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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已死,這是個只屬於人的新世界?--《半個地球》

野地已不復存在?人類世下的極端世界觀

並非每一位以保育自居的人士皆贊同生物多樣性必須動都不動地保護下來。也有些人相信,人類對這個活世界的改變,已到了萬劫不復的地步。他們說,我們現在必須適應生活在這個傷痕累累的行星上。這類修正主義者中有少數人嘶喊著,要採取一種極端的「人類世」世界觀:

「人類已經完全統治了地球,人類要裁決殘存野生物種與生態系的命運,只保留那些對我們物種有用處的。」

如此對待地球生命的看法是認為,無人類染指的野地已不復存在;世界上所有的地區,即使是遙不可及的偏遠之鄉,已多少被人類玷污了。人類未出現前所演化出來的活自然不是已死亡、就是已處在彌留狀態。這些支持極端論者相信,或許這種結局是歷史的必然宿命。如果這樣屬實,則我們行星的命運會完全由人類接手,從北極到南極,完全為我們所有、為我們所治、為我們所享

某些保育人士認為人類對這個活世界的改變,已到了萬劫不復的地步,人類必須適應生活在這個傷痕累累的行星上。圖/Anjali aisha@wikimedia

這種想法確有幾分真實性。人類重重的打擊地球,其力道遠大於任何其他單一物種。此暴力從工業革命起強力發動,它先由撲殺世界上大多數的大型哺乳類動物揭開序幕,此過程自石器時代的狩獵者/採集者開始進行,隨後各階段則因技術革新而增加力道。

生物多樣性的滅亡,跟隨著人類遷徙的腳步逐漸擴散

生物多樣性的減少,像是亮光逐漸變黯淡,而不像關電燈般突然由明亮轉成漆黑。隨著人類數量增加並散布到世界各地,幾乎都是先濫用局部資源,再到局部資源的枯竭。人口數倍增、又倍增、再倍增,來到這個行星的人類就像是心懷敵意的外星人。如同 1877 年維多利亞時代詩人杰拉德.曼利.霍普京斯(Gerard Manley Hopkins,1844-1889)所描述的:

世世代代的踐踏、又踐踏、再踐踏;皆在買賣中凋零;面目難辨,苦難受辱;披上人類的汙穢,沾滿人類的臭味;這片大地已寸草不留,踩在腳下,隔著鞋底,已渾然無覺。

生物多樣性的滅亡,亦步亦趨地跟著人類四處遷徙的腳步。

數萬物種在刀斧與鍋盤中湮滅,我們已司空見慣。當玻里尼西亞人划著雙體舟與浮架外舷的船橫渡太平洋,從東加到最偏遠的夏威夷群島、皮特凱恩群島及紐西蘭逐島拓殖時,至少有一千種、或全世界總數百分之十的鳥類消失了。早期到北美洲的歐洲探險者發現,新大陸可能曾有世界上最多的大型動物群,但在古印地安人的弓箭與陷阱下早已屍骨無存。長毛象、巨齒象、劍齒虎、龐然大物的懼狼、巨型飛鳥、巨河狸與地棲樹懶等已然絕跡。

生物多樣性的滅亡,亦步亦趨的跟著人類四處遷徙的腳步。圖/BY WolfmanSF @ wikimedia commons

自然環境該符合人類利益發展?新保育主義導向的無知未來

擁護人類世的人主張,傳統方式拯救地球生物多樣性的努力基本上已經失敗。絕對原始的自然已不復存在,真正倖存的原野大地不過是空中樓閣。熱衷用人類世的鏡頭看世界的人,看到的世界觀與傳統保育學人士完全不同。其中的極端者更認為殘留的自然應視為可買賣的商品,如此才值得保留;殘存的生物多樣性最好依其對人類的服務判斷其價值,依歷史讓生物多樣性自由發展,循着既定路徑走下去。

這當中最為重要的理念是:地球的命運是靠人類指定的。

對那些持有大部分或全部此類憧憬的人而言,人類世在本質上是一件美事。殘存下來的自然當然好;但是最終,即使是野生動物也得一視同仁,任其自求多福與自救求生。擁護上述觀念與想法的一些人稱之為「新保育主義」,且已發展出多種務實建議。

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建議是:自然公園與其他保留區的管理之道,應以協助其能符合人類之需求為準;但不是所有的人,而是採用當代美學素養與個人價值做出決策、那些活在當下及即將來到的人──他們以為這樣就能一勞永逸。遵從人類世指導方針的領導者,會把自然帶向無法回頭的路途,而不考慮未來無數世代的喜惡。殘存的野外動植物物種,會依新的和諧關係與人類共存。

過去人類是以訪客身分進入自然生態系,而在人類世時代,這些活在粗劣殘缺生態系的物種,應該要存活在你我之間。位居領導人類世的擁護者,似乎並不關心他們深信之事到了最後一步會有什麼結局。對於擺在面前的事實,他們坦然無懼。其中的社會觀察者與保育學者愛琳.克理斯(Eileen Crist)如此寫道:

「經濟成長與消費者文化仍然會是主流的社會模式(許多推銷人類世的人認為此為正逢其時,也有幾位不置可否);我們現今住在一個人類圈養的行星上,原野之鄉已蕩然無存;我們可以把生態的悲與慘束之高閣,反之對預期的人養行星給予更正面的迎接心態;我們應擁抱科技(包括體系的風險、集權、及工業大規模),將其當作我們的天命甚至救星。」

美國馬里蘭大學的環境科學家厄爾.艾利斯(Erle Ellis),提出了一則激昂的信條,協助環境人士為新秩序作準備:

「停止去想拯救這個行星吧。自然已死。你們正活在一個二手的行星上。如果這點困擾著你,你就要克服它。我們現在活在人類世,這是一個地質時代,地球的大氣圈、岩石圈及生命圈都在人類的力量下改頭換面了。」

人類那駭人的摧毀力,靠的是什麼?

它表現在我們日常生活的一般實踐中,以及我們語言中不經大腦思考的語彙上。

克理斯繼續她的分析:以生物性淨化作用與貧瘠化之名進行霸占(或據為己有):耗竭地力與汙染土壤;萬物皆可宰殺;把上帝之威加諸於動物身上,使其在我們面前畏縮或潛逸;把魚重新命名為「漁業」、動物為「牲畜」、樹木為「用材」、河流為「飲水」、山頂為「超載」、海岸為「海濱勝地」,並將土地變更使用、生命趕盡殺絕及商品化等就地合法為「冒險創新事業」。

當然,熱衷人類世的人也並非完全缺乏在新秩序下保留生物多樣性的想法。

英國約克大學的保育生物學家克里廝.湯瑪斯(Chris D. Thomas)已著手發表大量對立的證據。他斷言,局部小地區滅絕的原生物種,將會與人類在全世界散布的外來種達成平衡。該專家對我們保證,不論這些生態系的生物多樣性是原本就低、還是經人類活動而導致貧乏,外來種皆有助於填補生態系之間的缺口。

外來種與殘存特生種的雜交,可進一步提升物種多樣性與物種數。同時,他還提醒我們必須記住,過去地質時代的大滅絕之後,都會有新物種大量出現。當然,這個過程得費時數百萬年。

看樣子湯瑪斯並不在乎,若未來的世代得知這樣的想法與做法,不知會惱怒成什麼樣子;靠演化回復生物多樣性,需耗時五百萬年或更久,比演化出現代人類的時間還長了數倍。湯瑪斯也不在乎大比例的外來種會轉變為入侵種──它們使全世界每年要多耗費數十億美元的代價。

如果地球生命襲產的保留工作,僅僅只是靠留下生物保育核心區做為安全處所,誰又會有其他的高見?

這裡就有一位──彼得.卡雷瓦(Peter M. Kareiva),「新保育」哲學觀點的前衛人士。他於 2014 年獲得美國自然保育協會(The Nature Conversancy)的科學主管一職,那是一個極具影響力的講壇職位。在他的公開演說與學術及科普撰文中,他是那些攻擊原野存在的頭頭。在他的意見裡,地球上已無原始地區的存在。

在「新保育」哲學觀點的前衛人士的意見裡,地球上已無原始地區的存在。圖/BY egorshitikov@Pixabay

人類長久占有的區域,理當開放給人類作更靈活的管理與賺取利益。他不要原野的地景,卡雷瓦只要「可用的地景」,該詞之意約與「不事生產」的地景相反;因此,他的論調更為經濟學人士與企業家所接受。

但是,此對原野之地的攻訐有詞源學上的基本謬誤。在美國《野地法案》中從來沒有「原始的」這樣的用詞。

卡雷瓦與其他想法相近的人也一定知道,「野域」一詞是指未為人類馴化過的、亦未受到人類駕馭驅策的地區。在保育科學的用語,「野域」指的是一處大面積之地,其內的自然過程未經人類特意擾動過,自然野地過著自然的過程,該處生命處於「自行其是」的環境。野域之內人口稀落,特別是那些世居者生活了數個世紀或幾千年,而未損及野域的主要特性。

同時,野域是實實在在的存在著,我會在稍後證實這點。野域不可說成是不存在的。

人類世的其他樂觀者另有不同的寄望:他們相信許多滅絕的物種可被重新賦予生命,只要我們能保存下來足夠的生命組織,繪製其基因序列,複製整個生物體。這個稱作「去滅絕」(de-extinction)處理,他們看上旅鴿、長毛象及澳洲像狼的袋狼等動物。這裡有一個假設的前提:

這些物種皆須保存著完整未受損傷的生態系,或在他處可以重新創設的生態系,以便可找到該物種原本的生態棲位。

基因工程可以創造出生物體,過往即有複製羊等例子。圖/BY Martin Pettitt@Flickr

印度布巴內什瓦爾州(Bhubaneswar)的生物技術學教授蘇布拉特.庫瑪爾(Subrat Kumar)在《自然》雜誌撰文,他不僅信仰去滅絕,還強力主張一項大型的新計畫:他準備以諾亞方舟的規模,讓已滅絕的生物體復活。對於那些擔憂已滅絕物種會太成功地四處散布、如「還魂屍」般燎原大地、並消弭其他物種的人,庫瑪爾追加一句安撫人心的話:

「任何復生的物種如果出現問題,可用基因工程設計輕易地弭除掉。」

就在這個時候,在大眾文學的領域,記者兼作家埃瑪.馬理斯(Emma Marris)提出一個令人愉悅的想像:把半野生的物種留做人類的利益,讓它們四處分散到一個新的智慧行星的花園裡。在她看來,我們應毫不遲疑地放棄自然存在的野地的想法:這個想法是在美國生產上市的「迷信」,曾經「潛伏在保育組織的宗旨裡」,並遺憾地已然操縱著「整個自然書寫與自然記實影片。」馬理斯警告道,這種誤導的想法必須要修正。我們做為這個行星的統治者之真正角色,是把生物多樣性轉換為一個「全球性、半野生,放在由我們照料的自由自在的園區裡。」

在我印象中,對於那些最不受重視與終究會被荒棄的原野之地,及其繽紛的生物多樣性,其間庇護的居民往往就是上述這一批人,但他們卻對此原野之地及其生物多樣性毫無親身之體驗。

就此議題,我想引述偉大的探險家與博物學家亞歷山德.馮.洪堡德的話:

「最危險的世界觀,是那些沒見過世界的人的世界觀。」

這句話很貼切,無論在他的時代與我們的時代,同樣地顛撲不破。


 

 

本文摘自《半個地球:探尋生物多樣性及其保存之道》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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