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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動物們可以教維尼主席跟黑豹帝查拉的事:怎麼解決領導問題?

PanSci_96
・2018/03/09 ・4854字 ・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SR值 488 ・五年級

文 / 鄭國威、Ning、陳亭瑋、雷雅淇

想要王位?先來打一架吧。(設計對白)source:IMDb

不管是如電影《黑豹》中的傳奇王國「瓦坎達」,要坐上王位需要先挑戰打贏前任國王;或是近期眾所關注的中國修憲、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在人類組織中,怎麼決定誰來領導是極為重要的議題,一個沒搞好,不是民怨四起,就是被推翻清算,甚至還可能引爆戰爭,株連更多人。

人類發明了很多制度來決定領導者是誰,我們都聽過政教合一、帝王世襲、君權神授、君主立憲、民主共和、獨裁極權,內閣制、總統制……。在小團體中,有時候誰的拳頭大、誰的外貌好、誰能言善道、誰玩遊戲比較行、誰跑步比較快、誰跟學姊比較好(?)……都可以是影響領導權分配的關鍵,那麼,在動物的世界呢?

以下我們獨家訪問了 10 種生物,請他們給王位一度被奪走的黑豹帝查拉以及想緊緊抱住到手的蜂蜜永遠不放的小熊維尼一些建議。關於怎樣決定領導,就讓我們來聽聽這些生物怎麼說、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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獼猴:要得到王位,先看看雌猴是否支持!

圖/Ltshears [CC BY-SA 3.0] via wikipedia

我們作為雄獼猴根本是獼猴群裡的「邊緣人」啊,成年後就要離開原來的獼猴群出外流浪,即使加入了一個新的獼猴群,想要往上爬會打架還不夠,也必須要爭取母猴群的支持,經過重重挑戰才有機會成為「猴王」;即使成為了猴王,好康也只是比較有交配的機會而已,責任卻有一大堆:不只要當保全看顧猴群與幼猴,就算做好做滿,也得時時小心母猴群會選出別的猴王把自己踢下來啊![1][2]

山地大猩猩:多元成家的一家之主

圖/Charlesjsharp [CC BY-SA 4.0] via wikipedia

咱們山地大猩猩的生活其實比較接近「多元成家」的模式,多數的大猩猩群體,成員包括一頭到很少數的成年雄性與為數較多的成年雌性以及牠們的小孩。主要由成年的雄性大猩猩作為「一家之主」決定群體接下來的去向,並且負責維持其他成員的安危,絕大多數的雄性大猩猩成年後會「離家」遊蕩數年,之後才又和其他母猩猩成家。

穩定的大猩猩群體很少面臨挑戰,但如果我們不巧狹路相逢,遇到不同群體,雄性領袖們會先以某些威嚇行為,如露出犬齒、雙拳鎚胸或捶地互相挑戰,打一架來解決糾紛。[3][4]

狼王:我只是個哈士奇老爸

圖/Wilda03 @Pixabay

別把你們人類說的狼性硬套在我們狼身上了!搞得我們好像特別愛爭權奪利似的,其實大多數的狼群都是核心小家庭制,就是一對爸爸媽媽加上還沒離家的自家小孩,少部分較大的狼群會由 2-3 對有親戚關係的夫妻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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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狼小孩長大了都會搞叛逆,挑戰爸媽的權威或者離家去也,狼爸媽也只能搖著手帕說掰掰。而狼王夫婦最大的特權其實就是「能夠生小孩」,後來加入狼群的夥伴們可是要狠狠打架才有機會爭取到這個權力的。[5]

獴:生小孩是女王特權!

圖/Karen Arnold @publicdomainpictures

哼!看什麼看!想挑戰我嗎!我們狐獴個頭雖然小,社會階級可是分得很清楚,在我們的群落中,只有最會打架、階級最高的狐獴夫妻才可以有小孩。因此做為「女王」的雌性狐獴,除了在女兒成年有生殖能力時會將女兒趕出家園,還會在其他雌狐獴生下小孩時「殺嬰」,或許這些行為在你們人類看來非常激烈,但人類歷史上也有類似的案例啊。

女王蜂:小時候吃得好,長大了沒煩惱

圖/USDA @Flickr

要當女王,問我就對了~身為女王蜂,我在蜂巢中領導 300-400 隻雄蜂、數萬隻工蜂,其實我當上女王蜂的決定機制滿簡單的:在我小時候,上一任女王分泌蜂皇素(費洛蒙)的能力變差,工蜂就會開始育成新的蜂后。他們一直餵蜂王漿給我吃,其他蜂則只能吃蜂蜜跟花粉的混合物。我吃得好長得好,在長成後就跟其他蜂不同,擁有完整的生殖系統,接著我一一鬥死其他對手,等到時間到了,在工蜂催促下,展開一趟浪漫的婚飛,收集到夠多精液,之後就可以自己生出一個王國啦。[7]

蟻后:只管做個媽媽,不管事

圖/AnishRoy @Pixabay

想到分工合作的動物,除了蜜蜂,我們螞蟻大概是前幾個出現在你腦中的吧!搬運食物、建築蟻窩這類行動都不是一隻螞蟻可以搞定的,但神奇的是,雖然我們合作完成這些(和我們身形相比)偉大的事蹟,但蟻窩要怎麼蓋、我們要怎麼分工,其實都沒有一個工頭或是國王給我們指令或計畫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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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們有蟻后,但她只負責產卵,並不負責指揮蟻群。像我們這樣,在沒有領導者的狀況下完成複雜而困難的任務的行為被稱為自我組織(self-organization)。[8]

非洲水牛:該往哪去?妹子說了算!

圖/markjordahl @Pixabay

我們非洲水牛,只要是成年女生,就能參與投票決定明天族群行進的方向喔。我們投票的方式簡單又優雅:每天休息的時候我們聚在一起然後做出像伸展一樣的動作,但巧妙就巧妙在,我們在伸展的時候會把頭抬高並看向自己希望的行進方向來投票,一個眼神示意就搞定啦。

我們的投票是採多數決制,但當有兩個方向獲得相同票數,就會在第二天分成兩群各自去不同方向吃草,是不是公平又公正呢?[9]

鴿子:和成群吃飯的大學生有 87 分像

圖/ScienceDaily

什麼?你問我們鴿子怎麼選出老大?以前有科學家讓我們背著 GPS 小包包(萌萌噠!),追蹤我們飛行時發現:飛翔的鴿群雖然會有領袖和追隨者之分,但這樣的架構是會動態改變的,並非總是同一隻鴿子帶頭,且群體裡的每一隻鴿子都能參與決策。不過決策過程並非一鴿一票、票票等值,地位比較高的鴿子對決策有較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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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為什麼某些鴿子可以成為領袖呢?之後有科學家認為「可能是因為這些鴿子飛得比較快」,真是好廢的結論啊。不過不論是帶頭的領袖會動態改變,又或是會跟著衝在最前頭的人,怎樣都讓人感覺咱們飛翔的鴿群和成群吃飯的人類大學生有 87 分像啊![10]~[15]

不信?這裡有影片:

魚:沒辦法,誰叫我生來就是個領導~

圖/Ron Offermans [CC-BY-SA-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就像人一樣,我們棘背魚科的三刺魚(Gasterosteus)也有不同個性,有的天生外向大膽,具有領袖特質;當然也有比較害羞的魚。當我們在自然環境下覓食,這些天生領袖會帶領其他害羞的魚行動。但有人做了實驗,發現給予好吃食物的獎勵,可以讓領袖魚很快的學會去做一個追隨者;卻很難鼓勵害羞魚擔任領袖的角色。

在領袖魚學會不再帶領其他魚的情況下,這個群體的覓食效率就因為領導魚沒有領袖特質而下降。果然當領袖這種事,還是很講求天份啊。[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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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沒有主揪還是能夠揪團入侵你!

圖/Monoar @Pixabay

找我幹嘛?我又不是動物!勉強回答你啦~我們細菌在入侵宿主時需要協調合作,散佈化學物質來對抗宿主的免疫系統。我們作為單細胞生物當然不可能選舉出一個細菌王帶領細菌軍團大舉入侵。但還是有彼此溝通的機制,讓細菌們能夠找到同伴,互相協調扶持。細菌細胞與細胞間透過偵測、產生、釋放特定化學訊息分子與彼此共通協調,達成一種去中心化的決策系統。這種透過化學分子的訊息溝通機制被稱為「群聚感應」(quorum sensing),就算沒有主揪,還是可以做伙讓你生病啦。[17][18]

source:IMDb

我們常會從像是《獅子王》(跟《黑豹》有 67%像啦)或是一些動物的寓言故事中,看到威風凜凜、一呼百諾的動物領袖,就好傻好天真的以為動物王國裡的「領袖」就猶如人類世界裡的「帝制」一般,而且只要只要王的能力強、意志堅定,就可以帶領「部落」往良善的地方前進。

但實際上,大多數動物(不管是不是有社會性)爭奪地位大多不是為了權力,而是為了生存、食物與繁衍,聽起來很帥的狼王只是哈士奇老爸,蟻后就是個產卵機器;而咱們的美猴王更是肩負重責還隨時要擔心被推翻呀。更別提其實很多被選出的動物領導其實就跟人類世界一樣,很不稱職。

小熊維尼當然可以緊緊抱著心愛的事物不放手,但是在動物世界裡作為一個「領袖」到底代表了什麼,有多少的責任義務、又能在這個位置上多久,有時候是比人類世界還要來的更複雜、更殘酷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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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尼主席、帝查拉,你們當王快樂嗎?

source:IMDb

本文受訪者意見不代表全體動物,如果你也是人類以外的生物,歡迎跟我們分享你們怎麼選領導喔。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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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還要更快!讓國家級地震警報更好用的「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01/21 ・2584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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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 文/陳儀珈

從地震儀感應到地震的震動,到我們的手機響起國家級警報,大約需要多少時間?

臺灣從 1991 年開始大量增建地震測站;1999 年臺灣爆發了 921 大地震,當時的地震速報系統約在震後 102 秒完成地震定位;2014 年正式對公眾推播強震即時警報;到了 2020 年 4 月,隨著技術不斷革新,當時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以下簡稱為地震中心)僅需 10 秒,就可以發出地震預警訊息!

然而,地震中心並未因此而自滿,而是持續擴建地震觀測網,開發新技術。近年來,地震中心執行前瞻基礎建設 2.0「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預計讓臺灣的地震預警系統邁入下一個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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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上網路吧!用建設與技術,換取獲得地震資料的時間

「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起源於「民生公共物聯網數據應用及產業開展計畫」,該計畫致力於跨部會、跨單位合作,由 11 個執行單位共同策畫,致力於優化我國環境與防災治理,並建置資料開放平台。

看到這裡,或許你還沒反應過來地震預警系統跟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有什麼關係,嘿嘿,那可大有關係啦!

當我們將各種實體物品透過網路連結起來,建立彼此與裝置的通訊後,成為了所謂的物聯網。在我國的地震預警系統中,即是透過將地震儀的資料即時傳輸到聯網系統,並進行運算,實現了對地震活動的即時監測和預警。

地震中心在臺灣架設了 700 多個強震監測站,但能夠和地震中心即時連線的,只有其中 500 個,藉由這項計畫,地震中心將致力增加可連線的強震監測站數量,並優化原有強震監測站的聯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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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震中心的評估中,可以連線的強震監測站大約可在 113 年時,從原有的 500 個增加至 600 個,並且更新現有監測站的軟體與硬體設備,藉此提升地震預警系統的效能。

由此可知,倘若地震儀沒有了聯網的功能,我們也形同完全失去了地震預警系統的一切。

把地震儀放到井下後,有什麼好處?

除了加強地震儀的聯網功能外,把地震儀「放到地下」,也是提升地震預警系統效能的關鍵做法。

為什麼要把地震儀放到地底下?用日常生活來比喻的話,就像是買屋子時,要選擇鬧中取靜的社區,才不會讓吵雜的環境影響自己在房間聆聽優美的音樂;看星星時,要選擇光害比較不嚴重的山區,才能看清楚一閃又一閃的美麗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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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有太多、太多的環境雜訊了,因此當地震儀被安裝在地表時,想要從混亂的「噪音」之中找出關鍵的地震波,就像是在搖滾演唱會裡聽電話一樣困難,無論是電腦或研究人員,都需要花費比較多的時間,才能判讀來自地震的波形。

這些環境雜訊都是從哪裡來的?基本上,只要是你想得到的人為震動,對地震儀來說,都有可能是「噪音」!

當地震儀靠近工地或馬路時,一輛輛大卡車框啷、框啷地經過測站,是噪音;大稻埕夏日節放起絢麗的煙火,隨著煙花在天空上一個一個的炸開,也是噪音;台北捷運行經軌道的摩擦與震動,那也是噪音;有好奇的路人經過測站,推了推踢了下測站時,那也是不可忽視的噪音。

因此,井下地震儀(Borehole seismometer)的主要目的,就是盡量讓地震儀「遠離塵囂」,記錄到更清楚、雜訊更少的地震波!​無論是微震、強震,還是來自遠方的地震,井下地震儀都能提供遠比地表地震儀更高品質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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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心於 2008 年展開建置井下地震儀觀測站的行動,根據不同測站底下的地質條件,​將井下地震儀放置在深達 30~500 公尺的乾井深處。​除了地震儀外,站房內也會備有資料收錄器、網路傳輸設備、不斷電設備與電池,讓測站可以儲存、傳送資料。

既然井下地震儀這麼強大,為什麼無法大規模建造測站呢?簡單來說,這一切可以歸咎於技術和成本問題。

安裝井下地震儀需要鑽井,然而鑽井的深度、難度均會提高時間、技術與金錢成本,因此,即使井下地震儀的訊號再好,若非有國家建設計畫的支援,也難以大量建置。

人口聚集,震災好嚴重?建立「客製化」的地震預警系統!

臺灣人口主要聚集於西半部,然而此區的震源深度較淺,再加上密集的人口與建築,容易造成相當重大的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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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都會區的建築老舊且密集,當屋齡超過 50 歲時,它很有可能是在沒有耐震規範的背景下建造而成的的,若是超過 25 年左右的房屋,也有可能不符合最新的耐震規範,並未具備現今標準下足夠的耐震能力。 

延伸閱讀:

在地震界有句名言「地震不會殺人,但建築物會」,因此,若建築物的結構不符合地震規範,地震發生時,在同一面積下越密集的老屋,有可能造成越多的傷亡。

因此,對於發生在都會區的直下型地震,預警時間的要求更高,需求也更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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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心著手於人口密集之都會區開發「客製化」的強震預警系統,目標針對都會區直下型淺層地震,可以在「震後 7 秒內」發布地震警報,將地震預警盲區縮小為 25 公里。

111 年起,地震中心已先後完成大臺北地區、桃園市客製化作業模組,並開始上線測試,當前正致力於臺南市的模組,未來的目標為高雄市與臺中市。

永不停歇的防災宣導行動、地震預警技術研發

地震預警系統僅能在地震來臨時警示民眾避難,無法主動保護民眾的生命安全,若人民沒有搭配正確的防震防災觀念,即使地震警報再快,也無法達到有效的防災效果。

因此除了不斷革新地震預警系統的技術,地震中心也積極投入於地震的宣導活動和教育管道,經營 Facebook 粉絲專頁「報地震 – 中央氣象署」、跨部會舉辦《地震島大冒險》特展、《震守家園 — 民生公共物聯網主題展》,讓民眾了解正確的避難行為與應變作為,充分發揮地震警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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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雖然地震中心預計於 114 年將都會區的預警費時縮減為 7 秒,研發新技術的腳步不會停止;未來,他們將應用 AI 技術,持續強化地震預警系統的效能,降低地震對臺灣人民的威脅程度,保障你我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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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用來標記地盤,老鼠用來求偶,但人類很可能沒有?神奇的化學分子費洛蒙——《完美歐姆蛋的化學》
日出出版
・2023/01/01 ・1841字 ・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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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傳染的「興奮感」:費洛蒙

費洛蒙是一種非常大的分子,會從動物體內散發出來並影響其他動物身體的行為。

這種物質當初是在 1959 年由德國生物化學家阿道夫.布特南特(Adolf Butenandt)發現, 這位科學家在二十年前就因為首次合成出性激素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說他是化學界的搖滾巨星都還不足以形容他的貢獻。

阿道夫.布特南特首次合成出性激素。圖/wikipedia

他的研究發現,費洛蒙的功能和激素一樣,但是只對附近的相同物種個體有效。

舉例來說,如果動物 A 在動物 B 附近釋放出性費洛蒙,動物 B 的身體會吸收這些分子,整體行為也會受到影響。這其實代表動物 A 具有像丘比特的能力,只不過用的不是箭,而是分子。

基於以上的原因,費洛蒙有時會被稱為「環境激素」(eco-hormone),因為這類分子的運作方式就像是體外的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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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激素相同的是,費洛蒙有各式各樣的結構。有些分子非常小,有些則相當大,不過全都是揮發性分子,這表示分子在特定條件下會輕易蒸發。揮發性物種通常很好辨識,因為會帶有強烈的氣味(像是汽油或去光水)。

汽油帶有強烈的氣味。圖/pixabay

研究人員決定把這種分子命名為費洛蒙(pheromone),是因為字面上的意思是「轉移興奮感」,而這正是費洛蒙的功能。

動物間的費洛蒙功用

強大的費洛蒙分子可以傳送幾種不同主題的訊號給附近的同類,例如食物、安全狀況或者性。舉例來說,螞蟻會在巢穴和食物之間的路徑散發費洛蒙,來通知彼此食物來源在哪裡。

狗在散步時對消防栓撒尿是為了標示自己的領域,這時釋放的就是領域費洛蒙。就連雄鼠也會散發出性相關的費洛蒙來吸引雌鼠,同時也會導致附近的雄鼠變得更有攻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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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在散步時對消防栓撒尿是為了標示自己的領域,這時釋放的就是領域費洛蒙。圖/pixabay

那麼人類呢?

人也會散發出任何一種類型的性費洛蒙嗎?

出乎意料的,人類不會散發任何一種形式的性費洛蒙。不過我們自以為有費洛蒙的原因在這裡:1986年,溫尼弗雷德.卡特勒(Winnifred Cutler)發表的研究宣稱,她成功分離出第一種人類性費洛蒙。

在這項研究計畫中,她蒐集、冷凍並解凍來自幾位不同對象的性費洛蒙。一年之後,她將這些分子塗在許多女性受試者的上唇,接著便宣稱她觀察到和大自然的動物類似的結果。

事實上,卡特勒的研究完全是一派胡言。她根本沒有分離出人類性費洛蒙;而只是把奇怪的氣味塗在隨機受試對象的上唇,其中包括——請做好心理準備——腋下的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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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說是分離出純費洛蒙,不如說她蒐集的是人流汗時排出的電解質,而且還抹在別人的臉上。

與其說是分離出純費洛蒙,不如說她蒐集的是人流汗時排出的電解質,而且還抹在別人的臉上。圖/pixabay

直到今天,卡特勒的噁心科學研究還流傳在網路上的各個角落,這表示如果有人在 Google 上搜尋「人類性費洛蒙」,就會和得到一堆錯誤資訊。有些研究人員堅信我們總有一天會發現性費洛蒙,不過在這本書出版的當下,科學界尚未找到任何人類性費洛蒙。

一直以來有不少相關研究在執行和重複進行,也盡可能針對各種變數進行調整,而所有的研究團隊都得出相同的結論: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大概沒有性費洛蒙。

但人類有史以來就是這樣嗎?如果大多數的其他哺乳類都有性費洛蒙,包括兔子和山羊,為什麼我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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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其實意外簡單:人類學會了溝通。

我們可以用語言(和蠟燭……還有性感內衣……)告訴伴侶我們有興趣滾床單,而雪貂則必須往理想交配對象的方向散發性分子。

——本文摘自《完美歐姆蛋的化學》,2022 年 12 月,日出出版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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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殤之後:集體哀慟的調適
胡中行_96
・2022/07/14 ・2687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人民須要歷史,因為那能帶來力量。他們得知道曾有真實的人在此生活。不是鬼魂和童話傳奇,而是有人曾身處逆境,卻谷底重生。[1] 電影《第一夫人的秘密》裡,記者拜訪美國總統甘迺迪的遺孀賈姬,期望獲得暗殺事件的口述史料。在民主國家,當重要的政治人物死於非命,或社會遭受恐怖攻擊,人民會要求真相。他們用言語及行動,表達對新聞的情感與意見。此時的震驚及悲傷,除了影響個人,也是推動事件後續走向的集體力量。

  

電影《第一夫人的秘密》劇照:「人民須要歷史,因為那能帶來力量。」圖/William Gray on IMDB

  

社會悲傷

暗殺公眾人物,雖然是對個體的攻擊,其目的卻可能具有政治性;[2] 而恐怖攻擊中,殺戮的龐大人數,更是對社會全體的傷害。當單一事件所引發的,不僅是個人對至親的悼念,還有整個群體的追思,此情形便可視為「社會悲傷」(social grief)。[3] 精神醫師 Elisabeth Kübler-Ross 在其 1969 年的著作《論死亡與臨終》(On Death and Dying)裡,將「悲傷」這種接受無法承擔之重的過程,分為五階段:否認(denial)、憤怒(anger)、討價還價(bargaining)、沮喪(depression)和接受(acceptanc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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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認及憤怒:陰謀論的誕生

在社會悲傷中,人們會試圖整合集體記憶,以重建嚴峻受創的社會。[3] 先入為主的假設,會讓人忽略或拒絕接受擺在眼前的證據。[5] 若再加上憤怒與不確定感,那麼不管案件調查的結果為何,陰謀論很容易就成為情緒調適機制的一環。[6, 7] 美國甘迺迪總統遇刺、英國黛安娜王妃車禍身亡、 911 恐怖攻擊,都有經典的陰謀論範例。[5, 6] (雖然偶爾陰謀論也有猜對的時候,好比:美國中情局真的曾用 LSD 試驗心智控制。[8])在社會療癒的過程中,針對特定悲劇的媒體報導、官方傳記與稗官野史,只會愈來愈多直到充斥鄉里,最後難免如同電影中的賈姬所言:「我相信書頁上讀到的角色,終究會比站在身旁的人們更加真實。[1]

  

電影《第一夫人的秘密》劇照:「人們喜歡相信童話。」圖/William Gray on IM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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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價還價:尋回失去的安全感

國家有維護社會安全的責任,必要檢討暗殺或是恐攻發生時的警政疏失。最近幾天日本警察廳密切調查,前日相安倍晉三遭到槍擊的當下,現場維安人員為何沒有遵循標準作業程序。[9] 在討價還價的悲傷階段,人們會有「如果當初…」的悔恨,同時也對未來深感惶恐。[4] 暗殺的行為,毀壞當權者的士氣和聲望,並迫使相關對策應運而生。[2] 政府當局與其他政治團體會操控集體的情緒,將社會拉回常軌;而民間也可能會有聲音,想藉機推行某些政治改革。[10]

就拿 911 事件時的美國總統小布希、柏林恐攻後的德國總理梅克爾,以及曼徹斯特體育館爆炸案後的英國首相梅伊,作為政治人物嘗試影響集體情緒的例子:小布希把國殤和憤怒連結起來,但邊緣化懊悔、罪惡感等悲傷的特質,企圖營造安全的氛圍;梅克爾為「頭腦冷靜」的德國人民感到驕傲;梅伊則以「不希望大眾過度驚嚇」等語,劃分可接受與不可接受的情緒反應。[10]

然而,攻擊事件中的倖存者和同情他們的人,未必會用當權者期待的方式來渡過悲傷五階段。案發現場大量湧入的花束、卡片、字條、禮物和群眾,傳達滿溢的哀慟,抵抗國家強調的安全氛圍,並打破沉默為受苦的人們發聲。有時候這種行為,多少會促使政府重新塑造出有同理心的形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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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第一夫人的秘密》劇照:「我不再是第一夫人了。」節哀順變,繼續生活。圖/Bruno Calvo on IMDB

  

沮喪和接受:節哀順變,邁向未來

暗殺領導人的事件,侵犯了多數社會對個人與公共生活的期待,使得士氣的維護變得極為艱難。一個領導人的逝去,伴隨著凝聚力的流失。社會的目標與達成的方法,也可能因此瓦解。[11] 不過,如果這個領袖與海外社群共享某個集體認同,他的辭世將會吸引外來勢力,支持他曾帶領的運動。透過廣泛的國際互動,來積極培養向心力,不僅常見於四散各地的特定種族與宗教組織,也能拉攏基於意識形態而產生強烈認同的團體。[12] 因此,前日相安倍晉三驟逝後,臺灣社會立刻開始討論「安倍晉三之友會」的延續;而外界也正觀察他生前建構的「四方安全對話」,是否能繼續緊繫美、澳、印、日之間的連結。[13]

「將來必有重大的進展,有其他偉大的總統。…但是不會再有另一個(亞瑟王盛世的城堡)卡美洛,不會再有。」[1] 賈姬的臺詞或許道盡領導人過世後,一個時代的殞落,但近乎癱瘓的悲傷,會因生存的需求,適可而止。人們起先哀戚,然後就繼續生活下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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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傳統喪禮。圖/Wikimedia (CC BY 4.0 license)

  

參考資料

  1. Jackie | Official Trailer | Fox Searchlight (Searchlight Pictures on YouTube, 2016)
  2. Iqbal Z, and Zorn C. (2008)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Assassin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2, 385.
  3. Duterme C. (2021) ‘A political dimension of grief: Individual and social healing after conflict.’ Death Studies, 45, 1, pp.71-81.
  4. The Stages of Grief: Accepting the Unacceptab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20)
  5. John F Kennedy: 50th anniversary of a conspiracy theory (The Guardian, 2013)
  6. Douglas KM, Uscinski JE, Sutton RM, et al. (2019) ‘Understanding conspiracy theor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40, Suppl 1, pp. 3–35.
  7. Douglas KM, Sutton RM, Cichocka A. (2017) ‘The Psychology of Conspiracy Theori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 6, pp.538-542.
  8. Goreis A and Voracek M. (2019)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Conspiracy Beliefs: Field Characteristics,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and Associations With Personality Trai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205.
  9. 安倍隨扈維安「疏失3秒」 日警察廳介入調查(鏡新聞,2022)
  10. Koschut S. (2019) ‘Can the bereaved speak? Emo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contested meanings of grief after the Berlin terror attack.’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15, 2, pp.148-166.
  11. Carla Penna. (2022) ‘From Crowd Psychology to the Dynamics of Large Groups: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Routledge.
  12. Bob C, and Nepstad SE. (2007) ‘Kill a Leader, Murder a Movement? Leadership and Assassin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0, 10, pp. 1370-1394.
  13. 「四方安全對話」挺台人物接連出事 安倍驟逝恐為台日關係埋變數(風傳媒,2022)
  14. What the week of mourning for Diana revealed about the 20th century British psyche (The Conversatio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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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中行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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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澳洲臨床試驗研究護理師,以及臺、澳劇場工作者。 西澳大學護理碩士、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士(主修編劇)。邀稿請洽臉書「荒誕遊牧」,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