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後情緒低落、夫妻關係衝突不斷？面對「產後憂鬱」你不一定要為母則強

無知的代價：產褥熱

故事說到這裡，此時此刻，人們依然只能透過顯微鏡、放大鏡等工具，追尋微生物的芳蹤。當然啦，發現微生物是一回事，要確認這些微生物與特定疾病的相關性，並且證實它們的致病性與致病機制，則完全又是另一回事。

然而，產業救星巴斯德先生在拔了一根草、測了測風向以後，敏銳的發現，風向是會改變的。在與微生物和疾病的永恆戰鬥中，人類也不會永遠的屈居下風。

巴斯德的重心，逐漸從化學轉移到微生物之上。他雖然不是醫生，也不是婦女，卻對婦女的生死大關特別有興趣。

在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之間，有多達百分之三十的婦女，會在生產後的「產褥期」，受到細菌感染而持續發燒，稱為「產褥熱」（puerperal fever）。

當時，產褥熱的致死率相當高，一旦受到感染，有百分之七十五的產婦可能會挺不過去，一手接生一手送死，悲傷的故事在醫院裡不斷上演。

被忽視的警告：「不要碰完屍體去接生！」

一八四三年，美國醫生霍姆斯（O. W. Holmes）在論文中提到，不少醫生會在解剖完屍體之後，再為產婦進行接生，這些產婦中，染上產褥熱的比例也偏高。

但是，當時的醫學界並不認同霍姆斯的觀點，將他的提醒當成了耳邊風。

與此同時，在著名的維也納大學醫學院中，匈牙利醫師塞麥爾維斯（Ignaz Philipp Semmelweis），正為了附屬醫院中，遲遲無法下降的產婦死亡率而苦惱著。

即使進行了詳細的大體解剖，塞麥爾維斯也無法找出產褥熱的原因，只能眼睜睜的看著產婦一邊期待著新生命的降臨，一害怕著死神將揮舞著鐮刀，收割她們的性命。

心痛的塞麥爾維斯，於是將目光轉向產房細節。他注意到，如果產婦居住在解剖室旁的產房，產褥熱的比例更居高不下；反觀助產士教學病房裡的產婦，死亡率就明顯較低。

塞麥爾維斯於是推測，或許在屍體中帶有某種毒素，經由負責解剖的醫生、實習生的雙手，在接生或產檢之際進入產房，造成了產婦的死亡。

只是洗個手，死亡率剩下原本的 1/4

一八四七年，塞麥爾維斯決定，要求產科裡所有醫生、實習生，特別是那些剛進行過大體解剖的小夥伴們，在為產婦接生或檢查之前，務必要用肥皂與漂白水浸泡、清洗雙手，並澈底刷洗指甲底下的汙垢。

果不其然，一個簡簡單單的洗手動作，就讓院內產婦的死亡率，從百分之十二下降到百分之三！可喜可賀！

按照常理思考，我們可以大膽推測，接下來的劇情發展應該是：「塞麥爾維斯被譽為英雄，他所推行的洗手習慣，立刻被全世界廣泛採用……」

NO～NO～NO，塞麥爾維斯拿到的，可不是這麼簡潔、老生常談的劇本，故事尚未劇終，本章節依然未完待續。

事實上，他的重要發現並沒有受到醫學界的認可，連病房主任也說，死亡率的下降，是醫護同仁們用心禱告的結果，跟洗不洗手什麼沒啥關係。

不僅論點違背主流風向，許多醫生甚至覺得，塞麥爾維斯的說法，根本就是在說「醫生手很髒」或「病從醫生來」，對此，他們表達強烈的不憤怒與不滿。

讀到這裡，我們或許會覺得，只是洗個手，有那麼痛苦那麼難嗎？殊不知，即便是疫情當前的今日，對於這個倡導手部衛生的建議，依然有人會感到不滿與抗拒。

如此一想，一百多年前的醫生們不想洗手，好像不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情了。

──本文摘自《厲害了，我的生物》，2022 年 8 月，聚光文創，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2021 年 5 月 15 日，臺灣迎來第三次衝ㄐㄧ⋯⋯我是說，防疫等級升到第三級。

根據目前的防疫指引，非必要的話盡量不要外出，公共場合也禁止 5 人以上規模的聚會，「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也要被迫暫緩。雖然還不到封城、全面居家隔離的程度，但大家的生活，與前些日子相比仍有著不小的落差。

除了民生物資的補給、每日必須要做的清潔消毒等「外在」防疫，如何在非常時期照顧好自己的心理健康也是非常關鍵的一環！

幸運的是，臺灣的疫情已經控制得非常好，足足比全世界晚了一年才發展到這個狀況。這個時間差讓我們有許多前車之鑑可以借鑑，特別是現代人被迫「隔離」時可能會衍生的心理問題，已經是過去一年心理衛生的研究主力。

就讓我們來看看在疫情升溫的當下，我們該從哪些方面著手、把自己的「心」也照顧好呢？

讓「規律」成為風暴中的燈塔

對很多社會人士或學生來說，疫情造成的最大影響便是生活架構被打亂。本來每天都要定時出門上班上課，如今有的公司轉成「在家上班」、學校也推出遠距教學保護師生安全，讓熟悉的「日常」全都變了樣。

最初幾天可能感覺還不錯。原本被上班上課卡死的日程表變彈性了，一下子空出來的時間感覺有無限可能，讓你燃起雄心壯志、決定把握機會去做一些過去總是沒時間嘗試的事物。

——然後，幾天過去了，你發現自己不但什麼事都沒做，反而還越來越沒有鬥志，變得像具行屍走肉一樣在家裡閒晃、耍廢。

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國內外經歷長時間居家隔離（home isolation）後出現的真實案例。相比起台灣施行的 14 天居家隔離，歐美與日本都曾有過更長的「封城」期，也在實徵研究中發現許多人結束隔離後出現嚴重的身心症狀，包括問題行為（例如酗酒、吸毒，甚至是自殘自殺等）以及重鬱症、焦慮症與 PTSD 等精神疾病。

其中一個癥結點，便是生活架構的崩塌。

「規律」是人類很重要的安全感來源。除了生理層面需要定時睡眠與進食來維持身體正常運轉，我們的認知也同樣仰賴重複性高的事物來維持穩定感。一旦把這個框架抽掉，很多人就會一瞬間陷入悵然若失的茫然中，嚴重點甚至連要怎麼「過生活」都拿不定主意。

再加上可能得病的恐懼、被限制人身自由帶來的挫折與無聊感、喪失生活規律的焦慮感、社會需求的匱乏、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連續十幾天沉浸在這些壓力源中，很容易會「悶」出病來。

這時候，如何建立「新的生活架構」便是一個很重要的功課。

除了基本的早睡早起與健康飲食，已經有許多研究發現建立明確的生活規律可以顯著降低隔離時期產生的壓力與焦慮感。特別是對於要在家上班的人來說，明確區分出「工作」與「休息」時間更是必要的措施，不然很容易就會讓工作壓力「污染」應當代表舒適的生活空間，最終造成「在哪都無法放鬆」的窘境。

如果你跟我一樣都是沒有安排作息表的「自由主義者」（？），以下是幾個可以嘗試切入的角度：

1. 安排少量多次的運動時間，並根據個人身體能力與空間大小選擇適合的項目。不需要把自己操到癱軟，但是運動時分泌的腦內啡可以有效幫助我們舒壓、維持心情愉悅。

若可以的話建議在運動完後去沖個澡，讓自己可以神清氣爽地面對接下來的待辦事項。

2. 就算是在家上班，依然要劃出「工作區域」與「工作時間」。如果可以的話最好在開工前換上平常工作的正裝，同時排除工作區域的潛在干擾，藉此對大腦釋出「我要開始工作了！」的訊息。

這樣明確切分出「工作」與「休息」的心理狀態有助於認知上的切換，同時不讓自己把工作壓力帶進生活空間裡，免得陷入「工作產能很低，休息又休息不到」的窘境。

3. 適時安排「犒賞」自己的儀式。這個儀式可以是一球冰淇淋、一小杯啤酒，又或者是一兩個小時的遊戲時間、看一集正在追的影集，總之不管當天產能如何都要空出一小段時間給自己享受、放鬆。

這不只是在找機會休息，更是告訴自己「我很棒」、「我值得被愛」、「這些快樂的時光都是我應得的」，避免陷入不必要的負面情緒循環。

4. 與三兩好友組成「支持小組」，最好定時連絡、確認彼此的心理狀況。雖然沒辦法真的提供實質上的陪伴，但是這種「還有人關心我」的感覺很可能會在關鍵時刻成為拉人一把的救命索。

避免誤會，我要提醒大家上面提到的東西都不是一定要照做的「準則」，只是幾種可以參考的規劃方向。大家還是要以自身習慣與喜好出發，找出最適合的生活型態才有意義，否則強迫自己去迎合「健康生活」只會產生更多不必要的壓力。

換言之，如果你發現自己其實一直在等待可以當隻小海豹的機會，那就心無罣礙地躺下吧。

不起眼卻能救你一命的心理安全網

說完了我們自己在家可以做的，再來就是如何在非常時期維持「人與人的連結」。

不管你天性外向內向、朋友多少，人在本質上仍需要社交的動物。如同浩劫重生的湯姆漢克斯需要排球威爾森，與外物進行情感交流是我們維持心智健全的關鍵。

在面對重大生活事件時，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這張由人際關係構成的心理安全網，是我們與壓力抗衡、療癒心理創傷並重新振作的重要戰備資源。

社會支持的來源──如同字面上的意思──是我們的社會關係。從親友相助到政府提供的社福體系，不管有形無形都能成為社會支持的一部份，並在我們經歷挫折或焦慮時，緩解或抵擋負面經驗帶來的傷害。

社會支持還有一個非常有趣──也可以說是非常麻煩──的特點，就是它不一定要「客觀存在」，只要讓人以為它存在便能發揮功能。

舉個最直接的例子：神靈庇佑。

不管你是燒香念佛、周日禮拜，這些虔誠儀式的本質大都是在尋求神靈的保護與指引。但是除了個別的幸運兒有機會親身體驗神恩，絕大多數的信眾一輩子都不怎麼有機會跟至高存在互動。但這並不影響信眾對神的依賴，因為他們「相信」神關注著一切，並會在必要時出手幫忙。

社會支持也是一樣的「信念」，只是對象從神靈變成活人。

不一定要眼見為憑，光是相信有人會伸出援手便足以成為提供穩定與安全感的心靈錨點。同樣的，若你打從心底相信自己是孤身一人、搶先把所有的門都關上，那即便身邊有再多人願意對你伸出援手也無濟於事。

這也是社福或心理治療專業在第一線經常遇到的難題：個案認定自己孤立無援，因而下意識忽略所有願意或是可以幫他一把的人事物。

咦⋯⋯認為自己「被孤立」？

是的，這就是前面希望大家可以在隔離期間與好友組成支持小組的原因。長時間一個人待在家裡，或是與固定的少數人相處，很容易會產生認知上的屏障，讓人陷入「我的世界就只剩下這樣」的不理性思考。

此時若能定時定量與人產生連結、提醒自己「還有人關心我」，即便你的身體仍被關在家裡，心也會是開闊且充滿「愛」的。

「防疫視同作戰」這句口號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但是在繃緊神經封堵肉眼不可見的病毒之餘，我們也得時刻注意自己內在的消耗。「出入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到現在「盡可能不要外出」都是無可奈何下不得不為的防疫措舉，是大家為了健康必須做的妥協。

但是為了身體健康犧牲心理健康，這怎麼想都是比人體鍊成還不划算的交易（咦）。

千萬不要抱持著「我忍一忍就好」的心態來面對防疫生活，因為疫情起起伏伏，除非有人拿無限手套彈一下，不然短時間內 COVID-19 疫情是不會消失的。衛福部推廣的「防疫新生活」正是在提醒大家這個事實，我們必須接受當前的生活，並且時刻調整、尋找維護身心健康的平衡點。

為了未來的歲月靜好，此時正是大家團結一致負重前行的時候。

要是真的感覺自己有什麼狀況，目前臺灣已經有不少電話的心理諮詢甚至是諮商服務，例如大家熟悉的張老師便是其中一種。在需要的時候對外求援不是在造成別人的困擾，只有大家都好好的、攜手渡過難關難關才是唯一的「正確解答」。

臺灣加油，你我也都要加油。

參考資料

1. Hossain, M. M., Sultana, A., & Purohit, N. (2020). Mental health outcomes of quarantine and isolation for infection prevention: a systematic umbrella review of the global evidence. Available at SSRN 3561265.
2. Huremović, D. (2019). Mental health of quarantine and isolation. In Psychiatry of Pandemics (pp. 95-118). Springer, Cham.
3. Loades, M. E., Chatburn, E., Higson-Sweeney, N., Reynolds, S., Shafran, R., Brigden, A., … & Crawley, E. (2020). Rapid systematic review: the impact of social isolation and loneliness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the context of COVID-19.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4. Merikangas, K. R., Swendsen, J., Hickie, I. B., Cui, L., Shou, H., Merikangas, A. K., … & Zipunnikov, V. (2019). Real-time mobile monitoring of the dynamic associations among motor activity, energy, mood, and sleep in adul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JAMA psychiatry, 76(2), 190-198.
5. Rauschenberg, C., Schick, A., Goetzl, C., Roehr, S., Riedel-Heller, S. G., Koppe, G., … & Reininghaus, U. (2021). Social isolation, mental health, and use of digital interventions in youth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urvey. European Psychiatry, 64(1).
6. Saltzman, L. Y., Hansel, T. C., & Bordnick, P. S. (2020). Loneliness, isolation, and social support factors in post-COVID-19 mental health. Psychological Trauma: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7. Usher, K., Bhullar, N., & Jackson, D. (2020). Life in the pandemic: Social isolation and mental health.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 #HealthyAtHome – Mental health.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ho.int/campaigns/connecting-the-world-to-combat-coronavirus/healthyathome/healthyathome—mental-health

• 邱似齡 （慈恩心理治療所臨床心理師，育有三個孩子、自稱刺蝟媽媽，希望能整合生命經驗與學術所學，提出貼近生活的感受與文獻，讓人學習更愛自己與照顧自己。）

這一天，幾個孩子同齡的好朋友聚會，聊起這幾年共同的生產經驗及夫妻生活，大家不約而同地發現，怎麼彼此間的夫妻關係，在孩子出生後的前三年，衝突達到最高峰。

「我跟先生的關係越來越緊繃，很多時候都因為教養的方向不同而吵不停……」「我真的好累，要照顧家裡還要照顧先生，但先生覺得我都沒有照顧他……」說到難過及委屈時，還會眼眶紅了起來。
「看來應該不是只有我坐月子期間，看見雲朵覺得雲自由，只有我被關在這裡（月子中心）吧！」 另一位友人喝著茶看著大家，突然悠悠的說。

突然回憶起自己生三個孩子的過程當中，從老大懷孕出生，跟先生的爭執也日益增加，直到自己回頭檢視產後憂鬱對自己的影響，約莫產後四至六個月，都還有些情緒低落、易怒、突然說話大聲的狀況。當時自己以為是因為孩子剛出生，又要忙孩子又要工作，兩頭蠟燭燒，加上哺乳睡眠品質不好的結果，才會衝突頻頻。同時，跟先生在教養上時常方向不一致，需要花許多時間溝通，苦於時間已經如縫隙下難擠，兩人卻還沒有共識。

當時心情上始終低靡不振，卻一直沒有想到可能是產後憂鬱的餘威，需要自我照顧。

盛行率達 15-20% 的產後憂鬱

過去的研究已經告訴我們，憂鬱心情可能會對胎兒有直接的影響：針對產前憂鬱的研究發現，孕婦心情憂鬱可能會導致早產、或嬰兒出生時體重較輕，這兩項因素與嬰兒日後發展與健康狀況有很高的關聯^{Mancuso, Schetter, Rini, Roesch, & Hobel, 2004}。這也呼應了我的孩子產後照顧的難度高過其他寶寶，導致夫妻為了寶寶的照養就感受到莫大的壓力的情況。

依據內政部統計處人口統計資料顯示，台灣產後憂鬱的盛行率約為 15-20%^{Huang＆Mathers, 2001；Heh, 2001}，以 2018 年 1 月 17 萬多的新生兒統計數據推估，約莫是三萬多名產婦會經歷產後憂鬱的狀況，此盛行率其實與國外多篇文獻的盛行率相當^{Bennett, Einarson, Taddio, Koren, & Einarson, 2004}，但也並非所有產前產後的憂鬱心情就等同於產後憂鬱，依據 2013 年美國指得是產後初發且達到憂鬱症狀的診斷證明，才符合產後憂鬱的診斷。

多數的產婦經歷情緒低落

多數學者認為，產後憂鬱發病高峰是產後的第二個月到第六個月之間，依據情緒低落嚴重程度大約分成三層級：產後情緒低落（Postpartum Blue、Baby Blue）、產後憂鬱（Postpartum Depression）以及產後精神疾患（Postpartum Psychosis）^{Eberhard-Gran, Tambs, Opjordsmoen, Skrondal & Eskild,2004}。

比例較高的產婦會歷經情緒低落至憂鬱的層級，其中情緒低落的強弱，受到產前是否有憂鬱、社會支持高低、不舒服的生產經驗及嬰幼兒難易照顧的氣質差異影響等因素影響。

產後憂鬱影響產婦自身情緒、夫妻關係、嬰兒照顧或工作職場調適甚鉅，難道只能產後追蹤嗎？

所幸，目前對於產後憂鬱的研究，已經從產後走向產前，透過懷孕的不同孕期，向孕婦進行情緒檢測。已有許多文獻證實，懷孕第六個月開始，進行心情檢測，與產後憂鬱有高度相關，也就是說產後憂鬱的狀況在懷孕期間就已有徵兆^{Bennett,et. al, 2003；Marcus, et.al , 2003；Goodman & Tully, 2009}。

台灣在例行性產檢中，也會有產後憂鬱的衛教宣導單張；只是依據筆者三次生產經驗，即使自己有些情緒低落的狀況，自評量表也自認似乎還好，還能承受，加上自己的工作專業及碩士論文就是以產後憂鬱作為論文題目與方向，卻嚴重產生之識障，認為自己最了解，甚至已經有防範，應該不至於產生。但孰不知，伴侶通常比產婦自身對產婦的情緒變化來得敏感，但多半認為孕婦情緒波動大，將此情緒波動直接歸因成孕婦本來就是如此，因而輕忽產婦的情緒低落甚或產前憂鬱。

也令人反思的是，台灣產婦坐月子的傳統習俗，希冀透過食材補湯，讓產婦休養生息進行生理修復，產後憂鬱的盛行率也並沒有因而減少；是否意味著，產後憂鬱的認知與照護，還需要更廣泛被重視及注意呢？

產後本來就是令人精疲力盡的一段時間：家中多了一個「小人」，不只要照顧寶寶、面對漫天飛舞而來的衛教資訊外；自己作息的混亂、娘家與婆家世代不同的照養觀念需協調，光以上就已耗費產後多餘心力。更需要伴侶是神隊友等級的存在，能提供救援而不是耗損；如果還得照顧到先生感覺到產後眾人重心都在孩子身上的失落與不安，先生只要輕輕說一句「我覺得妳照顧小孩比照顧我多」，媽媽的眼淚就會不禁淚潸潸、也對憂鬱的症狀沒有絲毫幫助。

產前情緒低落、產後憂鬱可以怎麼做？

產後憂鬱耳熟能詳，但產前情緒低落，我們又了解多少，總希望靠自己度過的堅強台灣女性，又該怎麼樣試著照顧自己一些？以下是我自己走過三次產後憂鬱的感觸，結合研究文獻整理如下：

1. 及早發現：敏感於孕程賀爾蒙劇烈變化造成情緒上波動，有時是突然的微小不耐、莫名感傷、沉默無語或激動大聲。
2. 自我接納：理解自己是因賀爾蒙變化所造成情緒影響，並非自己不好，停止自我批評與自我責備延伸的自我壓力。
3. 適時表達：嘗試用「我」訊息，讓另一半知道情緒波動並非自己能控制，反而是需要被支持，一起尋求更好的相處方式的時機，如我對於情緒低落的感到很難受，但也不知道該怎麼做更好，需要你跟我一起想辦法。
4. 伴侶支持：懷孕時期最需要的就是伴侶的傾聽與支持，伴侶也許聽過，也知道產後憂鬱起因於賀爾蒙，但對於並非孕婦能控制的理解，能給孕婦更心安的力量穩定情緒。
5. 尋求專業：若靠夫妻兩人努力，仍舊顯得調息不易，其實從懷孕期間，就能為產後做準備，獲得調整情緒的諮詢，不啻是自我照顧的方法之一。

親愛的，妳是妳故事的主角，妳的心情及需要妳最知道！當夫妻一起正視懷孕期間的情緒變化，尋求各方面諮詢並肩渡過，是產後媽媽最好的支持，也是改善夫妻衝突最佳方針。

參考資料

• Barrett, M. S., & Barber, J. P. (2007). Interpersonal profiles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63(3), 247-266.
• Eberhard-Gran, M., Tambs, K., Opjordsmoen, S., Skrondal, A., & Eskild, A. (2004). Depression during pregnancy and after delivery: a repeated measurement study.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Obstetrics & Gynecology, 25(1), 15-21.
• Goodman, S. H., & Tully, E. C. (2009). Recurrence of depression during pregnancy: psychosocial and personal functioning correlate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26(6), 557-567.
• Huang, Y. C., & Mathers, N. (2001). Postnatal depression – biological or cultura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stnatal women in the UK and Taiwan.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33, 279-287.
• Heh, S. S. (2001). Valid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 detecting postnatal depression in Taiwanese women. Nursing research, 9(2), 105-113.
• 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整理撰文／龔雋幃，美術設計／林洵安

中研院院區開放演講：台灣防疫成功了嗎？

為什麼隔離者會想偷偷溜出門？是防疫知識不足，還是社群互動邀約多？經歷 14 天禁閉，他們的心理狀態、社會互動又會有哪些變化？2020 年中研院院區開放日，社會學研究所李宣緯助研究員進行科普演講，分享「防疫點日記」的研究成果，分析影響隔離者服從、配合意願的關鍵因素。

宛如平行時空的台灣，我們做了什麼？

在這場世紀大疫中，台灣未曾封城、禁足，社會與經濟活動很快重見熱絡，繳出了不錯的防疫成績單。跟各國相比，台灣政府在防疫上顯然做對了不少事，成功建立起人民信心，願意配合政府政策。

李宣緯認為，「台灣模式」來自幾項重點。首先是謹慎行事，每一步都有妥善規劃，中央、地方政府相互配合。

第二，快速反應、超前部署。去年底，政府從網路一得知武漢出現可疑肺炎，馬上繃緊神經。隨後也迅速拉高應變層級，展開邊境管制。

第三，資訊透明，「防疫五月天」連續 140 天每日召開記者會、現場直播，接受媒體詢問，和全民報告疫情變化。

最後，則是良好的公民素養。經歷過 SARS 慘痛經驗，台灣社會已建立起高度公衛意識，當疫情來襲，配戴口罩迅速成為全民共識。

這些關鍵作為，讓台灣到 10 月底還不滿 600 例確診，僅有 7 例死亡。根據中研院社會所「中國效應研究小組」 4、5 月的問卷調查，高達 79.1% 的民眾認為政府防疫做得「很好」，18.1% 則回答「好」，表現評價可說是接近滿級分。此外，台灣今年第二季的經濟成長率僅微幅衰退 0.6％，遠勝受疫情重創的世界各國。

至今為止，台灣防疫表現不只是對抗病毒的優等生，也獲得民眾的高度認同。

防疫點日記：透視被隔離者的內心

對抗病毒除了政府的政策戰略，更需仰賴眾人配合。例如，返國者誠實告知身體狀況，遵守隔離規定。也因此，每當新聞出現趴趴走隔離者，必定引來千夫所指、罵聲不斷。然而，為什麼多數隔離者願意配合、服從？在哪些壓力、環境影響下，會讓他們浮現「落跑」念頭？隔離者長時間不能和別人接觸，他們身心有什麼變化？

為了進一步瞭解隔離對個人的影響，中研院社會所與統計所共同展開「防疫點日記」計畫。研究團隊開發了「防疫點日記」網站，募集 140 位被隔離者，參與為期超過 30 天的線上調查；同時也加入 158 位沒有隔離經驗的人，進行對照。

被隔離者必須詳細記錄每天的日常生活細節，譬如昨天花了多少時間工作或學習、和他人社交？今天覺得孤單嗎？起床後會覺得漫無目的嗎？透過這些情緒反應、娛樂活動、社交頻率，觀察分析他們的身心變化。

此外，調查也要求參與者提供跟他人的互動接觸紀錄，不論是面對面，或者線上臉書私訊。所有參與者都需要記下他跟誰互動，和對方的關係，互動時間，當面、電話或網路接觸。隔離者每日平均至少記錄 3 筆人際互動，解除隔離後、非隔離者則每日平均提供 5 筆以上的紀錄。

「我們想要看的是，這群人的社會網絡有沒有變化？」李宣緯補充解釋：「大家可能沒有聽過社會網絡，在臉書上把人跟人串連起來，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社會網絡。」

簡言之，防疫點日記研究試圖要瞭解：在疫情高度衝擊下，我們的社會網絡、人際互動是否被改變？隔離者會出現社交行為或身心變化嗎？對政府的滿意度是否受到影響？

社群留言關鍵字第一名：謝謝

研究發現，經過隔離並沒有讓人們對政府不信任，反而更加肯定。在點日記開始前的前測調查中，隔離、未隔離兩組人都有超過 55% 認為政府資訊「透明」；等到 30 天結束的後測，兩組人認為政府資訊「非常透明」又分別躍升超過 10%。調查結果顯示，無論有沒有經過隔離，多數人皆高度推崇政府的防疫政策相當透明。

另一方面，研究團隊也從社群平台的互動，檢視政府和民眾的溝通關係。他們徵得部分參與者的授權，存取他們過去一年的臉書社交紀錄。

讓人意外的是，比起隔離者，未隔離的人與「衛福部粉專」的互動數量更多，而且幾乎以按讚為主。社群留言的關鍵字前六名，則分別為「謝謝」、「防疫」、「辛苦」、「部長」、「人員」、「所有」，普遍是支持政府的正面聲音。

為什麼他們想離開隔離處？

新冠肺炎爆發以來，為了遏止疫情擴散，各國紛紛祭出封城、禁足、邊境管制等不同手段。當政府以安全、公衛之名，要求人民放棄部分自由，人們願意讓渡什麼？能夠容忍到什麼程度？國家管制與個人自由之間的權衡衝突，備受熱議。過去，便有學者針對 SARS 研究發現，「外出社交」是個人最難放棄、遵從規範的部分。

因此，研究團隊也以「今天有沒有想要離開隔離地的念頭？」，檢視隔離者服從政策的意願。這包含了兩項研究議題：一是哪些因素會影響民眾服從或不服從？二是焦慮在其中扮演了什麼作用，是不是一個中介因素？

李宣緯分析，影響服從度首要是負面情緒；曬不到日光、感受到較少支持、遭受隔離汙名化等等，都可能導致負面情緒。再者則是社會責任，是否清楚認知隔離對於社群的意義。另外，是否獲得充分資訊、具備公衛知識，也會影響到服從度。

根據迴歸統計結果，男性較女性服從意願高。內心愈焦慮、孤單，愈容易想離開隔離處。隨著隔離天數拉長，愈到後期，愈會有出門的想法。另外，遭受陌生人指責的汙名化程度愈高，或是覺得隔離對社會沒有幫助，只是在浪費時間，也都會降低隔離者的服從意願。

反過來，無論是透過線上或線下，只要接觸人數愈多，和家人朋友愈常聊天互動，則愈不會有想離開的念頭。

那麼，經歷過隔離，又會帶來哪些變化？

14 天閉關後，隔離者的「互動人數」顯著下降，「防疫和公衛知識」明顯提升，對「政策公開透明度」認同比例也上升，不過「認同自身隔離對社群有幫助」反而下降。

李宣緯解釋，原因可能是隔離者認為自己其實是健康的人，但卻得禁足 14 天，因而認為這次隔離實際上沒有太多價值。分析隔離者的汙名化經歷，他們遭受的汙名壓力最主要來自陌生人；隔離期間遇到麻煩時，他們尋求協助的對象則多數是家人。

總結來說，究竟為何有些人會冒著被裁罰、指責的風險，想離開隔離處？根據研究發現，當負面情緒湧現、缺乏社會責任意識的情況下，就會使人傾向於不服從。另外，和原本預期不同，防疫公衛知識程度越高，愈清楚身體不舒服時，要與他人保持距離、通報醫護人員，反而愈容易想離開，推測可能是認為自身感染可能性低、有能力自我保護。

焦慮也確實扮演部分中介，當個人感受到被大眾指責的汙名化壓力，可能產生焦慮感，降低隔離者的服從意願。

李宣緯強調，防疫是眾人的努力總和，隔離者一定程度犧牲了個人自由，以換得社會的公衛安全。若我們能更了解個人獨自面對隔離的壓力、焦慮、身心變化，以及需要的正向支持，或許也更有助社會共同對抗病毒。

演講最後進入問答環節，不少學生熱烈發問：

Ｑ：政府有很多防疫文宣或影片，各族群的接受度可能也不同，如何衡量政策溝通是否有效？

我們大致從三個面向，檢視政策溝通是否有效：

一是根據中國效應小組的問卷調查，數據顯示民眾普遍肯定防疫政策是成功的，政策支持度很高，可以看到政府的防疫作為的確獲得正面的溝通成果。

其次，在防疫點日記研究中，無論隔離者、一般人，多數參與者都認為資訊相當公開透明，顯示政策傳達是有效的。

第三，研究也分析參與者和衛福部臉書的互動情形。留言關鍵字多數是正面，謝謝高居榜首，互動形式也以按讚、笑、愛心等居多。

以上綜合來看，防疫政策確實達到有效的溝通。

Ｑ：台灣的防疫策略是特例嗎？類似做法移植到其他文化脈絡，會不會造成反效果？

目前看來，很多做法應該是共通可行的。

比如邊境管制，許多國家後來陸續採行，但如果初期就開始執行，防疫效果可能更明顯。口罩徵收、統一配發政策，也有安定民心的效果，降低物資缺乏的集體恐慌心理。另外，包括政委唐鳳協調的數位應用政策，提供大家即時資訊，這些都能參考、挪用。

廣義來說，我認為多數政策應該都能被複製，差別只在於政策施行的時間、強度。某些措施越延遲開始，效果就不如預期。

延伸閱讀

• 演講直播影片
• Fu Yang-chih, Lee Hsuan-Wei，〈Daily Contacts Under Quarantine amid Limited Spread of COVID-19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1-11，2020
• 李宣緯個人網頁

• 邱似齡 （慈恩心理治療所臨床心理師，育有三個孩子、自稱刺蝟媽媽，希望能整合生命經驗與學術所學，提出貼近生活的感受與文獻，讓人學習更愛自己與照顧自己。）

這一天，幾個孩子同齡的好朋友聚會，聊起這幾年共同的生產經驗及夫妻生活，大家不約而同地發現，怎麼彼此間的夫妻關係，在孩子出生後的前三年，衝突達到最高峰。

「我跟先生的關係越來越緊繃，很多時候都因為教養的方向不同而吵不停……」「我真的好累，要照顧家裡還要照顧先生，但先生覺得我都沒有照顧他……」說到難過及委屈時，還會眼眶紅了起來。
「看來應該不是只有我坐月子期間，看見雲朵覺得雲自由，只有我被關在這裡（月子中心）吧！」 另一位友人喝著茶看著大家，突然悠悠的說。

突然回憶起自己生三個孩子的過程當中，從老大懷孕出生，跟先生的爭執也日益增加，直到自己回頭檢視產後憂鬱對自己的影響，約莫產後四至六個月，都還有些情緒低落、易怒、突然說話大聲的狀況。當時自己以為是因為孩子剛出生，又要忙孩子又要工作，兩頭蠟燭燒，加上哺乳睡眠品質不好的結果，才會衝突頻頻。同時，跟先生在教養上時常方向不一致，需要花許多時間溝通，苦於時間已經如縫隙下難擠，兩人卻還沒有共識。

當時心情上始終低靡不振，卻一直沒有想到可能是產後憂鬱的餘威，需要自我照顧。

盛行率達 15-20% 的產後憂鬱

過去的研究已經告訴我們，憂鬱心情可能會對胎兒有直接的影響：針對產前憂鬱的研究發現，孕婦心情憂鬱可能會導致早產、或嬰兒出生時體重較輕，這兩項因素與嬰兒日後發展與健康狀況有很高的關聯^{Mancuso, Schetter, Rini, Roesch, & Hobel, 2004}。這也呼應了我的孩子產後照顧的難度高過其他寶寶，導致夫妻為了寶寶的照養就感受到莫大的壓力的情況。

依據內政部統計處人口統計資料顯示，台灣產後憂鬱的盛行率約為 15-20%^{Huang＆Mathers, 2001；Heh, 2001}，以 2018 年 1 月 17 萬多的新生兒統計數據推估，約莫是三萬多名產婦會經歷產後憂鬱的狀況，此盛行率其實與國外多篇文獻的盛行率相當^{Bennett, Einarson, Taddio, Koren, & Einarson, 2004}，但也並非所有產前產後的憂鬱心情就等同於產後憂鬱，依據 2013 年美國指得是產後初發且達到憂鬱症狀的診斷證明，才符合產後憂鬱的診斷。

多數的產婦經歷情緒低落

多數學者認為，產後憂鬱發病高峰是產後的第二個月到第六個月之間，依據情緒低落嚴重程度大約分成三層級：產後情緒低落（Postpartum Blue、Baby Blue）、產後憂鬱（Postpartum Depression）以及產後精神疾患（Postpartum Psychosis）^{Eberhard-Gran, Tambs, Opjordsmoen, Skrondal & Eskild,2004}。

比例較高的產婦會歷經情緒低落至憂鬱的層級，其中情緒低落的強弱，受到產前是否有憂鬱、社會支持高低、不舒服的生產經驗及嬰幼兒難易照顧的氣質差異影響等因素影響。

產後憂鬱影響產婦自身情緒、夫妻關係、嬰兒照顧或工作職場調適甚鉅，難道只能產後追蹤嗎？

所幸，目前對於產後憂鬱的研究，已經從產後走向產前，透過懷孕的不同孕期，向孕婦進行情緒檢測。已有許多文獻證實，懷孕第六個月開始，進行心情檢測，與產後憂鬱有高度相關，也就是說產後憂鬱的狀況在懷孕期間就已有徵兆^{Bennett,et. al, 2003；Marcus, et.al , 2003；Goodman & Tully, 2009}。

台灣在例行性產檢中，也會有產後憂鬱的衛教宣導單張；只是依據筆者三次生產經驗，即使自己有些情緒低落的狀況，自評量表也自認似乎還好，還能承受，加上自己的工作專業及碩士論文就是以產後憂鬱作為論文題目與方向，卻嚴重產生之識障，認為自己最了解，甚至已經有防範，應該不至於產生。但孰不知，伴侶通常比產婦自身對產婦的情緒變化來得敏感，但多半認為孕婦情緒波動大，將此情緒波動直接歸因成孕婦本來就是如此，因而輕忽產婦的情緒低落甚或產前憂鬱。

也令人反思的是，台灣產婦坐月子的傳統習俗，希冀透過食材補湯，讓產婦休養生息進行生理修復，產後憂鬱的盛行率也並沒有因而減少；是否意味著，產後憂鬱的認知與照護，還需要更廣泛被重視及注意呢？

產後本來就是令人精疲力盡的一段時間：家中多了一個「小人」，不只要照顧寶寶、面對漫天飛舞而來的衛教資訊外；自己作息的混亂、娘家與婆家世代不同的照養觀念需協調，光以上就已耗費產後多餘心力。更需要伴侶是神隊友等級的存在，能提供救援而不是耗損；如果還得照顧到先生感覺到產後眾人重心都在孩子身上的失落與不安，先生只要輕輕說一句「我覺得妳照顧小孩比照顧我多」，媽媽的眼淚就會不禁淚潸潸、也對憂鬱的症狀沒有絲毫幫助。

產前情緒低落、產後憂鬱可以怎麼做？

產後憂鬱耳熟能詳，但產前情緒低落，我們又了解多少，總希望靠自己度過的堅強台灣女性，又該怎麼樣試著照顧自己一些？以下是我自己走過三次產後憂鬱的感觸，結合研究文獻整理如下：

1. 及早發現：敏感於孕程賀爾蒙劇烈變化造成情緒上波動，有時是突然的微小不耐、莫名感傷、沉默無語或激動大聲。
2. 自我接納：理解自己是因賀爾蒙變化所造成情緒影響，並非自己不好，停止自我批評與自我責備延伸的自我壓力。
3. 適時表達：嘗試用「我」訊息，讓另一半知道情緒波動並非自己能控制，反而是需要被支持，一起尋求更好的相處方式的時機，如我對於情緒低落的感到很難受，但也不知道該怎麼做更好，需要你跟我一起想辦法。
4. 伴侶支持：懷孕時期最需要的就是伴侶的傾聽與支持，伴侶也許聽過，也知道產後憂鬱起因於賀爾蒙，但對於並非孕婦能控制的理解，能給孕婦更心安的力量穩定情緒。
5. 尋求專業：若靠夫妻兩人努力，仍舊顯得調息不易，其實從懷孕期間，就能為產後做準備，獲得調整情緒的諮詢，不啻是自我照顧的方法之一。

親愛的，妳是妳故事的主角，妳的心情及需要妳最知道！當夫妻一起正視懷孕期間的情緒變化，尋求各方面諮詢並肩渡過，是產後媽媽最好的支持，也是改善夫妻衝突最佳方針。

參考資料

• Barrett, M. S., & Barber, J. P. (2007). Interpersonal profiles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63(3), 247-266.
• Eberhard-Gran, M., Tambs, K., Opjordsmoen, S., Skrondal, A., & Eskild, A. (2004). Depression during pregnancy and after delivery: a repeated measurement study.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Obstetrics & Gynecology, 25(1), 15-21.
• Goodman, S. H., & Tully, E. C. (2009). Recurrence of depression during pregnancy: psychosocial and personal functioning correlate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26(6), 557-567.
• Huang, Y. C., & Mathers, N. (2001). Postnatal depression – biological or cultura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stnatal women in the UK and Taiwan.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33, 279-287.
• Heh, S. S. (2001). Valid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 detecting postnatal depression in Taiwanese women. Nursing research, 9(2), 105-113.
• 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