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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對立沒有特效藥:從認知科學找到社會衝突的原因與解法

從心理學哲學思考,找出社會對立原因

為何不同立場的支持者,總深信自己才是正義的一方?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洪子偉,探討社會心理學家海特的認知模型,結合自身經驗與論點,試圖找出化解社會衝突的解方。

哲學學門的洪子偉,曾加入特戰部隊,擔任烏干達衛教講習員、盧安達醫院助理。圖/張語辰 攝

從台大哲學系畢業後,洪子偉自願加入空降部隊,經歷兩年的特戰訓練生活。當年研究所落榜後先去當兵,恰好遇上前總統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引發台海的緊張局勢。

當時國防部雖然頻繁透過記者會安撫民心,但沒人知道能否像 1996 年飛彈危機化險為夷。他想,如果要打戰,便要加入最強悍的部隊。後來戰爭沒有爆發,卻發生九二一大地震,隔年在谷關參與重建,也曾擔任首次政權和平轉移時的戰備任務。

面對地震後滿目瘡痍的屋舍,頓時覺得自己變得很渺小,產生了與台灣命運相羈絆的心情,也有更多關懷社會的體悟。

投入哲學領域的契機:台大哲學系事件平反

洪子偉在高三時遇到了「台大哲學系事件」的平反。當時全國媒體都在報導台大哲學系作為「社會良知」在戒嚴時期遭整肅的經過,他便以台大哲學系作為第一志願。

在就讀期間,洪子偉對「政治哲學」與「道德哲學」漸漸產生興趣,但後來發現,許多理論爭議來自後設的語言定義。

例如:什麼是「正義」?對正義的概念有很多詮釋,如效益主義與義務論就分別從行為的結果與過程來決定。但光是什麼才算是「結果」或「過程」?不同哲學家就有完全不同的定義。許多理論上爭論,其實只不過是語言定義上的爭論。

因此,洪子偉在台大哲學系讀碩班時,以古典邏輯和非古典邏輯在語義上的爭論為研究主題,而到了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攻讀心理學哲學碩士、哲學博士時,仍以語言為研究核心,並主修當時在台灣學不到的「認知科學哲學」,以語言與認知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題目。

參與國內外非營利組織,關注社會不平等

洪子偉在大學期間,投入不少國內的非營利組織,當時學長在臺灣勞工陣線、學姊也介紹到勵馨基金會打工。在非營利組織中,逐漸認識社會的不平等結構,也促使他在英國讀書時參與國際特赦組織。

「台灣有許多對特定議題感興趣的年輕人,願意投入非營利組織工作。然而,在英國的國際特赦組織的經驗,發現跟臺灣並不一樣。參加聚會的成員大多年齡層較高,成員來自其他國家的留學生、失婚婦女、記者或少數族群」洪子偉回憶。

事前預防總比事後解救好,當時他們常透過寫信的方式,對英國議員針對特定議題進行施壓,後來國際特赦組織的工作重點轉為教育推廣,關注的議題對象包含剛果跟中國的人權問題、英國的家暴婦女與種族問題等等。

解決社會對立,沒有特效藥

從柏拉圖的《理想國》開始,幾千年來人類都在尋找一個烏托邦的典範。後來,人們開始轉而探討「人類的本質」以及「人們是怎麼思考」,探討人類的推理及理性思考實際上是如何運作,了解運作的機制後,才能在機制的現實限制下,思考理想社會的典型。

多元價值是民主社會的寶貴資產,適度的對立與競爭也有助於進步。然而當社會衝突加劇,卻可能危及民主國家的運作效率與互信基礎。國內鬧得沸沸揚揚的死刑與同婚議題,雙方立論的前提預設就是不同,結論自然南轅北轍。

按照海特的認知模型,這是很難達到共識的,因為當人們面臨道德判斷時,「直覺」會先於「理性」。

有別於海特 (Jonathan Haidt) 的論點,另一位學者格林 (Joshua Greene) 則是提出「雙重程序模型」,格林認為:人們在面臨抉擇時,會在直覺與理性兩種模式中切換。

目前學界對人類如何思考做決策尚無共識,大家研究得越多,越是發現知道的少。要進一步找出化解社會對立的解方,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但有一點值得樂觀的是,哲學問題的研究,從啟蒙時代的歸納、演繹法,到邏輯形式化(數學化)與語言分析,現在甚至能透過磁振造影紀錄大腦對特定議題的反應,在方法論與研究工具上已有很大的進步。

研究海特的認知模型,探討社會對立原因

在洪子偉發表的論文〈化解社會對立?海特的認知模型及其批判〉中,他剖析海特的認知模型,並提出論點補充。過去的經驗,讓洪子偉對研究海特的模型有更深一層理解。

圖/研之有物

洪子偉認為海特雖然矯正了過去啟蒙時代高舉的「理性至上」想法,然而,卻過度強調「直覺」的重要性,有些矯枉過正。奠基於海特的模型,洪子偉提出三點補充,盼拋磚引玉思考如何化解社會衝突:

1. 製造「個人直覺衝突」:當直覺無法產生立即判斷,則可讓理性介入以衡量更好的方案。

相較於海特建議「緩和」直覺判斷的環境,洪子偉認為製造直覺的「衝突」可使大腦啟動推理程序,來尋找其他線索以供判斷。他以哈普林 (Eran Halperin) 研究以巴衝突的容忍實驗為例,當人們突然聽到敵對陣營的人自我批判,說出有違直覺的反省言論時,會逐漸理解到對方不是只有單一價值,而比較願意聆聽對方意見。

2. 擴大我群認同的範圍,有助於凝聚團結。

共同威脅也有助於擴大我群認同的範圍。洪子偉舉例,1920 年前台灣島上的泉州人、漳州人有各自的認同,但在面臨日本同化政策的壓力下,逐漸發展出「台灣人」的概念與認同。當前台灣面臨中國越來越多文攻武嚇的威脅,對形塑共同體是很重要的契機。

洪子偉再以徵兵制為例,大部分的人只從軍事角度探討徵兵制,但事實上它對社會穩定與形塑共同體也有幫助。這與海特的「社群直覺模型」中所提到的「共感經驗」,或抑制團體中自私行為的「蜂巢開關」不謀而合。

海特所指稱的共感經驗,是指當不同團體的人們有相同目標或威脅時,會抑制自我意識。而蜂巢開關則是指人們在自私的情況下,仍能發展出有限利他的團體感,只要當團體感的開關(也就是蜂巢開關)被打開後,人們會傾向幫助同團體中的成員。

徵兵制源自法國大革命要求所有公民(成年男性)負有保衛共和的責任。當巴黎 2005 年爆發失業青年的示威時,不少評論把部分原因指向 2001 年取消的徵兵制,切斷了少數族群、新移民與國家的聯繫。來自不同社會階層與文化背景的人民,少了團體交流、發展共感的機會。當國家政策與個人利益相衝突時,只能以砸車焚屋等暴力來反抗。

有鑑於北歐國家如挪威和瑞典的男女皆需從軍,洪子偉認為自由不是免費的 (freedom is not free) 。而全面徵兵若「實施得宜」,在同一個屋簷下共同生活的經驗,對於不同社會階級之間的相互理解,或甚至是階級流動都有幫助。

3. 鍛鍊理性推理的能力,並培養同理心。

洪子偉認為,海特忽略了「時間」這個變項在決策與道德判斷上的角色。不少實驗指出,若將判斷的時間延後,大腦比較會做出效益主義式的全盤考量。所以當與人發生重大價值衝突時,先冷靜別急著做判斷。

此外,培養理性推理的能力也有助於排除較情緒性的判斷。這並不限於學校教育,例如哲學星期五、哲思台灣、沃草烙哲學或哲學新媒體等新興哲普團體,提供了批判思考與對話的機會。

最後,即便對立雙方都願意用相同理性方法推理與討論,但由於用來推論所預設的前提就是不同,不見得會有相同結論。這些基本預設常涉及核心價值,只能透過同理心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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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採訪編輯|王怡蓁     美術編輯|張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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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著作由研之有物製作,以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4.0 國際 授權條款釋出。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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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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