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沒有在看牠，會影響狗狗的臉部表情？

當你開心快樂時，你的臉會露出微笑。但如果反過來，原本面無表情的你，開始擠出一點微笑，嘴角上揚、眼睛周圍開始瞇成一條線，你會因此感到快樂嗎？

這是心理學中經典的臉部回饋假說（facial feedback hypothesis）想要討論的問題：臉部表情會不會影響一個人的情緒體驗。

最終，在 1988 年研究者 Fritz Strack、Leonard Martin  和 Sabine Stepper 等人透過實驗，得出了一項結論：「咬著一支筆，就會讓人感覺更開心……」。研究者認為，因為咬著筆所使用到的肌肉，和微笑時會使用到的是相當接近，所以會產生開心、正向的感覺。

但長久以來，臉部回饋假說一直無法重複出相同的實驗結果，也因此飽受爭議。直到最近史丹佛大學等研究團隊在《自然：人類行為》（Nature Human Behavior）期刊發表論文證實了臉部表情和情緒體驗的關聯。

帶有爭議的「臉部回饋假說」，一開始是如何發現的？

在討論最新與臉部反饋假設相關的論文之前，先來聊聊「臉部回饋假說」究竟是什麼？為什麼只要咬著筆，就會覺得快樂？

從日常生活經驗來看，表情往往是情緒的產物。當開心快樂就會出現眼睛瞇起來、嘴角向上的笑臉。反之，悲傷難過則會皺眉、嘴角向下的哭臉。

但臉部回饋假說的基本假設是反過來的：「情緒可以是表情的產物」。只要改變你的表情，你的情緒也會有不同的體驗。

簡單來說，想要感覺更快樂的話，那就先讓自己看起來更快樂。（好，我知道聽起來有點荒謬。）

如何證實「臉部回饋假說」的實驗也是很有趣。Fritz Strack 等人讓一群參與者看卡通，有些人要咬著筆，有些則是含著筆，最後請他們評價卡通的好笑程度。

實驗結果發現，和接近嘴角向下表情的「含筆組」相比，接近微笑表情的「咬筆組」覺得卡通更好笑。而且在統計結果上有顯著差異，按照實驗結果，也就證實了臉部回饋假說。

研究者可能笑不出來：實驗結果無法重複

當然，這篇研究發表後，也吸引不少研究者重複這項實驗。但換了實驗者、做了相同實驗，結果卻無法重複出來。這也可能讓 Fritz Strack 等人笑不出來。

像是，在 2016 年有項以臉部回饋假說的重複實驗，在 17 個實驗室、找了快 2000 名參與者。結果做出和原來實驗不一致的結果，而且在統計上也並未取得令人信服的結果。

到了 2019 年，有項以針對 138 篇與臉部回饋假說相關的論文，進行後設分析（Meta-Analysis）。最終，研究者們發現臉部回饋假說確實在整體影響中是顯著的，但很小。

以上實驗結論，都讓臉部回饋假說長期以來飽受許多爭議。

這個心理學經典的假說，到底是不是真的？成為史丹佛大學心理科學加速器主任、心理學家 Nicholas Coles 等人想要揭開的神秘面紗。

長久以來「臉部回饋假說」的爭議，總算有解答？！

為了釐清這長久以來的爭議，Nicholas Coles 成立了 Many Smiles Collaboration，讓不管是支持或批評臉部反饋假說的人都可以加入。

於是，他們在 19 個國家、招募了近 4000 人來進行實驗。參與者被分成三組：和經典臉部反饋假說一樣的「咬筆組」、模仿照片中演員的微笑表情「模仿組」。以及，根據實驗者指導語擠出笑容的「提示組」。

接著，研究者會讓參與者放鬆一下臉部表情，再讓其中一半參與者，看著能夠引發開心等正向情緒的圖像，像是小狗、小貓、煙火等。另外一半則是看著空白的圖像，並請他們評估自己的開心／幸福程度。

有趣的是，模仿組、提示組的幸福感都有明顯地增加。但咬筆組則是沒有特別的情緒變化。會有這樣的差異，答案藏在你的假笑，有多接近真實笑容的肌肉狀態。

Nicholas Coles 解釋，因為咬筆組雖然表情接近笑臉，但使用到的肌肉和真正微笑不同。相較模仿、提示兩組的笑容更接近真實笑容的狀態，也比較容易感受到快樂等正向情緒。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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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陳璽尹
• 本文轉載自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英國研究如何成為報紙頭條（終篇）走在科學與新聞交集的路上》

這一系列的文章，介紹了 2002 年橫空出世的英國科學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以下簡稱英國 SMC）和靈魂人物費歐娜．福克斯（Fiona Fox），以及幾場在英國當地發酵的科學爭議事件，像是基因改造作物是否致癌、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是否導致自閉症，以及人類活動是否是造成全球暖化主因等科學爭論。這些爭論的影響力甚至擴散至世界各地，佔據媒體版面。英國科學媒體中心當時成立的要務之一，就是協助媒體以更正確的方式陳述科學、寫出報導；也鼓勵科學家，即時發言要比默不作聲，更能影響媒體解讀科學、使用科學，和大眾理解科學的方式。

科學報導看似需要融合兩種天差地別的學門：科學與新聞，而這兩種訓練的過程與目的，其實粗略看來也不盡相同。所謂科學訓練的過程，是不斷定義問題、尋找解答，用特定的方法來做系統性的研究 ，目的是運用觀察與實驗，來描述世界。而新聞訓練的目的，則是使用清楚的敘事提供讀者需要的資訊，讓他們能夠為生活、為社會，甚至為國家做決定。

坦白說，科學不一定需要報導，而報導也不一定需要科學。擁有科學記者這一門專業的人，似乎是記者路線中為數最少的。然而回顧歷史，科學記者實已存在超過一個世紀。20 世紀初期，科學快速進展，為了要報導日新月異、改變世界的新科技給大眾，科學記者應運而生。那個年代，因為世界大戰而發展的國防科技、第一次核彈試爆，乃至於桃莉複製羊這種顛覆人們對世界認知的科學突破，都在科學記者的報導下，為大眾知曉。那時候，科學開始向前飛躍，記者跟上腳步。除了轉譯科學，科學記者當時的功能，就如喬治．威廉．格雷（George W. Gray）所說，是「推廣科學」給讀者，讓「科學方法成為民眾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它變成公民思考的普及要素」。¹這個時期科學記者的任務，是報導石破天驚的最新科技，除了報導戰爭演進，更是展示科技同時宣揚國力。

然而，這一百年來，科學記者的任務和定位也隨著時間轉變。2013 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發表的全球調查指出²，科學記者大多認為，好的科學記者應該是「訓練良好並報導事實，獨立且中立的」；這份調查在 2009 到 2012 年收集 953 位科學記者的意見，發現科學記者大多受過專業記者訓練，而且，是不是擁有科學背景並非評斷好壞的依據，重要的是他們的報導能不能轉譯複雜的概念給大眾，使大眾理解科學。現在的科學報導，不如戰時為國家服務，也不如電視、電話、清潔劑等新發明出現時為產業服務，甚至不為了宣揚科學如何改變世界，科學新聞不再只是傳遞訊息、建立形象，而是更積極創造不同利害關係人的對話場域。³

若要回顧科學報導目的何時開始質變，很可能是 1962 年《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出版，作者海洋生物學家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描述了因為大量使用殺蟲劑而嚴重失衡的生態環境，啟發了一批新的科學記者；他們專注在環境場域，關心社會進步對環境的破壞，而這之中，回顧科學發明的負面效應必不可免。21 世紀的現在，更能看到這一質變的延續：2013 年那份科學記者調查中發現，處理「科學、科技和環境」議題的科學記者佔了最多數，其次的「農業、能源與氣候變遷」也在相同的脈絡下，發展出來。

科學記者的自我認同隨著不同的時空環境而改變，科學報導不再是科學的代言人，多了更多與社會溝通的角色。但是科學報導的難度卻沒有隨著時間而降低，大環境像是科學分科更細、新聞速度愈快的趨勢，後進者幾乎無跡可尋前者腳步，要成功產出質量俱佳的科學報導是難上加難。而科學報導若只關注科學的負面效應、想挖出科學界的失誤、執著在失衡的平衡報導，卻無法真實捕捉複雜艱深的科學事實，也只會更加深科學與報導的鴻溝。

科學報導可列出四項難題：

• 第一，科學領域廣博，內行知識艱深，若不是長期浸淫在這個領域的人，很難在短時間內摸清楚概況。
• 第二，科學家通常不是好的發言人。科學語言和大眾語言大不相同，長期接受科學訓練的科學家因為深入鑽研特定的領域，容易與大眾語言脫節，不是說科學家不善溝通，更精確來說，是不善在特定領域之外的場域溝通。科學家關心的是行內各種突破、發現與進展，但大眾關心的是，這樣的科學突破對我的生活乃至於對社會，有什麼意義？
• 第三，科學具備不確定性。科學家與記者或大眾所認知的科學不確定性可能不同，前者認為不確定性恆常存在，只要實驗得宜，確認解讀數據的邊界，那就不是大問題；但後者卻可能將科學不確定性理解為科學界沒有共識，認為科學只要具備不確定性，就降低了可信度。以至於，科學家可能更不願意談論科學的不確定性，或也不知道如何談才不致被誤會，使得記者或讀者愈無從理解科學能解釋與不能解釋的範圍。
• 第四，當科學事件的份量滿足了登上報紙頭條的要件，記者要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摸清科學議題，又找到專家回應？

英國科學媒體中心，當初就是希望能解決這些難題而成立。英國 SMC 舉辦的背景說明會（background briefing），邀請科學家簡要卻深入點出科學議題的脈絡，讓記者在著手準備科學報導時，有明確的方向與背景知識。英國 SMC 也為科學家籌備媒體課程、受訪指引手冊，精進科學家與行外人的溝通技術，讓科學家理解媒體的運作與需求，不致讓科學家受訪時花了很多力氣準備的資料，卻根本無法為媒體所用。英國 SMC 希望所有科學家受訪時都能對科學不確定性侃侃而談，所有科學研究都一定有它的限制，包括了單一研究方法的侷限，與研究結果能推論的範圍。「只有當大眾相信科學家會說實話，會承認錯誤，也對科學不確定性保持開放的態度，」福克斯說，「我們才有可能以科學贏得論戰。」⁴當他們認為科學事件可能變成頭條新聞，英國 SMC 便即時召開記者會，第一時間找到首屈一指的科學家發言，望能有效緩解記者面對科學頭條事件的焦慮。

十八年來，英國 SMC 所累積的成果結實纍纍，某個程度來說，在永遠填不滿的網路新聞世界裡，英國 SMC 的存在稍微減少了專業科學記者的工作負荷，讓他們持續產出質量均衡的科學新聞。但是英國 SMC 也因為積極站在科學事件的前沿，被攻擊是跨國大企業的打手（如，基改事件裡的孟山都），被抨擊是危言聳聽的氣候變遷論者（climate alarmists），甚至被認為是科學機構的公關部門。對於這些指控，福克斯在〈麻煩的真相〉（Inconvenient Truths）⁵中說道，「我常常問自己，如果當時那篇直指基改作物會致癌的論文是篇好研究，現在的情況又會是如何呢？」對福克斯來說，英國 SMC 在這些議題上並非立場先擇，只是這些研究的結果剛好都指向了一致的方向，「如果有好的科學研究提出了相反的證據，我們會毫不遲疑發布出去。」

英國 SMC 的積極行動，讓他們樹立的敵人比交到的朋友多。雖然不至於毀譽參半，但在科學與新聞中間，英國 SMC 的確撐起了有效的溝通平台，讓科學家發言，為科學記者釋疑。然而，英國 SMC 的「成功模式」到底能不能為其他國家複製？英國成立 SMC 的時空背景，有英國皇家科學院的背書，和世界頂尖科學家的支持，那時的媒體環境還是紙本報紙為主，留有百年前就存在的科學記者專業，而英國民情對於非政府組織和各種慈善研究機構的捐款，也因為歷史因素而相對流通與開放。⁶這十幾年間，世界已漸漸長成了全然不同的樣貌。網路時代的人們對資訊上癮的程度只增不減，除了網路新聞逐漸取代紙本，各種串流平台興起，假新聞與謠言侵門踏戶成了新時代的日常風景。科學論文的產量爆炸，相較於二戰後科學論文的產量以 2% 至 3% 的速度成長，到 2010 年為止的估算，成長幅度約在 8% 至 9% 之間⁷，這不僅是資訊超載的時代，媒體環境和科學界的變化，在在都顯示了科學記者的生存條件只是愈趨艱困。

英國 SMC 要怎麼應對這些新的挑戰，也許就如同福克斯最新寫完成的文章⁸，文中談的是面對新冠肺炎的心態，但是以此總結英國 SMC 一直以來坦白而無畏的作為，或也饒富詩意。她說，「當我們還有這麼多事情需要學習，我認為最適合為公眾服務的方式，是承認我們所有人（在應對這個病毒時）所面臨到的，是獨特且空前的挑戰，也承認我們需要去了解這個不斷變化的情勢所存在的複雜性。」也唯有這般為未知保留開放與接受的心胸，才能繼續走在科學與新聞交集的路上。

註釋及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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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cience Media Centre (2017). “Inconvenient truths.” Retrieval Date:2020/05/27
5. 同註4
6. Science Media Centre (2002).“Funding.”Retrieval Date:2020/05/27 編註：英國 SMC 收取捐款的原則在成立時已建立規範，每年都會更新發布外界捐款的情況。
7. Bornmann, L., & Mutz, R. (2015).“Growth rates of modern science: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nd cited references. ”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6(11), 2215-2222.
8. Fiona Fox. (2020).“Does COVID-19 need a different kind of journalism?”Retrieval Date:2020/05/27

• 作者／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陳璽尹
• 本文轉載自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英國研究如何成為報紙頭條（八）變與不變的科學事實》

編按：充斥在新聞媒體或社群上的偽科學謠言，或似是而非的「新發現」，通常都以誇張聳動的標題吸引讀者的目光，並讓多數人深信不疑。誰能擔任這個破除迷思的角色，成為科學家與媒體傳播間的橋樑，為閱聽者導正視聽呢？這一系列文章，將介紹英國科學媒體中心（SMC）如何運作，打擊新聞上的偽科學、假訊息。

2017年9月18日，牛津大學環境變遷中心（Environmental Change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Oxford）的教授里察．米勒（Richard J. Millar）等人，在《自然地球科學》（Nature Geoscience）期刊上發表論文指出，經過模型估算，人類現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預估的減碳路徑相當一致，有機會控制地球的增溫幅度在1.5℃內。

英國科學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 UK）在論文發表的當天召開記者會，邀請英國氣象局（MET office），和另外兩位作者，分屬牛津大學地球系統科學系和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能源與氣候變遷的科學家與會，解釋這篇研究的發現、研究方法、重要性與限制。¹

當天，英國各家報紙也於頭版報導這篇最新研究。《衛報》（The Guardian）的新聞標題是「最新的分析顯示，仍然可能達成巴黎協定頗具野心的1.5℃目標」，而副標題寫道，「控制地球升溫程度在1.5°C內以避免氣候變遷的嚴重影響，這一目標被認為無法實現，但最新研究顯示，如果採取強而有力的措施，是可能實現這一目標的。」新聞引述記者會當天科學家的話，說：「很多人認為是不可能將地球增溫控制在1.5℃內，但是最新的研究指出，我們有66%的機會，在2100年完成1.5℃的目標。」文末也提醒讀者，增溫幅度暫緩不代表我們能對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掉以輕心。²

從記者會、新聞標題，以及露出效應，甚至是氣候變遷懷疑論者抓住機會所選用的新聞標題，「到目前為止都很正常，」英國科學媒體中心主任費歐娜．福克斯（Fiona Fox）在她的部落格文章裡寫道。這篇2017年9月28日發表的文章名稱借用了高爾的著作《不願面對的真相》（Inconvenient Truths），如果更精確一點，應該是「麻煩的真相」。³

但福克斯驚訝的是，她在記者會後收到許多科學家朋友的質疑，認為那場記者會等於是雙手為懷疑論者奉上了好素材，來質疑氣候變遷實際的嚴重程度，讓他們更有理由抹黑氣候科學家，「危言聳聽的氣候科學家終於承認他們搞錯了全球暖化」，氣候變遷懷疑論者詹姆斯．德林波爾（James Delingpole）在隔天的新聞標題中寫道。⁴ 而右翼保守派的英國報紙《每日郵報》（The Daily Mail）寫的新聞標題是，「科學家說，我們誇大了對氣候變遷的恐懼。專家現在有更多時間可以減少我們燃燒的化石燃料量。」 ⁵

福克斯無意爭辯這是不是給了氣候變遷懷疑論者好機會、重新點燃氣候變遷的爭議，她在文中回應，「我知道這會讓許多資深的公共關係人士覺得害怕，但一篇研究成果是不是對我們有利，或是會不會傷害我們的立場，並不是我們決定要不要舉辦記者會的標準。」科學研究的結論並不總是與之前研究一致，這是科學界的常態，但是「我們要在科學上成功論證，只有當科學家願意說出真相、承認錯誤，然後對科學不確定性保持開放，才有可能。」而要破壞公眾對科學的信任，「最快的方法就是科學家開始低調處理可能被誤用的研究成果。」⁶

網路時代的社群媒體百花齊放，科學論述慣常被貼上特定政治傾向的標籤，對政治的信仰時常蒙蔽了科學發現。⁷ 儘管懷疑論當道，大眾仍舊願意相信科學，但同時也累積了一批，認為科學不可信的群眾。科學方法有它的重要性，當然也有局限，若科學家與媒體不知道如何與彼此討論、也不知道為何要討論科學不確定性，雙方皆可能抗拒交流的機會，或是因此懷疑對方的目的。在這樣的齟齬之下，大眾讀者也不可能真正理解科學與新聞對社會的價值。

科學家心中的科學不確定性

科學研究的重要性，常常與它的限制相互依存。大眾認知的科學，常常是一整組條件已齊備、已確定的事實或知識，這對科學社群來說，其實已不具研究價值。⁸ 科學方法控制了重重條件後，有能力在特定的實驗環境下，獲得較為確定的答案；但是設置不同的條件、使用不同的儀器，選擇不同的研究方法，答案可能隨之變異。在充滿著不確定性的世界中，科學家試圖找出確定的答案，而確定答案所包含的不確定性，才是科學進展的基石、吸引更多科學家投入心力。換句話說，科學家有興趣的，常常是不具有結論、充滿不確定性的事物。

但離開了科學社群，科學家不討論或不談論科學不確定性，大多是因為不曉得為什麼要談，以及該如何談。對科學家來說，科學不確定性或許可以先簡化成統計問題，例如每次測量都有誤差，但誤差可能在接受範圍內。當科學家確認了實驗效果不是源於誤差，且實驗效果大於誤差造成的變化，科學家便能說，這一實驗的效果存在；當誤差大到一定程度，實驗就會宣告失敗，得調整參數重頭來過。

說到底，科學家的實驗室訓練，就是盡可能減少誤差，以降低誤差壞事的機會。「科學不確定性」從微觀層次來說，雖不可避免，但能透過研究訓練、實驗設計和統計方法來掌握。如果一項實驗無法通過這些考驗，就不可能通過更嚴格的同儕審查，登上期刊。

即使與科學不確定性共處是科學家的日常，為什麼科學家不願意討論科學不確定性？原因之一是，如果呈現科學不確定性的方式錯誤，似乎使得科學不被信任，也會擔心公眾誤解或無法理解研究發現的重要，更甚者，擔心這些說法會遭到懷疑論者斷章取義的利用。⁹ 例如，如果讀者不理解調校參數是實驗過程的一環，那麼呈現給讀者的可能是「科學家操弄實驗結果」這種覆水難收的錯誤概念。本系列上一篇文章談到的氣候門事件，德林波爾就是利用這點，抹黑氣候科學家麥可．曼恩（Michael Mann）的誠信。

以至於，媒體要以何種脈絡呈現科學不確定性，變成科學家很在乎的前提。但事實上，雖然科學不確定性是科學常態，卻會因為媒體的書寫目的而被忽略或被強化：為了凸顯研究科學的突破、想要故事具說服力，就省去科學的限制；為了強調科學事件的爭議性，科學不確定性就成了引導新聞走向的主旋律。¹⁰

大眾與媒體認知的科學不確定性

科學家認知的、媒體書寫的，與大眾感知到的科學不確定性，多有落差。對大眾來說，科學不確定性可能代表的是一處科學界尚無共識，且對問題毫無頭緒的知識真空。¹¹ 但一方面，大眾認知到的科學不確定性可能正來自科學進步：今天的結果推翻了昨天的結論，以致無以適從。像是，究竟吃紅肉會不會導致心血管疾病？過去的研究說風險很高，最新的研究又說其實關聯性低。又像是最近的新冠狀病毒，從剛開始被認為是少數動物傳人，接著又有新聞說，病毒已經演化成高度人傳人的流行病毒。若不能理解產生差異的緣由，大眾所認知的科學很可能就是善於變化的知識而已。

過去的研究發現，科學報導的書寫方式，很可能就是在大眾心中種下「科學是不確定、不可信」種子的媒介。一個故事要能成為新聞，必須具備許多要素，例如題目的新穎程度。當報導需要彰顯新研究的重要性，便甚少提醒讀者研究的限制，這樣的報導可能僅比較最新的和之前的研究，卻忽略最新研究的不完備之處，使讀者容易誤認為先前的研究結論與共識被推翻，即使科學社群明明存在高度共識。¹² 如果不了解其中細節，這些混雜又巨量的科學結論，極可能衝擊閱聽眾的認知。

• 延伸閱讀：麻疹疫苗致自閉症的流言是怎麼開始的？「平衡報導」如何讓偽科學盛行│科學家與媒體的橋樑（二）

除了題目的新穎程度，另一新聞的要素，是即時性。為講求即時與流量，記者必須不成比例地縮短寫作時間，可能只引用單一專家甚至不採訪專家，就簡要寫了內容、發出新聞，這種形式的「類科學新聞」，也可能加深讀者誤解科學的樣貌，以為科學就該是如此簡要的故事。科學結果是最終產品，但科學「如何」得出結論、得出「何種」結論，往往才是能區辨研究好壞、辨別研究價值的關鍵。

另一常見的新聞要素是爭議性。發生爭議的科學事件時，報導傾向以對立的方式呈現不同意見，卻未能讓讀者知道，雙方的意見為何不一致？報導慣於把重點放在研究成果，而不是研究的過程；又或只呈現科學爭議，卻未解釋產生爭議的理由。¹³ 因為忽略了這些脈絡，讀者也僅能以研究結果來認識科學，而無法認識構成科學最重要的要素，其實是研究方法與爬梳這個題目的文獻。

「科學不確定性」在以上所述多種新聞考量的要素下被忽略或被強調，每當大眾感知到科學不確定性的時候，幾乎都是發生了爭議性的事件。這些事件裡，可能略過了過程與脈絡，或是用同等份量來報導主流與非主流的科學意見，讓「科學不確定性」變成爭議中顯而易見的科學特徵，以致大眾只能以「科學界無共識與定論」來理解這一科學特質。長久下來，無論研究成果有否推進、是否具備共識，民眾只看見科學不確定性與爭議的連結，重複誤解著科學要不是所有問題的解方，就是毫無結論的爭辯。

報導科學不確定性的可能

事實上，要完成一篇質量俱佳的科學報導，需要記者與科學家「合作」。無論這篇科學新聞，要採取什麼角度、運用什麼框架，或是要探討什麼議題，科學家都可能大大協助科學內容的深度和廣度。若能知道記者書寫報導時的需求，科學家就有機會主動提供這些訊息，和記者一同面對科學的不確定性，共思更好的呈現方式。舉例來說，除了研究目的與發現，研究的方法和限制也是科學家應主動提及的重點，因為揭露這些過程，也有助記者書寫科學脈絡而非只著重最終結果。又如同科學爭議事件，從一方專家所理解產生衝突的緣由出發，很可能提供媒體較為友善的框架，來理解另一方的說法。讓大眾有機會認識科學常態中所存在的不確定性，並不代表科學證據不可信，也不代表科學方法或結論不具參考的價值。

而科學家能借重媒體專業的部分，在於專家角度認為「民眾需要知道的」，和「民眾準備好要知道的」無法疊合。媒體慣於溝通與工作訓練出的敏感度，正好能提供科學家關鍵資訊。在理解彼此專業養成的角度和需要後，才有機會磨練出一篇兼備科學與新聞素質的報導。¹⁴ 連貫本系列的提問，是英國研究如何成為報紙頭條。爬梳眾多事件後，發現英國科學媒體中心一來顧及了新聞需要的新穎性和即時性，總是請科學家評論最新的科學研究報告；二來不害怕站上爭議浪頭，邀請願意一同討論的科學家，召開記者會。英國科學媒體中心為求科學研究易讀、易懂，與科學家和記者合作，找到科學與新聞的交集點，用很長的時間，獲得科學家與記者的信任。但要說英國社會真正因此重建的，其實是大眾理解科學的方式，以及社會對記者的敬重。

註釋及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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