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容易手滑？問問大腦的「價值評估系統」──《用大腦行為科學玩行銷》

當某人以不現實的想法來安慰自己，我們就可以說他「望梅止渴」。讓我們造個句：

我想到埃及看金字塔，可是沒錢、沒時間，只能以圖片望梅止渴。

望梅止渴和畫餅充饑的意思差不多，都是在心理上安慰自己。

為什麼望梅可以止渴？梅子很酸，當有人說到梅子的時候，就會流出口水，因而暫時不覺得渴了。這個成語出自南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曹操行軍途中，士兵們乾渴難耐，曹操就騙士兵們說，前面有片梅林，梅子都熟了，又酸又甜，士兵不禁流出口水，趕了一段路，雖沒看到梅林，卻找到水源。

巴夫洛夫的制約實驗

其實望梅止渴是有科學根據的。在心理學上，將學習分為幾大類，其中一類就是制約反應，亦即動物經過訓練後，會產生一定的「聯想」，因而產生一定的行為。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巴夫洛夫的制約實驗。

巴夫洛夫每次餵狗的時候，就搖鈴鐺，久而久之，即使只搖鈴、不餵狗，狗也會流口水。巴氏稱第二刺激──鈴聲，為制約刺激，對制約刺激所產生的反應，即制約反應。

巴夫洛夫是俄國人，生理學家，1904 年榮獲諾貝爾生理醫學獎。他在 20 世紀初所做的一系列制約實驗，為學習研究奠定生理學基礎，在科學史上具有泰山北斗般地位。

再來看看曹操的望梅止渴。曹操精於權謀，深知心理。梅子是酸的，吃梅子的時候，舌頭上的味蕾受到刺激，經神經傳導到腦，再由腦發出命令，促使唾液腺分泌唾液。經過若干次經驗後，一聽說梅子，立即引起酸的「聯想」。換句話說，梅子可以和「酸」一樣，引起流口水的反應。

早了 1400 年的發現？

巴夫洛夫的「搖鈴流涎」實驗，看起來沒什麼，但經過歸納、演繹，卻開創出一整套學問。歸納、演繹正是科學精神（或方法）。科學和非科學的分別，就是會不會從簡單的事象，推演出有系統的理論。

曹操是 2 世紀的人，如確有「望梅止渴」的事，就要比巴夫洛夫早上 1700 餘年；即使是劉義慶杜撰的，也比巴夫洛夫早上 1400 餘年。可惜曹操的望梅止渴是用來騙人的，並沒歸納出什麼理論，和巴夫洛夫的實驗不能相提並論。

在歷史上，類似望梅止渴的事例甚多，唐代張鷟的《朝野僉載》有段記載特別有趣：有位孝子母親死了，每次痛哭，都有鳥群飛過來，地方官員以為孝感動天，就報告皇帝表揚。後來才知道，孝子每次哭的時候，都會在地上撒些食物，鳥兒爭著來吃，經過多次「訓練」，鳥兒只要聽到哭聲就飛過來了。

現代人大約是二十萬年前在非洲演化出來，然後在十萬年前左右開始擴散到全世界。基因證據顯示，我們在剛演化出來時曾經遭遇過一場未知的重大事件，絕大部分的人類都在這場事件中死亡，因此現今全世界人類的血脈，都可以追溯到同一群為數不多的祖先。也因為這樣，和黑猩猩或大猩猩相比，人類整體的基因多樣性小了很多。

事實上，經過那場大災難後，人類的數量只剩下不到兩萬人；如果當初沒有離開非洲的話，人類很可能會就此滅絕，因此這場大遷徙對人類的存亡至關重要。

我們可以從這段近乎滅絕的過去，理解到遷徙的重要性。如果物種一直集中在某個小地方，就有可能因為一場乾旱、瘟疫或是其他意想不到的災難，徹底從世界上消失；而散布到不同的地區就像是買保險，就算一個族群被消滅，也不會整個物種消失。

根據現代人遺傳標誌的出現頻率，科學家估計早期人類大約是在七萬五千年前遷徙至亞洲，然後在四萬六千年前抵達澳洲，至於進入歐洲又要再經過三千年。移入北美則是非常近期的事件，大約發生在三萬到一萬四千年前之間。

如今，人類幾乎占據了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但我們這麼做並不是因為害怕滅絕的風險。

冒險基因

實驗發現，餵食多巴胺藥物的老鼠會出現更多探索行為。這些老鼠會更常在籠子各處打轉，也會更積極進入不熟悉的環境。那麼，早期人類會不會也是因為多巴胺的影響，才離開非洲向全球進發呢？為了找出答案，加州大學的科學家們彙整了十二份基因研究的資料，比較多巴胺基因在世界各地的出現頻率。

他們把重點放在編碼 D4 多巴胺受體（DRD4）的基因。

不知道各位是否還記得，多巴胺受體是一種蛋白質分子，會附著在腦細胞外面，等待多巴胺分子經過並捕捉這些物質；當受體捕捉到多巴胺，就會在細胞內引發一連串化學反應，改變細胞的行為。

前面討論尋求新鮮感和政治意識形態的關聯時，就有提到這個基因，也說過基因會有不同變化型，稱做等位基因；等位基因代表著基因編碼中的微小差異，正是這些差異賦予了人們各種不同的性格。

較長的 DRD4 基因，比如 7R 等位基因，會讓人更願意冒險。這些人耐不住無聊，會更積極追尋新體驗；他們是冒險家，喜歡探索新地方、新想法、新食物、新藥物。當然，他們也不會放過做愛的機會。全世界每五個人裡就有一個擁有 7R 等位基因，但不同地區比例差異很大。

多巴胺愈高，走得愈遠

研究人員採用的基因資料涵蓋了北美、南美、東亞、東南亞、非洲和歐洲等史前人類最主要的遷徙路徑。分析結果清楚顯示，分布愈靠近遷徙起點的族群，就愈少人擁有較長的 DRD4 等位基因；距離起源地愈遠，這些等位基因就愈普遍。

其中一條遷徙路徑從東非開始，經東亞穿越白令海峽，抵達北美洲後又繼續往南美洲前進。這是人類最長的遷徙路徑之一，而研究人員也發現，在走到終點的南美洲原住民裡，擁有長多巴胺等位基因的人，比例竟高達百分之六十九，位居全路徑之冠。而遷徙距離較短、選擇在北美洲定居的族群中，只有百分之三十二的人擁有這類等位基因；中美洲原住民則介於兩者之間，這類人占了百分之四十二。平均來說，每遷徙大約一千六百公里，擁有長等位基因的人口就會增加百分之四點三。

確定 7R 等位基因和族群的遷徙有關後，下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會這樣。這些基因為何會在長途遷徙的族群裡這麼普遍？最明顯的答案是因為多巴胺會讓人不知滿足、坐立難安，並想要得到更多。

在多巴胺的影響下，人們會渴望更好的生活。正是這樣的人才會離開既有的社群，前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本文摘自《欲望分子多巴胺：帶來墮落與貪婪、同時激發創意和衝動的賀爾蒙，如何支配人類的情緒、行為及命運》，2023 年 1 月，臉譜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的科幻小說經典《沙丘》（Dune）裡面有一段情節，是要看看主角能不能抑制當下的動物本能，證明自己是人。

老婦人要主角把手伸進黑盒子裡，承受難以想像的痛苦，同時拿一根毒針抵著主角的脖子，如果主角把手抽出來，就刺下毒針結束他的生命。老婦人說：「你知道動物落入陷阱的時候，會咬斷自己的腿逃走吧？但只有動物才會這麼做。人類會待在陷阱裡，忍痛裝死，這樣才能殺死設下陷阱的人，從此消滅族人的威脅。」

決定情緒表現

某些人天生就比較會壓抑情緒，部分原因，就是每個人的多巴胺受體密度和性質未必相同。

多巴胺受體決定多巴胺分泌的時候，大腦會有怎樣的改變，它跟每個人的基因有關。研究人員測量受試者腦中的多巴胺受體密度（包括受體的數量有多少，以及排列得多緊密），比較受體密度與「情緒疏離程度」（emotional detachment）之間的關係。

科學家用受試者有多麼願意分享個人資訊、有多麼願意與他人交往，來測量每個人的疏離程度。結果發現，多巴胺的受體密度，與受試者的情緒疏離程度呈正相關。受體密度高的人，情緒也比較疏離。另一項研究中，疏離程度得分最高的人，認為自己「冷漠、孤傲、容易記恨」；疏離程度最低的人，則認為自己「太愛照顧別人，容易被利用」。

人們的「疏離程度」大部分介於中間，既不冷漠，也不會天天想要照顧別人，而是依環境決定會怎麼做。當目標在我們身邊，近距離直接接觸，或者當我們關注當下，我們腦中的「當下分子」迴路就會啟動，讓我們變得溫暖而重感情。

但當目標遠在天邊，當下看不到摸不到，或者當我們進行抽象思考或關注未來，腦中的理性層面就會浮現，讓我們變得不近人情。倫理學的「電車問題」，就清楚顯示這兩種思維都在我們腦中：

失控的列車沿著軌道衝向五名勞工，如果什麼都不做，他們必死無疑。不過軌道旁邊剛好有個路人，只要把他推到軌道上讓列車撞死，列車就會減速，五個勞工就能及時逃脫。是你的話，會把路人推下去嗎？

在這種敘述情境中，大部分的受試者都無法把路人推到軌道上，他們會說即使是為了拯救五個人，也無法親手殺死一個人。他們因為腦中的「當下分子」而產生同理心，壓過多巴胺的理性計算。

故事敘述的方式，讓受試者覺得路人就在自己身邊，把他推下軌道的感覺會留在手上；這時候，「當下分子」就會大量分泌，除了最疏離的人以外，幾乎都無法下手推人。

離得夠遠，就殺得下手？

不過既然五官感受得到的周圍區域，最容易受到當下分子的影響，那麼如果逐漸遠離現場，當下分子是不是就沒那麼能夠影響決策？當我們離自己得殺的人愈來愈遠，當我們從當下分子掌控的周圍區域，退到多巴胺掌控的外界區域，我們是不是就更願意，或者說更能夠用一個人的性命來交換五個人的性命？

我們可以先從消除身體接觸開始。假設你站在一段距離之外，手裡握著一個軌道開關；電車正衝向五個人，但你只要扳動開關，電車就會駛向另一個軌道，撞死一個人。這時候，你會扳動開關嗎？

接下來請退得更遠。你坐在辦公桌前，控制全國火車的行駛路線。忽然電話鈴聲大作，幾千公里外的鐵路工人說列車失控，即將撞上五個人；你只要按下手邊的開關，就可以切換軌道，但會讓電車撞死一個人。這時候你會按嗎？

最後我們來到最抽象的情境，一個「當下分子」幾乎無從作用，幾乎只剩下多巴胺的情境：你是鐵路系統工程師，正在設計各種緊急應變方案。你在鐵軌旁邊安裝了攝影機，可以即時蒐集鐵軌上的資訊；而且寫出了一個程式，可以根據當下的狀況即時切換列車軌道。你會讓這個程式在未來遇到電車問題的時候，犧牲一個人去拯救五個人嗎？

這幾個敘述方式差異很大，但結果其實都一樣：
如果要拯救五個人就得殺掉一個人，如果不想殺人就得放五個人去死。

但不同的場景引發的反應卻不相同，很少人願意親手把人推到鐵軌上；但絕大多數的人都毫不猶豫地讓程式切換鐵軌，盡量減少死亡人數。這就好像我們腦中住著兩顆完全不同的心，其中一顆心只根據理性來判斷；另一顆心則很重感情，即使知道對大局不利，也無法下手殺人。

理性的心只在乎能活下來的人愈多愈好，感性的心卻同時在意其他事情。

多巴胺迴路的活躍程度，大幅影響了我們偏向哪一顆心。

——本文摘自《欲望分子多巴胺：帶來墮落與貪婪、同時激發創意和衝動的賀爾蒙，如何支配人類的情緒、行為及命運》，2023 年 1 月，臉譜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