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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會讓在台日人體質退化?熱帶神經衰弱與撕不掉的灣生標籤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18/02/08 ・4809字 ・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SR值 584 ・九年級

採訪編輯|林承勳 美術編輯|張語辰

〈日軍入台北城想像圖〉。氣宇軒昂的殖民登陸後,在台日本人卻面臨前所未見的「熱帶神經衰弱」考驗,令在台日人元氣、優越感盡失。 圖/石川寅治繪 @wikipedia

不單純的醫學史研究

日治時期,「熱帶神經衰弱」於在台日人之間流行,影響範圍小從個人生產力,大到南進政策的廢存。藉由研究「熱帶神經衰弱」理論上的演變,中研院史語所的巫毓荃助研究員發覺,這不只是單純的生心理疾病,更牽涉在台日人如何於台灣殖民社會中,面對殖民地生活、政治與文化的難題及尋找身分認同。

你今天累了嗎?

圖/manfredrichter @Pixabay

注意力散漫、身體懶倦發酸、缺乏活力、嗜睡,有時緊張容易疲勞,晚上失眠,或是常常感到厭煩。以上列舉的諸多症狀,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是否似曾相識?如果你是身處日治時期的在台日人,那很可能被認定是「熱帶神經衰弱」的受害者。

1930 年代末期,日本南方醫學研究會進行了一次 500 人的調查。報告顯示自從日本殖民台灣以後,在台居住一段時間的日本籍智能性工作者(也就是在台灣處理行政、指導工作的日本人),有很高的比例會出現身心靈越來越遲鈍的現象。包含:頭重腳輕、容易疲倦、怕冷、嗜睡、食慾不振等等;此外,精神上則鬱鬱寡歡、注意力無法集中,閱讀、推理能力變差,思考漸漸缺乏邏輯。

在台日人出現了這些症狀,原本嚴謹規律的生活、努力踏實的工作態度,皆一點一滴地消失……

焦慮、不滿、傷感、壓迫感湧上心頭,有些人無心工作,轉而追逐肉體上享樂。但如果在責任感的驅使下逼迫自己工作,不但無法展現效率,反而出現更嚴重症狀。工作與生活節奏被破壞,幾乎到心神狂亂的地步。日治時期,居住在台灣的日本人之間所盛傳的這種「熱帶狂亂」或「南洋呆」,後來被認為是熱帶神經衰弱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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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位於台灣的日本移民部落。 圖/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在殖民背景中,對於離鄉到南方的日人處境,當時的從軍作家林芙美子在其著作《浮雲》中,用植物來類比:

「植物若不是生長在它們的土地上,一定無法生長得很好。」、「我們失去了在內地時所擁有的旺盛靈魂……像被移植的日本杉,一點一點地枯萎……無意間,我們都成了南洋呆的犧牲品。」

當時任職於台北帝國大學醫學生理部的大喜多孝,也以櫻花做比喻。日本人稱「花之櫻,人之武士」,寄託著日人自豪的武士道精神的櫻花,移到台灣之後,卻「紅得像有毒一般,笨拙地開著」。

日治時期,前往台灣工作的日人逐漸懶散、思想遲鈍,腦袋無法運轉,變得跟自己曾經歧視的南方原住民一樣癡呆。從當時的文獻,不難理解熱帶適應不良是日人心中的恐懼,以及殖民政府首要面對的難題。

熱帶神經衰弱引發的原因是甚麼?南向的大和民族是否會因此走向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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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的象徵,變成負面的標籤

其實「神經衰弱」這個概念,最早在 1860 年代,由美國神經科醫師 George M. Beard 首先使用,用來解釋身體與精神上的疲勞、緊張、慢性消化不良等,諸多找不到特定病因的身心症狀。並且認為這是只有在美國這樣「高度文明」的國家,人們因為生活步調太快且承受科技進展所帶來的生活與文化衝擊,以致過度使用神經系統而使神經能量耗竭,造成各種身心上的不適。

1860 年代的神經衰弱,類似現代「用腦過度」的概念,是文明進步的象徵,是一種上流社會嚮往、有榮幸才可以得到的疾病。

至於「熱帶」神經衰弱的疾病概念,則是 1902 年初期,西方延伸用來解釋白人前往「熱帶殖民地」後,發生的一連串沒有特定病因的不適,例如 Warwick Anderson 提出的「菲律賓炎」。但引發不適的原因,並非像高度文明的歐美是因為文明進步讓腦力耗竭,而是熱帶殖民地「炎熱難耐」的氣候。

白人的皮膚無法抵抗殖民地熾熱陽光、潮濕氣候,使得身體降低生產熱能與能量,導致一連串的機能耗損與負擔。這樣的醫學理論,賦予當時前往殖民地的拓荒者冒險犯難、英雄的形象。

殖民地熾熱陽光、潮濕氣候,使得身體降低生產熱能與能量,導致身體一連串的機能耗損與負擔。這樣的醫學理論,賦予當時前往殖民地的拓荒者冒險犯難、英雄的形象。 圖/StockSnap @Pixabay

因此,早期在台日人出現一連串的熱帶神經衰弱症狀時,即使身體懶惰精神不振,反而會出現為「國家發展犧牲小我」的認同與優越感,可說是光榮的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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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著熱帶神經衰弱醫學理論的轉變,疾病的文化意涵也隨之改變。

1920 年代,精神分析成為美國精神醫學的主流理論,在這個醫學理論的轉變下,「壓抑的性慾望」取代熱帶氣候成為主要的病因。這時的病因被解釋為:由於殖民地缺乏音樂會、戲劇等陶冶身心的文藝活動,隻身在外的殖民工作者的慾望無法被調節、又無法得到滿足,長期下來便憋出各種神經衰弱的症狀。於是,熱帶神經衰弱從光榮的象徵變成負面的標籤。

熱帶神經衰弱的標籤還沒有被貼完。

日人移居台灣讓體質退化?

「氣候決定論」跟「退化理論」的論述出現,影響著 1930 年代殖民母國的日本人,是如何觀看住在殖民地台灣的日本人。

美國地理學大師 Ellsworth Huntington 於 1915 年的著作認為,在不適合文明發展的「氣候」中生存,即使原本擁有優良的基因,還是會退化成劣等體質。在這個歐美中心的思維中,美國北大西洋各洲與英格蘭文明程度若以 100 分計算,日本有 83 到 62 分不等,台灣則只有 32 分。在台日人無疑是暴露在惡劣氣候環境可能「體質退化」的高危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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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理論」則是源於德國的精神醫學理論,認為飲酒、梅毒,或其他會刺激、傷害神經系統的疾病,造成的影響會經由遺傳延續給下一代。遺傳延續的不良體質與劣等基因,被認為是引發熱帶神經衰弱的原因。

於是,前往充滿瘧疾、瘴癘之氣、且炎熱難耐的南方,飽受各樣刺激的日人,被視為造成民族素質下降的「素質貧乏的日本人」,是與殖民母國優良族群有區隔的「他者」。其後代更被貼上「灣生」、「第二世」等歧視的標籤,也被認為是婚姻中不理想的對象、是瑕疵品。

〈1945 年 32 萬在臺日僑分布圖〉。當醫學理論轉變,這些原先光榮的「拓荒勇者」被貼上「素質貧乏」標籤,他們的後代更成了名為「灣生」、「第二世」的瑕疵日本人。 圖/wikipedia

撇開遺傳的論點,同樣在日本有影響力的德語系精神科醫生 Eugen Paul Bleuler ,從個人無意識心理的角度出發,認為性、個人生命經驗、壓抑等都會影響症狀。但精神症狀也可能是由「逃入疾病(flight into the disease)」的心理機轉所造成,藉以解決內在衝突、逃避外在困難情境、或謀求個人利益。

因此,熱帶神經衰弱患者亦有可能是「逃入疾病」。他們因為無法適應殖民地生活,於是假借病痛引起關心或爭取返鄉機會。即使在台日人患者很少提到想要歸鄉的念頭,此理論盛行的日本內地,對熱帶神經衰弱病患的歧視無疑又加深了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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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偏見,從「心」看病因

1930-1940 年代任職台北帝國大學精神疾病學教室的中脩三教授,用「心因性」的角度切入,並引用森田正馬的理論,為一同經歷殖民地辛苦生活的同胞緩頰。

中脩三教授。 圖/九州大學醫學院

中脩三認為,雖然神經症狀是由神經質的體質所引發,但這並非機能上的缺陷,反而造就了神經質患者更加敏銳、細緻的覺察能力與更嚴格的自我審查。至於神經衰弱諸多病徵,是因為對身體完美健康的強烈追求,才導致對本身微小的不適過度解讀、提心吊膽。

中脩三教授還認為,自我意識強烈的神經質性格,是日本民族文化引以為傲的一環。從這點來看,神經衰弱的在台日人不但沒有喪失原本民族的美德,反而在思鄉的強烈情緒、與熱帶氣候的荼毒下恪守崗位,為帝國的發展貢獻自己。日本政府反而應該要提供更多的資源,改善殖民地環境、降低在台日人的身心負擔。

保持日本風俗樣貌的在台日人移民村。 圖/wikipedia

同樣的一種疾病,隨著時間流轉卻有二元對立的文化意義。

熱帶神經衰弱各種醫學理論此起彼落,並沒有一個明確定見。以 1920 年代為分界,早期是為國家犧牲受苦的光榮形象,之後卻演變成不健康的心理、或有缺陷的體質,是退化與墮落的代表。而中脩三的理論責為熱帶神經衰弱患者,找回了一些尊嚴與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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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研究「熱帶神經衰弱」

曾擔任精神科醫師、現於中研院研究醫學史的巫毓荃,當初是在碩士班研究台灣殖民時期精神醫學史時發現「熱帶神經衰弱」這個詞彙。

巫毓荃提到,在日治時期,在台日人很常被診斷熱帶神經衰弱,是殖民政府非常重視的問題。由於病名在史料出現的次數太頻繁了,巫毓荃於是展開研究。剛開始,巫毓荃只想描述分析當時的精神醫學理論與實作,過程中卻發現牽連的層面越來越廣,政治、文化、社會上都有其意義。以至於參考的史料範圍越來越廣,非醫學紀錄的報紙、期刊,都包含在需要蒐集的參考文獻內。

「回顧這段歷史,或許其中最引人注意的面向,就是一場疾病文化意義的戰爭。」巫毓荃提到,醫學概念演變跟社會文化有連帶關係,醫學概念的演變不再是唯一的重點,醫學跟政治、文化的共構關係更是該注意的焦點。

從醫學史的脈絡,巫毓荃發現:「醫學理論的曖昧,讓站在不同立場交戰的人們,都不難找到可以動用的理論資源。」 圖/張語辰攝影

「之後我對醫學史的想像就不太一樣了。」巫毓荃表示,原本看似單純醫學議題的熱帶神經衰弱,在 1930 年代的日本議會中,卻成為往「中國東北」或往「南洋」發展兩派的政治角力工具。對於殖民政府來說,深入研究熱帶神經衰弱更有其必要性,因為日人能在台灣生存而不變癡呆,殖民政府才有繼續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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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解讀熱帶神經衰弱相關的各派理論時,巫毓荃強調不能忘記存在其中的政治與文化意義。就像 Ellsworth Huntington 強調氣候跟文明關聯的氣候決定論,雖看似有其合理性,卻過度簡化與西方本位,也可能造成複雜的政治與文化效應。

一個族群的文明形成,有很複雜的影響因素:地理、基因、歷史、與現實,都很重要。若僅看見其中一項,例如基因,就有變質為種族主義論述的危險。從歷史來看,以「種族」為範疇,也很容易加強或創造偏見。巫毓荃強調,「必須非常小心,醫學理論的建立與詮釋,不該被特定意識形態或政治目的拿去使用。」

延伸閱讀:

  • 巫毓荃的個人網頁
  • 巫毓荃、鄧惠文,〈氣候、體質與鄉愁──殖民晚期在台日人的熱帶神經衰弱〉,收入於《帝國與現代醫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頁 55-100。
  • 【CASE 報科學】精神醫學的誕生:訪巫毓荃醫師
  • 中脩三、小林準一(1942)。熱帶馴化ノ精神醫學研究(一)台灣ニ於ケル知能勞務者ノ自覺症ニ就テ。台灣醫學會雜誌,41,1-21。
  • Huntington, Ellsworth(1915).Civilization and Climate.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
  • 森田正馬(1974)。森田正馬全集。白揚社。

本著作由研之有物製作,原文為《【熱帶神經衰弱】日治時期,在台日人效率與道德流失的惡夢》以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4.0 國際 授權條款釋出。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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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還要更快!讓國家級地震警報更好用的「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01/21 ・2584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本文由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 文/陳儀珈

從地震儀感應到地震的震動,到我們的手機響起國家級警報,大約需要多少時間?

臺灣從 1991 年開始大量增建地震測站;1999 年臺灣爆發了 921 大地震,當時的地震速報系統約在震後 102 秒完成地震定位;2014 年正式對公眾推播強震即時警報;到了 2020 年 4 月,隨著技術不斷革新,當時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以下簡稱為地震中心)僅需 10 秒,就可以發出地震預警訊息!

然而,地震中心並未因此而自滿,而是持續擴建地震觀測網,開發新技術。近年來,地震中心執行前瞻基礎建設 2.0「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預計讓臺灣的地震預警系統邁入下一個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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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上網路吧!用建設與技術,換取獲得地震資料的時間

「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起源於「民生公共物聯網數據應用及產業開展計畫」,該計畫致力於跨部會、跨單位合作,由 11 個執行單位共同策畫,致力於優化我國環境與防災治理,並建置資料開放平台。

看到這裡,或許你還沒反應過來地震預警系統跟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有什麼關係,嘿嘿,那可大有關係啦!

當我們將各種實體物品透過網路連結起來,建立彼此與裝置的通訊後,成為了所謂的物聯網。在我國的地震預警系統中,即是透過將地震儀的資料即時傳輸到聯網系統,並進行運算,實現了對地震活動的即時監測和預警。

地震中心在臺灣架設了 700 多個強震監測站,但能夠和地震中心即時連線的,只有其中 500 個,藉由這項計畫,地震中心將致力增加可連線的強震監測站數量,並優化原有強震監測站的聯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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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震中心的評估中,可以連線的強震監測站大約可在 113 年時,從原有的 500 個增加至 600 個,並且更新現有監測站的軟體與硬體設備,藉此提升地震預警系統的效能。

由此可知,倘若地震儀沒有了聯網的功能,我們也形同完全失去了地震預警系統的一切。

把地震儀放到井下後,有什麼好處?

除了加強地震儀的聯網功能外,把地震儀「放到地下」,也是提升地震預警系統效能的關鍵做法。

為什麼要把地震儀放到地底下?用日常生活來比喻的話,就像是買屋子時,要選擇鬧中取靜的社區,才不會讓吵雜的環境影響自己在房間聆聽優美的音樂;看星星時,要選擇光害比較不嚴重的山區,才能看清楚一閃又一閃的美麗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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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有太多、太多的環境雜訊了,因此當地震儀被安裝在地表時,想要從混亂的「噪音」之中找出關鍵的地震波,就像是在搖滾演唱會裡聽電話一樣困難,無論是電腦或研究人員,都需要花費比較多的時間,才能判讀來自地震的波形。

這些環境雜訊都是從哪裡來的?基本上,只要是你想得到的人為震動,對地震儀來說,都有可能是「噪音」!

當地震儀靠近工地或馬路時,一輛輛大卡車框啷、框啷地經過測站,是噪音;大稻埕夏日節放起絢麗的煙火,隨著煙花在天空上一個一個的炸開,也是噪音;台北捷運行經軌道的摩擦與震動,那也是噪音;有好奇的路人經過測站,推了推踢了下測站時,那也是不可忽視的噪音。

因此,井下地震儀(Borehole seismometer)的主要目的,就是盡量讓地震儀「遠離塵囂」,記錄到更清楚、雜訊更少的地震波!​無論是微震、強震,還是來自遠方的地震,井下地震儀都能提供遠比地表地震儀更高品質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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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心於 2008 年展開建置井下地震儀觀測站的行動,根據不同測站底下的地質條件,​將井下地震儀放置在深達 30~500 公尺的乾井深處。​除了地震儀外,站房內也會備有資料收錄器、網路傳輸設備、不斷電設備與電池,讓測站可以儲存、傳送資料。

既然井下地震儀這麼強大,為什麼無法大規模建造測站呢?簡單來說,這一切可以歸咎於技術和成本問題。

安裝井下地震儀需要鑽井,然而鑽井的深度、難度均會提高時間、技術與金錢成本,因此,即使井下地震儀的訊號再好,若非有國家建設計畫的支援,也難以大量建置。

人口聚集,震災好嚴重?建立「客製化」的地震預警系統!

臺灣人口主要聚集於西半部,然而此區的震源深度較淺,再加上密集的人口與建築,容易造成相當重大的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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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都會區的建築老舊且密集,當屋齡超過 50 歲時,它很有可能是在沒有耐震規範的背景下建造而成的的,若是超過 25 年左右的房屋,也有可能不符合最新的耐震規範,並未具備現今標準下足夠的耐震能力。 

延伸閱讀:

在地震界有句名言「地震不會殺人,但建築物會」,因此,若建築物的結構不符合地震規範,地震發生時,在同一面積下越密集的老屋,有可能造成越多的傷亡。

因此,對於發生在都會區的直下型地震,預警時間的要求更高,需求也更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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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心著手於人口密集之都會區開發「客製化」的強震預警系統,目標針對都會區直下型淺層地震,可以在「震後 7 秒內」發布地震警報,將地震預警盲區縮小為 25 公里。

111 年起,地震中心已先後完成大臺北地區、桃園市客製化作業模組,並開始上線測試,當前正致力於臺南市的模組,未來的目標為高雄市與臺中市。

永不停歇的防災宣導行動、地震預警技術研發

地震預警系統僅能在地震來臨時警示民眾避難,無法主動保護民眾的生命安全,若人民沒有搭配正確的防震防災觀念,即使地震警報再快,也無法達到有效的防災效果。

因此除了不斷革新地震預警系統的技術,地震中心也積極投入於地震的宣導活動和教育管道,經營 Facebook 粉絲專頁「報地震 – 中央氣象署」、跨部會舉辦《地震島大冒險》特展、《震守家園 — 民生公共物聯網主題展》,讓民眾了解正確的避難行為與應變作為,充分發揮地震警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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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雖然地震中心預計於 114 年將都會區的預警費時縮減為 7 秒,研發新技術的腳步不會停止;未來,他們將應用 AI 技術,持續強化地震預警系統的效能,降低地震對臺灣人民的威脅程度,保障你我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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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日治時期,一窺職場婦女先鋒的艱辛歷程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3/04/21 ・4950字 ・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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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每天通勤時是否注意過身旁同行的有誰?可能是腳踩高跟鞋的 OL、認真回覆工作群組的女強人,或是右手牽小孩、左手拿公事包的媽媽,她們都是在職場打拚的職業婦女。當今的臺灣職場是女性展現能力的舞台,但在百年前的今天,女性要遠赴職場工作並不容易。

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近代史研究所游鑑明兼任研究員,經由地毯式搜集各式史料檔案,訪問近百位日治時期職業婦女,撰寫出職場女先鋒一路走來的艱辛歷程。一起了解臺灣女性如何脫胎換骨,在職場與公共領域發光發熱!

圖/iStock

重回開端

當今的臺灣職場是女性展現能力的舞台,無論在學校、醫院、各類公司行號、甚至戶外工地都能見到女性的身影。然而,在百年前的臺灣社會,女性要遠赴職場工作並不容易。直到日治時期現代化思想傳入,殖民政府有計畫地開發臺灣經濟,臺灣女性終於迎來改變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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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游鑑明兼任研究員透過地毯式搜集各式檔案與史料,訪問近百位日治時期職業婦女,撰寫出職場女先鋒一路走來的艱辛歷程。

究竟傳統漢人女性過著什麼樣的生活?什麼樣的轉機促使女性走入職場?在職場上面臨哪些難題?工作中學習到的新知又對親友與社會大眾產生何種影響?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游鑑明兼任研究員,地毯式搜集各式史料檔案,訪問近百位日治時期職業婦女,撰寫出職場女先鋒一路走來的艱辛歷程。圖/研之有物

付出的勞力超乎想像

你對傳統漢人女性的印象是什麼?是裹著小腳整天窩在家中?還是相夫教子的賢內助?上述刻板印象常讓我們以為漢人女性不事生產。事實上,無論是大家閨秀或平民女子,多少都會付出勞力。

富貴人家的千金雖然裹著小腳,依然會為家中做些縫紉、編織或刺繡之類的女紅。生活在鄉村的女性更是刻苦耐勞,纏足婦女就算行動不便,還是會下田工作、飼養牲畜,或是去茶廠幫忙撿茶、編織草帽或草蓆。許多粗重工作也可見到女性身影,例如生活在礦區的婦女會跟著丈夫下坑採礦,彼此赤裸著上半身在悶熱的礦坑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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纏足農婦從事養豬工作。圖/游鑑明提供

臺灣女性的精明能幹還展現在家務的操持上,在名為「鬮書」的分產與買賣契約,經常看到女性擔任仲裁或見證人的角色。還有寡婦甚至會立約對外招夫養子,跳脫女子婚姻只能由父兄作主的窠臼。

上述勤儉美德、主持家務與勞動經驗在女性親屬之間代代相傳,為臺灣女性從一、二級產業往知識密集職業發展奠下改變的因子。然而,女性要成為名副其實的職業婦女並不簡單,還必須解除傳統習俗對身體與心智的束縛。

先從「放足」開始!

我們常聽到古諺有云「女子無才便是德」,在審美觀上崇尚「三寸金蓮」,但這些習俗皆是阻礙女性往外發展的高牆。

日本殖民政府為了讓臺灣女性可以更大量地投入經濟活動,決定從「廢除纏足」和「興辦女學」做起。但是光憑政府一己之力還力有未逮,必須借助民間的力量共同革除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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纏足、辮髮、吸鴉片被日人視為臺灣三大陋習,根據目前所知最早的調查發現,1905 年的臺灣計有 80 萬 616 人纏足,約佔臺灣女性總人口的 56.9%,其中閩籍女性約佔 68%。換句話說,1905 年以前高達三分之二以上的女性有纏足。

要改變根深柢固的觀念並不容易,加上日治初期需攏絡民心、消弭反抗,於是採取漸進政策。深受百姓尊崇的紳商名流、知識份子等地方領導階層,是總督府極力爭取合作的對象。

治臺初期,總督府經由報章雜誌讓地方領導階層了解,纏足對女性的身心造成莫大的危害,且中國維新人士已大力倡導放足,臺灣應跟上世界潮流!自此,紳商名流組織的天然足會在各地發起放足運動。

許多推動放足運動的地方紳商妻女率先放足,並相繼加入鼓吹放足的行列。婦女之間惺惺相惜,對於纏足的痛苦更能感同身受,促使放足人數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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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足觀念也成為學校教育的一環,游鑑明分享從受訪者處聽到的故事:「學校老師會拿根棍子戳戳學生的鞋子,確認腳是否有放大。」而學校也宣導纏足會讓地震來時難逃生,或是透過展覽會展示纏足後變形的可怕雙腳。

總督府眼看社會風氣已成熟,自 1915 年 4 月開始,正式透過保甲制度發起強制放足命令,除了因蹠趾變形無法放足,拒絕放足者會被處以罰鍰。在強制命令的推行下,1916 年 3 月的放足人數已達到 67 萬 3 千人。

放足後,行動的便利性擴展臺灣女性從事經濟活動的範圍,但要成為擁有專業技能的職業婦女還需接受教育或專業訓練。

勸學大作戰

在重男輕女的傳統社會中,讀書對絕大多數的女性來說是種奢侈,儘管日本政府將女子教育列入教育體系中、成立專供臺灣人就讀的公學校,但在日治中期以前,女童就學的意願依然低落。

游鑑明細數女童無法就學的原因:「很多女童因為家中農忙、天氣不好、學校男學生多、沒有女老師等原因就不去唸書,有女童甚至要女扮男裝才敢去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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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高女童就學率,日本政府採取放寬就學年齡、男女分班、增加女老師等教育制度。此外,總督府發現,家中女性長輩掌握女童的讀書權,於是曾在士林舉辦女性限定的展覽會,展出插花、摺扇、和服等日本傳統工藝,邀請祖母、媽媽帶女童一起參觀,讓媽媽們知道女童入學就能學習手工藝,可為將來結婚預備嫁妝。

學校方面也派出老師挨家挨戶勸學,其中女老師的勸學成功率相對較高,因為女老師是因為唸了書才改變身分地位,她們的現身說法較能打動家長的心。

在官民的相互呼應下,1938 至 1942 年間,臺籍女童入公學校就讀率上升到 54.1%,但能接受完整初等教育的女童,大約為全部學齡童的十分之一,而且多數來自中上階層家庭。

如想繼續攻讀高等學歷,臺灣本地的教育措施並不完善,缺乏獨立的女子專門學校。以培養女老師的學制為例,女學生自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下稱三高女)畢業後,殖民政府只在校內附設師資班做短期的職前培訓。至於有志從醫的女生,則必須出國留學才能獲得深造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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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女講習科學生實地授課。圖/游鑑明提供

雖然日治時期的女子教育未能延伸到高等教育,但教育程度可作為有力的求職履歷,此一新觀念開始在民間扎根,為想要翻轉身分地位的女性帶來希望。

帶來的改變

那麼,日治時期出現哪些女性從事的新興職業呢?進入職場又為女性帶來哪些改變?游鑑明的研究聚焦在五種新興職業:女教員、女醫生、新式產婆、看護婦、女工,她發現這些投入職場的女性雖然出生背景、學經歷與工作內容存在差距,卻具備四項共同的現代性特徵。

首先,女性開始積極「參與」更多元的工作,甚至嘗試爭取以男性居多的職業。例如從臺北女子職業學校畢業的吳謹,進入臺北自動車講習所接受司機員培訓,於 1928 年成功取得司機執照,成為當時臺北州公共汽車唯一的女司機。

1928 年臺北州唯一的女司機吳謹女士。圖/游鑑明提供

其次,經由高等教育與專業訓練養成的女性也更具「雄心壯志」!例如女醫生和新式產婆要在地方開業,必須想辦法獲得當地居民的信任,並盡可能打開知名度、招攬生意。因此,我們可在日治時期的報紙看到女醫生刊登的宣傳廣告,在藥局看到新式產婆掛的廣告招牌,她們積極在社會上為自己發聲。

女醫生與新式產婆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游鑑明)

其三,職業婦女的「地理活動」範圍也因求學與工作等原因而擴大。例如中南部的女生遠赴三高女圓老師夢,取得教師資格後會被分派到異鄉執教。在保守的臺灣社會,女生獨自離鄉謀生是相當重大的決定,更別提女醫生還須出國留學、克服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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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醫生石滿遠赴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就讀,於 1931 年取得文憑。圖/游鑑明提供

其四,女性靠自己賺取穩定的薪水後,「消費取向」開始改變,更有能力為自己與家人添購新興商品或奢侈品。例如女工為了讓家人定時抱孩子來餵奶,會購買時鐘,進而將現代時間觀帶入家庭。女教員、女醫生會為自己挑選最摩登的西式婚紗,帶動流行風潮!

1923 年,女教員蔡素女身穿西式婚紗,與丈夫、娘家親戚合影。圖/游鑑明提供

殖民現代性的矛盾

女性就業是臺灣社會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指標,但日本政府重視的是思想同化與經濟發展,極少顧及臺灣勞工的就業權益,骨子裡採行一種「殖民現代性」的治理方針,因此就業措施不完備、職場差別待遇、種族與性別歧視等問題幾乎天天上演。

例如臺籍女教員的薪資不只比日本、臺灣的男教員低,也比日本女教員低,但臺灣和日本女教員明明是來自一樣的養成背景。

此外,多數臺籍女教員就算能力再強,也只能教低年級學生或家事課程。直到戰爭末期,男教員上戰場、日籍教員返國,才有機會教到中高年級學生。

日治時期稱為「看護婦」的護理師則被迫簽訂「單身條款」,婚後必須離職,造成很少人能夠久任。此外,臺籍看護婦還需忍受殖民政府的種族歧視。

同時擁有看護婦和產婆執照的尹喜妹,在二戰時被派往海南島工作,她向游鑑明抱怨日方的差別待遇:「院方規定凡是參加醫療隊的日籍護理人員都可以留職停薪,可是臺灣人卻必須辦理離職手續,護士長的人選卻是經驗遠不如我的日本人。」

尹喜妹女士(左一)與日赤醫院助產士合影,她一生接生過數千名新生兒。圖/游鑑明提供

引領女性邁向職場

儘管在職場上充斥許多不公平待遇,學得一技之長的職業婦女仍將新觀念傳遞給周遭親友,造福社會大眾。

新式產婆的出現即是產家與新生兒的福音。在缺乏衛生觀念的時代,傳統產婆會用生鏽的剪刀斷臍、以胡麻油塗抹嬰兒的肚臍,一不小心就會造成細菌入侵,引發破傷風或敗血症。

為了降低嬰兒夭折率,日本政府規定,傳統產婆一律要接受 3 至 7 天的講習,且只能在限定地點開業 3 年,如遇難產則需由婦產科醫師負責接生。此外,公家和民間醫院也紛紛開設產婆講習所,培養具備產前檢查、接生技術與衛教觀念的新式產婆。

新式產婆也兼負起教育產家正確生產觀念的義務。產婆劉阿秀提到,有些家庭迷信用舊衣包裹新生兒可以助其成長,不知此舉可能造成細菌感染,因此她會要求產家在預產前幾日要清洗床單與衣物,以太陽曝曬方式確實殺菌。

這群誕生於日治時期的職業婦女,歷經求學、受訓與職場挑戰,在打拚事業之餘努力兼顧家庭。進入國民政府時期,許多女性揮別殖民政府的束縛,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有人參選縣市議員為公眾服務,或以職場前輩身分作育英才,她們正是引領臺灣女性就業的職場女先鋒!

游鑑明感謝近百位受訪人願意分享自己的生命歷程,許多人更與她成為摯友。圖為看護婦林月霞女士贈送的手繪書畫。圖/研之有物

延伸閱讀

  1. 游鑑明老師個人網頁
  2. 游鑑明(2022)。日本殖民下的她們:展現能力,引領臺灣女性就業的職場女先鋒。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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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調查簿裡的「媳婦仔」是誰?塵封已久的童養媳婚姻故事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3/04/16 ・4944字 ・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有跟家中長輩聊過年輕時結婚的回憶嗎?阿公、阿嬤的回答可能會顛覆你對婚姻的認知!傳統漢人社會流傳一種特別的「童養媳婚」,小女孩被帶到男方家養大後,直接嫁給一起長大的養兄弟。這些久遠的婚姻故事原應塵封於記憶深處,沒想到在臺灣卻有一套檔案記載了婚姻關係的發展始末。

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民族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暨中山大學社會系榮譽講座莊英章教授,透過分析日治臺灣戶口調查簿與田調訪談,揭開童養媳婚的形成原因。原來阿公、阿嬤的婚姻生活並不簡單!

圖/iStock

情侶自由戀愛、互許終身後步入禮堂,是當今常見的婚姻型態。然而,對許多長輩來說,自由戀愛的婚姻是不敢奢望的夢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難以抗拒的命運。某些人的婚姻甚至打從出生那刻即已註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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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長輩們聊聊年輕時結婚的情形,可能會得到這樣的回答:「我自小就被你阿公家抱去養,養母把我當親生女兒疼!」、「我跟你阿嬤是從小被『送做堆』的!」在閒聊之間,臺灣傳統社會複雜的童養媳婚逐漸現形。

傳統婚姻生活原本應隨著時代變遷而塵封於記憶深處,但在臺灣卻有一套檔案記載了婚姻關係的發展始末,這一段段個人生命史就封存在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內。

現在,讓我們透過日治臺灣戶口調查簿、田調訪談所累積的資料,深入了解童養媳婚姻故事。

大甲貞節媽林春娘

林氏貞孝坊。圖/Wikimedia

走在臺中大甲街頭,車水馬龍的路邊突然出現一座古色古香的牌坊,這是清道光 28 年(1848 年)建成的「林氏貞孝坊」,其背後藏有一段動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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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坊的主人名叫林春娘(1778-1864),7 歲時進入余家成為童養媳。不幸的是,在春娘 12 歲那年,未婚夫余榮長在鹿港經商時溺斃。春娘生父以女幼而余家經濟困頓為由,力主為她另擇夫婿,但春娘寧死不從,曾拿利剪表明要斷喉殉節,堅持留下來侍奉婆婆。

春娘勤勞織布以維持家中生計,還陸續過繼兩名族子來延續余家香火。其中一名族子余致祥平安長大成人,娶通霄巫氏為妻,卻在一場瘟疫中染病喪生。命運多舛的春娘和巫氏不畏艱苦,婆媳齊力撫育幼孫。兩人的事蹟一時傳為佳話,道光皇帝特別頒賜旌額,並由地方官紳募捐建成貞節牌坊。

林春娘的故事是許多童養媳的人生縮影。收養小女孩作為童養媳,養大後嫁給自家兒子,是長期存在傳統中國社會的婚姻型態之一,特別流行於長江三角洲及華南沿山丘陵地區。流風所及,臺灣也不乏所見,一直到日治時期都還是普遍的現象。

戶口調查簿裡的「媳婦仔」

從日治時期的戶口調查簿可看到一些特別的「續柄(與戶主關係)」記載,其中就包括「媳婦仔」。從事由欄可進一步得知,小女孩自哪戶人家出戶、以「養子緣」身分入戶到誰家,又於何時嫁給同戶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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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調查簿框起的欄位內,記載一名「媳婦仔」的戶口資料。該範本的事件與日期是真實內容,但姓名與地址已改為虛構。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武雅士、陳叔倬)

什麼是「媳婦仔」?這是臺灣漢人社會對「童養媳」的一種地方性稱呼,根據 1943 年《民俗臺灣》記載,可大致分為「有對頭仔」與「沒對頭仔」兩類。前者,媳婦仔長大後成為養家的兒媳婦;後者,婚配對象未定,日後可能以養女身分嫁出。年幼的媳婦仔有「對頭」時,除了未發生夫妻關係外,大致已取得媳婦身分。

為何家長要急著為兒子張羅未來的婚姻大事?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前輩費孝通認為,童養媳的盛行是窮苦人家因應經濟蕭條的策略。

傳統漢人社會是父系繼嗣制度,延續香火是頭等大事,適婚男性的高結婚率極其普遍。六禮齊備的嫁娶婚是最主要的婚姻類型,需經歷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迎親等繁複儀式,通常所費不斐。

費孝通 1939 年在太湖畔開弦弓的田野研究發現,1930 年代的經濟蕭條造成農村手工業不景氣,嫁娶婚的繁瑣儀式與大筆花費淪為家庭負擔。

童養媳婚的花費則相對較少,婚禮往往在除夕夜簡單舉行,沒有鋪張的開銷,成了窮人娶妻的替代選項。直到經濟恢復正常,傳統嫁娶婚才又躍居為主要的婚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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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同的時間、地域與社會情境皆會影響人們的策略性選擇。臺灣的傳統社會又有不同樣貌,北部一帶除了窮苦家庭選擇童養媳婚,也有不少小康或富裕人家預先替未成年兒子收養媳婦仔。甚至有學者認為,童養媳婚可能是特定方言群的傳統習俗。

童養媳婚姻是權宜之計

二戰後,許多對中國社會與文化感興趣的歐美年輕學者紛紛造訪臺灣。例如 1960 年代美國人類學者武雅士(Arthur P. Wolf, 1932-2015)在臺灣北部海山郡(今板橋、樹林、三峽一帶)的閩南村落從事民族誌研究。巴博敦(Burton Pasternak)則先後在臺灣南部六堆地區客家村落、嘉南平原閩南村落等地進行田野調查。

武雅士於 1980 年經由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檔案及田野訪談證實,臺灣北部海山郡地區有相當比例的童養媳現象,某些村落甚至高達 4 成的婦女是童養媳。與費孝通的「經濟窮困說」不同的是,當地不少小康、甚至富裕家庭也熱衷於收養媳婦仔。

巴博敦則在 1983 年,根據六堆地區美濃的戶口資料發現:南部客家地區的童養媳婚竟不到 5%,與北部閩南村落為主的海山郡大不相同!他據此懷疑這一明顯差異起因於閩南和客家方言群的文化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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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94 年莊英章統計新竹竹北的戶口調查簿檔案後卻顯示,竹北閩、客社區的童養媳婚比例相當,都在 25% 以上。

換句話說,童養媳婚僅在南北兩地客家社區有明顯的比例落差,這可能源於地域性差異,而不見得是特定方言群傳統使然。

此外,莊英章根據苗栗頭份陳家的族譜研究,也呼應了武雅士對海山郡的觀察——有錢人亦可能選擇童養媳婚。

陳家渡臺祖於乾隆年間移墾中港溪流域,到了第三代家業日興,經濟條件與社會地位大為提升。第四代共有 7 名兄弟,除了老大採行嫁娶婚,其餘 6 子都是童養媳婚,而且媳婦仔的出身也都門當戶對。

陳家通常在兒子 5、6 歲時收養媳婦仔入門,等長到適婚年齡時,會先送回原生家庭,陳家再以嫁娶婚的方式迎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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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陳家選擇童養媳婚的原因,主要是為了提早建立姻親關係。漢人社會一般以父系親屬為交往重心,但母方親屬也從未被忽略,因為姻親不僅可以提供社會、政治上的幫助,也可以在財務、經濟上相互支援。

再者,武雅士夫婦也認為,童養媳婚可以緩和婆媳關係。根據田野報導人的說法:

當地許多小康或有錢人家抱養媳婦仔,不是為了節省聘娶費用,而是為了維持家庭和諧,避免媳婦入門產生的婆媳緊張,也害怕因此失去兒子的忠心。

至於為何童養媳婚較盛行於北部?莊英章與武雅士在 1995 年的論文中,分析日治臺灣戶口調查簿資料庫 24 個田野點的婦女婚姻型態,搭配田調訪談後發現,原因可能跟經濟成長導致男女比例失衡有關。

全臺 24 個田野點中,童養媳婚佔所有婚姻型態的百分比,大致由北到南遞減。前十高以紅色標示,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區,原因與經濟成長導致男女比例失衡有關。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莊英章、武雅士)

19 世紀末的臺北因茶葉、樟腦等商品貿易的興起,經濟穩定成長、工作機會增加,大量外來男性移民不斷湧入,導致性別比失衡,適婚男性遠多於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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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擔心兒子將來娶不到老婆,加上社會繁榮連帶使聘金跟著水漲船高。於是婆媽們開始搶收媳婦仔,收養的年齡也不斷下探。童養媳婚市場遂以臺北為核心向宜蘭、桃園、新竹等地擴散。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童養媳婚可說是考量經濟條件、社會情勢或姻親關係等複雜因素,為傳宗接代所發展出的權宜之計。

親人變夫妻的煎熬

那麼,遵從童養媳婚的夫妻又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呢?

事實上,不論對丈夫或妻子來說,身心方面都是出於本能地抗拒童養媳婚。由於從小共同生活,早已將對方視為手足,突然要從親人變成夫妻,又要承受家族長輩施加的壓力!

「除夕夜當晚,父親手拿棍子守在房門外,逼兒子和媳婦仔同房。」莊英章對武雅士分享的田調故事印象深刻!家長的權威化作具象的棍子,逼迫親生兒子、媳婦仔乖乖就範。

對於經濟條件不善的家庭而言,童養媳婚的姻親關係不健全,也讓新婚夫婦相對辛苦,因為少了可從家庭資源中抽取的額外「資本」。例如女方的嫁妝、親友的禮金等,都是年輕夫妻展開新生活的私房錢,如今卻一毛也拿不到。妻子生產後也往往沒有娘家幫忙做月子、送滿月禮、照顧孫子,所有照養負擔只能靠夫家一肩扛起。

雖然童養媳婚的婚後生活起頭難,但夫妻離異的佔比在一開始並不是最高。以新竹地區 1906 至 1945 年戶口資料統計的離婚率為例,婚後 8 年內,招贅婚的離婚率最高、童養媳婚次之、嫁娶婚則最低。但從結婚第 9 年後直到統計結束的第 25 年,童養媳婚的離婚率已躍居三者之中最高。

究其原因,可能是初期受到父母權威的大力牽制,一旦雙親年邁或離世,沒人強迫夫妻維繫婚姻,離婚率也就相對高於其他二者。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日治臺灣戶口調查簿資料庫)

另外,童養媳婚的生育率普遍比其他婚姻型態低。以新竹地區 1906 至 1945 年戶口資料統計的總生育率為例,嫁娶婚、招贅婚平均生育 7.8 名子女,童養媳婚平均僅生育 6.3 名子女。

武雅士認為,芬蘭人類學家 Edward Westermarck 的「性嫌惡理論」(sexual aversion)是可能原因。若兩性自小共同生活,就算沒有血緣關係,長大後往往彼此缺乏性吸引力,這是生物為避免近親繁殖所發展出的機制。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日治臺灣戶口調查簿資料庫)

童養媳婚的現象一直到日治晚期才逐漸減少。隨著人民教育程度提升,年輕人開始外出工作,不再單純仰賴家庭土地謀生,也不再臣服於父母的權威。從家族束縛解放的年輕男女,有更多認識異性、自由選擇結婚對象的機會。

從戶口調查簿我們看到大時代下婚姻型態的變動,阿公、阿嬤在言談間傳達了活在傳統婚姻下的無奈,卻又帶著走過風風雨雨的豁達。對照不同世代的婚姻觀,你又從中看到什麼呢?

圖/Unsplash

延伸閱讀

  1. 歷史人口研究計畫網站
  2. 臺灣戶口調查簿資料庫簡介
  3. 莊英章老師個人網站
  4. 末次保、金関丈夫(編著)。1998 [1941-1945]。《民俗臺灣》。臺北:南天書局。
  5. Chuang, Ying-chang & Wolf, Arthur P. 1995. “Marriage in Taiwan, 1881-1905: An Example of Regional Diversit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4(3): 781-95.
  6. Wolf, Arthur P. 1995. Sexual Attraction and Childhood Association: A Chinese Brief for Edward Westermarck.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7. 莊英章。1994。《家族與婚姻:臺灣北部兩個閩客村落之研究》。臺北:中研院民族所。
  8. Chuang, Ying-chang 1991. “Chinese Tung-yang-hsi Marriage: The Chen Family of Tou-fen, Taiwa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Part C.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1(2): 174-186.
  9. 費孝通。1987。《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譯自:Fei, Hsiao-tung, Peasant Life in China :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London: Routledge & K. Paul, 1939.
  10. Pasternak, Burton. 1983. Guests in the Dragon: Social Demography of a Chinese District, 1895-194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1. Wolf, Arthur P. & Chieh-shan Huang. 1980. 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2. Wolf, Margery. 1972.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3. Wolf, Arthur P. 1968. “Adopt a Daughter-in-Law, Marry a Sister: A Chines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the Incest Taboo.”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0(5): 864-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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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會讓在台日人體質退化?熱帶神經衰弱與撕不掉的灣生標籤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18/02/08 ・4809字 ・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SR值 584 ・九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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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編輯|林承勳 美術編輯|張語辰

〈日軍入台北城想像圖〉。氣宇軒昂的殖民登陸後,在台日本人卻面臨前所未見的「熱帶神經衰弱」考驗,令在台日人元氣、優越感盡失。 圖/石川寅治繪 @wikipedia

不單純的醫學史研究

日治時期,「熱帶神經衰弱」於在台日人之間流行,影響範圍小從個人生產力,大到南進政策的廢存。藉由研究「熱帶神經衰弱」理論上的演變,中研院史語所的巫毓荃助研究員發覺,這不只是單純的生心理疾病,更牽涉在台日人如何於台灣殖民社會中,面對殖民地生活、政治與文化的難題及尋找身分認同。

你今天累了嗎?

圖/manfredrichter @Pixabay

注意力散漫、身體懶倦發酸、缺乏活力、嗜睡,有時緊張容易疲勞,晚上失眠,或是常常感到厭煩。以上列舉的諸多症狀,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是否似曾相識?如果你是身處日治時期的在台日人,那很可能被認定是「熱帶神經衰弱」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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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代末期,日本南方醫學研究會進行了一次 500 人的調查。報告顯示自從日本殖民台灣以後,在台居住一段時間的日本籍智能性工作者(也就是在台灣處理行政、指導工作的日本人),有很高的比例會出現身心靈越來越遲鈍的現象。包含:頭重腳輕、容易疲倦、怕冷、嗜睡、食慾不振等等;此外,精神上則鬱鬱寡歡、注意力無法集中,閱讀、推理能力變差,思考漸漸缺乏邏輯。

在台日人出現了這些症狀,原本嚴謹規律的生活、努力踏實的工作態度,皆一點一滴地消失……

焦慮、不滿、傷感、壓迫感湧上心頭,有些人無心工作,轉而追逐肉體上享樂。但如果在責任感的驅使下逼迫自己工作,不但無法展現效率,反而出現更嚴重症狀。工作與生活節奏被破壞,幾乎到心神狂亂的地步。日治時期,居住在台灣的日本人之間所盛傳的這種「熱帶狂亂」或「南洋呆」,後來被認為是熱帶神經衰弱的表現。

日治時期,位於台灣的日本移民部落。 圖/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在殖民背景中,對於離鄉到南方的日人處境,當時的從軍作家林芙美子在其著作《浮雲》中,用植物來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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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若不是生長在它們的土地上,一定無法生長得很好。」、「我們失去了在內地時所擁有的旺盛靈魂……像被移植的日本杉,一點一點地枯萎……無意間,我們都成了南洋呆的犧牲品。」

當時任職於台北帝國大學醫學生理部的大喜多孝,也以櫻花做比喻。日本人稱「花之櫻,人之武士」,寄託著日人自豪的武士道精神的櫻花,移到台灣之後,卻「紅得像有毒一般,笨拙地開著」。

日治時期,前往台灣工作的日人逐漸懶散、思想遲鈍,腦袋無法運轉,變得跟自己曾經歧視的南方原住民一樣癡呆。從當時的文獻,不難理解熱帶適應不良是日人心中的恐懼,以及殖民政府首要面對的難題。

熱帶神經衰弱引發的原因是甚麼?南向的大和民族是否會因此走向凋零?

光榮的象徵,變成負面的標籤

其實「神經衰弱」這個概念,最早在 1860 年代,由美國神經科醫師 George M. Beard 首先使用,用來解釋身體與精神上的疲勞、緊張、慢性消化不良等,諸多找不到特定病因的身心症狀。並且認為這是只有在美國這樣「高度文明」的國家,人們因為生活步調太快且承受科技進展所帶來的生活與文化衝擊,以致過度使用神經系統而使神經能量耗竭,造成各種身心上的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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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 年代的神經衰弱,類似現代「用腦過度」的概念,是文明進步的象徵,是一種上流社會嚮往、有榮幸才可以得到的疾病。

至於「熱帶」神經衰弱的疾病概念,則是 1902 年初期,西方延伸用來解釋白人前往「熱帶殖民地」後,發生的一連串沒有特定病因的不適,例如 Warwick Anderson 提出的「菲律賓炎」。但引發不適的原因,並非像高度文明的歐美是因為文明進步讓腦力耗竭,而是熱帶殖民地「炎熱難耐」的氣候。

白人的皮膚無法抵抗殖民地熾熱陽光、潮濕氣候,使得身體降低生產熱能與能量,導致一連串的機能耗損與負擔。這樣的醫學理論,賦予當時前往殖民地的拓荒者冒險犯難、英雄的形象。

殖民地熾熱陽光、潮濕氣候,使得身體降低生產熱能與能量,導致身體一連串的機能耗損與負擔。這樣的醫學理論,賦予當時前往殖民地的拓荒者冒險犯難、英雄的形象。 圖/StockSnap @Pixabay

因此,早期在台日人出現一連串的熱帶神經衰弱症狀時,即使身體懶惰精神不振,反而會出現為「國家發展犧牲小我」的認同與優越感,可說是光榮的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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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著熱帶神經衰弱醫學理論的轉變,疾病的文化意涵也隨之改變。

1920 年代,精神分析成為美國精神醫學的主流理論,在這個醫學理論的轉變下,「壓抑的性慾望」取代熱帶氣候成為主要的病因。這時的病因被解釋為:由於殖民地缺乏音樂會、戲劇等陶冶身心的文藝活動,隻身在外的殖民工作者的慾望無法被調節、又無法得到滿足,長期下來便憋出各種神經衰弱的症狀。於是,熱帶神經衰弱從光榮的象徵變成負面的標籤。

熱帶神經衰弱的標籤還沒有被貼完。

日人移居台灣讓體質退化?

「氣候決定論」跟「退化理論」的論述出現,影響著 1930 年代殖民母國的日本人,是如何觀看住在殖民地台灣的日本人。

美國地理學大師 Ellsworth Huntington 於 1915 年的著作認為,在不適合文明發展的「氣候」中生存,即使原本擁有優良的基因,還是會退化成劣等體質。在這個歐美中心的思維中,美國北大西洋各洲與英格蘭文明程度若以 100 分計算,日本有 83 到 62 分不等,台灣則只有 32 分。在台日人無疑是暴露在惡劣氣候環境可能「體質退化」的高危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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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理論」則是源於德國的精神醫學理論,認為飲酒、梅毒,或其他會刺激、傷害神經系統的疾病,造成的影響會經由遺傳延續給下一代。遺傳延續的不良體質與劣等基因,被認為是引發熱帶神經衰弱的原因。

於是,前往充滿瘧疾、瘴癘之氣、且炎熱難耐的南方,飽受各樣刺激的日人,被視為造成民族素質下降的「素質貧乏的日本人」,是與殖民母國優良族群有區隔的「他者」。其後代更被貼上「灣生」、「第二世」等歧視的標籤,也被認為是婚姻中不理想的對象、是瑕疵品。

〈1945 年 32 萬在臺日僑分布圖〉。當醫學理論轉變,這些原先光榮的「拓荒勇者」被貼上「素質貧乏」標籤,他們的後代更成了名為「灣生」、「第二世」的瑕疵日本人。 圖/wikipedia

撇開遺傳的論點,同樣在日本有影響力的德語系精神科醫生 Eugen Paul Bleuler ,從個人無意識心理的角度出發,認為性、個人生命經驗、壓抑等都會影響症狀。但精神症狀也可能是由「逃入疾病(flight into the disease)」的心理機轉所造成,藉以解決內在衝突、逃避外在困難情境、或謀求個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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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熱帶神經衰弱患者亦有可能是「逃入疾病」。他們因為無法適應殖民地生活,於是假借病痛引起關心或爭取返鄉機會。即使在台日人患者很少提到想要歸鄉的念頭,此理論盛行的日本內地,對熱帶神經衰弱病患的歧視無疑又加深了一層。

放下偏見,從「心」看病因

1930-1940 年代任職台北帝國大學精神疾病學教室的中脩三教授,用「心因性」的角度切入,並引用森田正馬的理論,為一同經歷殖民地辛苦生活的同胞緩頰。

中脩三教授。 圖/九州大學醫學院

中脩三認為,雖然神經症狀是由神經質的體質所引發,但這並非機能上的缺陷,反而造就了神經質患者更加敏銳、細緻的覺察能力與更嚴格的自我審查。至於神經衰弱諸多病徵,是因為對身體完美健康的強烈追求,才導致對本身微小的不適過度解讀、提心吊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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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脩三教授還認為,自我意識強烈的神經質性格,是日本民族文化引以為傲的一環。從這點來看,神經衰弱的在台日人不但沒有喪失原本民族的美德,反而在思鄉的強烈情緒、與熱帶氣候的荼毒下恪守崗位,為帝國的發展貢獻自己。日本政府反而應該要提供更多的資源,改善殖民地環境、降低在台日人的身心負擔。

保持日本風俗樣貌的在台日人移民村。 圖/wikipedia

同樣的一種疾病,隨著時間流轉卻有二元對立的文化意義。

熱帶神經衰弱各種醫學理論此起彼落,並沒有一個明確定見。以 1920 年代為分界,早期是為國家犧牲受苦的光榮形象,之後卻演變成不健康的心理、或有缺陷的體質,是退化與墮落的代表。而中脩三的理論責為熱帶神經衰弱患者,找回了一些尊嚴與驕傲。

為什麼研究「熱帶神經衰弱」

曾擔任精神科醫師、現於中研院研究醫學史的巫毓荃,當初是在碩士班研究台灣殖民時期精神醫學史時發現「熱帶神經衰弱」這個詞彙。

巫毓荃提到,在日治時期,在台日人很常被診斷熱帶神經衰弱,是殖民政府非常重視的問題。由於病名在史料出現的次數太頻繁了,巫毓荃於是展開研究。剛開始,巫毓荃只想描述分析當時的精神醫學理論與實作,過程中卻發現牽連的層面越來越廣,政治、文化、社會上都有其意義。以至於參考的史料範圍越來越廣,非醫學紀錄的報紙、期刊,都包含在需要蒐集的參考文獻內。

「回顧這段歷史,或許其中最引人注意的面向,就是一場疾病文化意義的戰爭。」巫毓荃提到,醫學概念演變跟社會文化有連帶關係,醫學概念的演變不再是唯一的重點,醫學跟政治、文化的共構關係更是該注意的焦點。

從醫學史的脈絡,巫毓荃發現:「醫學理論的曖昧,讓站在不同立場交戰的人們,都不難找到可以動用的理論資源。」 圖/張語辰攝影

「之後我對醫學史的想像就不太一樣了。」巫毓荃表示,原本看似單純醫學議題的熱帶神經衰弱,在 1930 年代的日本議會中,卻成為往「中國東北」或往「南洋」發展兩派的政治角力工具。對於殖民政府來說,深入研究熱帶神經衰弱更有其必要性,因為日人能在台灣生存而不變癡呆,殖民政府才有繼續存在的理由。

同時,在解讀熱帶神經衰弱相關的各派理論時,巫毓荃強調不能忘記存在其中的政治與文化意義。就像 Ellsworth Huntington 強調氣候跟文明關聯的氣候決定論,雖看似有其合理性,卻過度簡化與西方本位,也可能造成複雜的政治與文化效應。

一個族群的文明形成,有很複雜的影響因素:地理、基因、歷史、與現實,都很重要。若僅看見其中一項,例如基因,就有變質為種族主義論述的危險。從歷史來看,以「種族」為範疇,也很容易加強或創造偏見。巫毓荃強調,「必須非常小心,醫學理論的建立與詮釋,不該被特定意識形態或政治目的拿去使用。」

延伸閱讀:

  • 巫毓荃的個人網頁
  • 巫毓荃、鄧惠文,〈氣候、體質與鄉愁──殖民晚期在台日人的熱帶神經衰弱〉,收入於《帝國與現代醫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頁 55-100。
  • 【CASE 報科學】精神醫學的誕生:訪巫毓荃醫師
  • 中脩三、小林準一(1942)。熱帶馴化ノ精神醫學研究(一)台灣ニ於ケル知能勞務者ノ自覺症ニ就テ。台灣醫學會雜誌,41,1-21。
  • Huntington, Ellsworth(1915).Civilization and Climate.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
  • 森田正馬(1974)。森田正馬全集。白揚社。

本著作由研之有物製作,原文為《【熱帶神經衰弱】日治時期,在台日人效率與道德流失的惡夢》以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4.0 國際 授權條款釋出。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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