人都會趕上他們的成績。但是，Rand說，從未有人審視過合群究竟是快速的直覺選擇，或是深思熟慮的結果。

為了進行實驗，研究人員使用了Amazon Mechanical Turk，一個人們可以在註冊後，花小錢做一些事的網站。它是用來做像是標籤照片，或轉錄文字的工作，而社會科學家們則是用它來做實驗。「特別是用來做了解人類直覺的實驗，能夠直接接觸到一群不是大學生的人實在難得-通常心理及經濟相關實驗的對象都是大學生」，Rand說道。

在數個實驗中，實驗對象玩了一回心理學家及經濟學家稱做公共財(public goods game)的遊戲，他們在這遊戲中需要做出決策。每個小組裡會有四位實驗參與者，且每一人都能得到美元四十分。每位實驗參與者會被詢問他們打算貢獻多少錢到共同財產裡。實驗參與者被告知，不論最後共同財產裡有多少錢，金額都會被加倍，且被四人平分。

因此若每位參與者都貢獻出他們的四十分，他們最後將會得到雙倍的金額。然而，這個實驗獎勵貪心而不是合群的人：如果其中一位參與者在其他三位參與者將四十分都貢獻出去的情況下一毛都未捐贈，那他能從共同財產中拿出六十分，得到總額為一元的獎金。這些情形都出現在參與者所閱讀的說明方針中。當然，如果最後沒人貢獻，那麼他們最後就只會得到原有的四十分。

快速做出貢獻的人，貢獻的平均金額為二十七分，而經過思考後貢獻的人，平均金額則是二十一分。在之後的實驗中，研究人員要求一些參與者在十秒內做決定，其他的參與者在十秒後再做決定，讓他們有時間仔細考慮。一樣的情況發生了；較快決定的人比深思熟慮的人貢獻更多的金額。研究人員甚至在實驗室裡對年輕的實驗參與者做了一樣的實驗-實驗室為一般的行為科學環境-發現在實驗室裡人們貢獻的金額減少，但快速決定的人還是貢獻較多金額。

研究人員總結當人們快速做出決策時，他們較為合群。心理研究指出愈快做出的決定，愈偏向直覺反應。「如果他們停下思考，他們會發現，喔，我可以在這個情形下從別人身上得到好處」，Rand說道。他認為教導人們理性地做決定會讓他們變得較為不合群。舉例來說，訓練企業高層壓抑衝動的課程可能會使他們變得更貪婪。「我們應該要嘗試跟隨直覺做好事，但是在仔細思考後，我們會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然後說我們根本不需這麼做」，Rand如是說。

所以人們的第一反應傾向合群的結果會很驚人嗎？「我想驚人與否應該是鑒於你之前的想法」，2002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普林斯頓大學的心理學家Daniel Kahneman說道。「如果你認為人類是不受控制且自私，只是有文明壓抑著那股本能，那麼這個結果確實很驚人。」英國諾丁漢大學的實驗經濟學家Simon Gächter提及，「深思熟慮並不直接等於全然的自私。甚至在最深思熟慮的情形下，人們還是會對團體做出一些貢獻。」他這麼說指出人們還是常常做出合群的反應-只是直覺讓我們更為合群。

資料來源：Mulling Over a Decision Makes People More Selfish, Study Suggests – ScienceNow [19 SEPTEMBER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